最早提出“包產到戶”的河南省委書記耿起昌，為何會被開除黨籍？

1978年11月，安徽鳳陽小崗村18位農民在一份不足百字的“包干保證書”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將村內土地分開承包。此舉，被譽為開創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先河。

但其實，最早實行“包產到戶”的并非小崗村，而是河南新鄉。早在上世紀50年代，時任新鄉地委書記耿起昌就開始大力推行“包產到戶”，比小崗村早了20年。

當時，耿起昌提出了“包工到戶、定產到田”的機制，讓農民超產獎勵，旨在提高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但由于該政策太過超前，加上又處于當時特殊的歷史環境之下，耿起昌最終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不過，他很快就獲得了平反，并且此后連連晉升，先后擔任新鄉地委第一書記、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河南省委書記等職，成為名震一時的人物。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耿起昌最后卻被開除了黨籍。那么，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耿起昌，1915年出生于山西省昔陽縣，與后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陳永貴是同鄉。

1938年，23歲的耿起昌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此走上了革命道路。抗戰勝利后，耿起昌被調到河北太行行署工作，歷任科長、太行四專屬專員、地委委員等職。

建國初期，耿起昌又調任河南新鄉專員公署副專員。從這個時候起，他的命運便與這片土地緊密相連，一段扎根基層、造福一方的奮斗歷程由此拉開了序幕。

耿起昌工作認真、成績顯著，短短幾年的時間就被提拔為新鄉地委書記、軍分區第一政治委員，前途不可限量。

此外，他還是一個敢想敢干、勇于開拓的領導干部。1958年，全國大搞人民公社化運動，推行“一大二公”，造成了全國“五風”（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和干部特殊化風）泛濫，尤其是“共產風”和“生產瞎指揮風”，更是嚴重挫傷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生產管理一片混亂。

作為一名長期在基層工作的領導干部，耿起昌深知這樣的混亂局面對農民生產、生活的影響之深，他還曾將其形象地概括為一句順口溜：“出工敲破鐘，到地一窩蜂；走路一條線，到地一大片；干活卻不多，等于碾一遍。”

既然意識到了問題，那么就要想辦法改正。于是，耿起昌大膽提出了“包工到戶，定產到田，個人負責，超產獎勵”的農業生產管理機制，并積極倡導推行。值得一提的是，這也被視為后來“包產到戶”政策的早期探索。

事實上，早在1956年，新鄉地委在全地區實現農業高級社后不久，就開始大力推行“包工包產到隊、固定3年不變、超產獎勵”的管理機制了。

然而，此舉卻遭到了主管全省農業工作的一位省委書記的批評，稱其“架空了高級社，把高級社變成了‘周天子’”。

到了1958年中旬，新鄉推行的這種“地段責任制”又被省委批判為“右傾保守”主義，新鄉地委還為此向省委寫了書面檢查，責任制也隨之取消，沉寂了近半年之久。

盡管受此“挫折”，耿起昌也沒有放棄，他仍繼續堅持“包工包產到戶”的“地段責任制”。

然而，在當時那樣的歷史背景下，耿起昌此舉被認定為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有意見，有不滿情緒等等。有人甚至還列舉出了這種機制的所謂“十大罪惡”。

1958年8月，“廬山會議”后，一場聲勢浩大的“反右傾”斗爭在全國拉開了帷幕。

耿起昌所在的河南新鄉自然也不能例外，在同年召開全省三級干部會議上，耿起昌被認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并將其作為典型材料上報中央。而這也就意味著，耿起昌從全省的右傾典型升級為了全黨的右傾典型。

事實上，除了耿起昌堅持搞“地段責任制”得罪了當時省委的幾位主要領導外，在當時省委錯誤開展的反“潘、楊、王反黨集團”斗爭中，他也表現得比較消極。另外，面對省委虛報糧食、鋼鐵產量和大辦食堂、水利等“左傾冒險主義”的做法，耿起昌也表示反對，因此得罪了不少人。而這也為他日后的種種磨難埋下了種子。

事實證明，這場“反右傾”的斗爭，給新鄉地區的國民經濟建設造成了極大的破壞。據相關史料記載：1961年，新鄉地區的糧食總產量為9.89億斤，比1957年減產43%。

但很快，這種局面就發生了轉變。

1961年1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教員首次提出了“大興調查研究之風”的號召，并提出該年要成為“調查年”和“實事求是之年”，老人家更是身體力行，親自帶領工作組到南方各地調查研究。在此期間，教員還特別關注到了一個人，他就是——耿起昌。

隨后，時任副總理的譚震林遵從教員的指示，帶領調查組來到了河南新鄉縣七里營公社蹲點調查，并組織召開了公社全體干部大會。

會上，譚震林為“地段責任制”正了名；會后，他又叫人把當時已經被調到安陽機床廠擔任副廠長的耿起昌叫到七里營參加調查組，之后又派他到八柳樹大隊擔任調查組組長。事實上，這等于給他恢復了工作，為日后平反奠定了基調。

之后，教員在多次講話中特別提到了耿起昌，說他是個老實人，有先見之明，把他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是錯誤的，要堅決給他恢復名譽，仍當地委第一書記。

教員的這番話，算是他代表中央和本人，親自為耿起昌在政治上徹底平了反。

同年7月，改組后的河南省委在召開的三級干部會議上，正式宣布為耿起昌平反，同時任命其為新鄉地委第二書記。幾個月后，又正式任命為新鄉地委第一書記。

在此后數年間，新鄉地區的農業生產力不斷提高，到1965年，全區糧食總產量達到了15億斤，棉花總產量3825萬斤，比1956年增長了4.42%。而與此同時，耿起昌的職位也是一升再升，先后擔任河南省革委會副主任、河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中央候補委員、中央委員等。

然而，1978年后，他竟從省委書記、中央委員的高位上掉到了鄭州市蔬菜研究所副所長的位置上。不僅如此，在這之后，他又因在“特殊時期”犯有嚴重錯誤，被開除了黨籍，1983年又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

但遺憾的是，文史君查閱了很多文獻資料，仍未找到耿起昌究竟犯了哪些錯誤，或許是出于保密等原因吧，所以才未公開。

在這之后，耿起昌就逐漸淡出了人們的視野，后于1991年因病去世，終年7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