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不想管、不好管、不敢管”的那些人，怎么辦？

鄉村“不想管、不好管、不敢管”的那些人，怎么辦？

碧翰烽/文

鄉村社會治理，總是不能繞開這樣一些人。這些人，鄉村組織不好管，有的甚至不敢管，還有的就是不想管，管理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1：心里過不去那個坎！

當年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時候，曾有一位領導講過一個現象。說的是某某村子，有群眾舉報村里一條河道內存在違法養殖，污染水源，威脅河道安全，后來領導帶著執法人員到村里調查，發現果真如此，于是決定采取執法行動。

可是，隨行的村支書竟然面有難色，“領導，這可不好辦啊。”

領導有些詫異，這有什么不好辦的，依法執法，保護環境，條條都有依據。村支書解釋了一些理由，最令人費解的竟是，“承包這條河道養殖的老板是一個勞改釋放犯。”潛臺詞中，就是這個人不好惹。

領導聽了更是氣憤，“勞改犯怎么了？難道他們還有特權不成？”

事后領導很是感慨，如果連鄉村組織都怕這樣的人，正氣怎么伸張。

令人慶幸的是，隨著近些年來的掃黑除惡，這樣的現象已經大大改觀。像當年刑滿釋放犯那樣的“威風”，如今在基層大大減少了。比如村干部隊伍當中的“刑釋人員”已經被清理，還有刑釋人員也不敢再拿自己的“坐牢”經歷耍威風、講狠。

不過，對于刑釋人員的幫教安置，仍然是基層工作需要做的。或許有人不理解，覺得為什么要去幫助他們，可事實上，如果不幫助他們，他們就可能被社會所歧視、所淘汰，最后又會危害社會。

不要說社會上不理解，就是鄉村里的干部也不一定理解。一次走訪某村時，一位村支書講述了他們村里的一名刑釋人員，當年因為強奸罪被判刑，出獄的時候已經快70歲了，身體又多病，監獄通知鄉里去接人，出發前大家還不知道這名刑釋人員的具體情況，后來得知他曾犯的罪名時，同行去接的幾個人心里頓時感覺不是滋味。

但是沒有辦法，快70歲的年紀，村里也沒有直系親人，種地也不可能，后來鄉村一起想辦法，將他送進了養老院。

盡管如此，一位村干部還是告訴我，“心里過不去那個坎，為何要幫助他這樣的人？“

2：精神病人管理的難題。

隨著經濟社會發展的加快，伴隨的也有人們心理問題的增多。如果加上抑郁癥的話，今天有心理問題的人數可是不少。

我在走訪村里的過程中，不少村支書都談到了精神病人管理的難題。一方面如何防范自殺傾向，現在有心理問題自殺的可是存在，尤其有的是年輕人；另一方面就是如何防范暴力傾向，不讓他們威脅他人生命安全。但是難度之大，遠非當下的基層能夠完全解決。

一是，有些精神病人的家庭，生活大多相當困難，無論是給孩子治療還是監護，能力都還不夠。因為父母幾乎被這個孩子所困擾、所牽累，哪有多少時間去發展生產、外出打工、增加收入？

一位村支書告訴我，他們村里有2名精神存在暴力傾向，2家都是低保戶，年齡都在三十歲左右，發作時砸過銀行柜員機，打過父親。平時看起來很正常，發起病來真是不可預防，只能時時監督他們吃藥。

還有一個村，村里有3名暴力傾向的精神病人，也都是30多歲，2男1 女。三個家庭都是低保戶，父母也只能是在農村務農，無法外出打工。有一年冬天，其中一男的精神病人持菜刀追著7人趕，其中還有一名孕婦，給幾位村民造成了輕微傷的后果，結果賠了8萬元。

二是，隨著父母年齡的偏大，有精神病的孩子又在慢慢長大，監護能力自然而然會減弱。

某村有個精神病人，今年已經四十多歲了，有暴力傾向，其父母七十歲了，身體也不好，根本看護不好這個兒子了。村支書告訴我，為了不生事端，他們村里派了一名退職的村干部，定期到其家里看望，叮囑及時服藥。

還有一位60多歲的精神病人，出走失蹤20多年，突然有一天回到村里，可是無兒無女，又有花癡、打小孩等傾向，村里只好將他送到精神康復醫院，幫助解決了低保。

三是，治療費用也還存在一些問題。據一位縣級精神康復醫院院長介紹，他們院里收治的病人常年有上千名，不少具有暴力傾向，可是費用存在大問題，使得醫院運轉困難。一者有精神病人的家庭困難，根本難以承擔治療費用，但又不可能不治，不然到社會上就有危險；二者有些政府強制醫療的對象，也往往是費用得不到落實。

據基層反映，目前管理精神病人，沒有什么好的辦法。一是主要依靠父母等監護人，二是送醫院治療。但醫療費用不小，有的父母監護能力弱，還有責任難到位。而基層組織也受制于人力、財力、能力的制約，使得監護、看護做不到位。

特別是有些心理偏執的人員，就連基層干部也覺得沒有多大把握，畢竟大家也不懂心理知識，有時候說話難得說到一起，處理問題更為棘手。

3：青少年的問題難管。

有位村支書說，現在農村有個怪象，就是年老人在做事，年輕人在玩。

如果向村干部問起吸毒人員的情況，村干部一般還是能說出幾個人的姓名，但問他們現狀如何，一般就難以說得上了，因為他們大多在城里廝混，平時村里也不好問、不想管、更難管。

某社區一名吸毒人員，30多歲，未婚，無業人員，患有乙肝、肺結核等病，多次到社區揚言要錢買毒品，報警后派出所也很為難，說關不進去，除非有事實行為。他的哥哥每年要給他錢，社區每年也要給他幾千元。后來終因“以販養吸“涉嫌犯罪被抓。

還有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缺乏正常的父母關愛，隔代撫養的，不少有溺愛問題，加上網絡游戲和不健康書籍等影響，使得少數留守兒童沾染惡習，甚至走上違法犯罪。

某村一名16歲中學生，生下不久，父母就離婚了，父親常年在外打工，母親在他3歲后就跟人家結婚了，平時都是爺爺奶奶看護的。讀初三那年，他竟跑到一戶人家先偷了2萬元，過了10天后又想偷6000元，結果被抓住了。偷來的錢，他買了2部手機，充QQ幣，花得只剩幾千元。報警后，村里出面進行處理，打電話給其父親，說不回來，也不管，母親根本聯系不到人，后來還是由姑媽湊錢進行了賠償，最后警方考慮是未成年人，以教育為主，沒有采取司法措施。

這位村支書說，像這樣的父母，完全不履行監護責任的，法律該怎么懲處？沒有可操作性的細則，僅僅民事責任，都可以拒不履行。而現在的未成年人犯罪，法律都是從輕、減輕甚至免除的。

4：不是村里原因導致的上訪難題。

在村里走訪時，村干部都會頭疼于當下的上訪難題，不好處理，也很棘手。

為什么會引發上訪？原因很復雜，這是一個發展的必然現象，短時期內不可能消除。因為村干部的原因導致的上訪，當然要由村里負責，并要追究責任。

不過，有一些上訪人員，卻不是村里造成的，只是因為戶口在村里，按照屬地管理原則，要盡到職責。

這里面又有不少是歷史遺留問題。比如一位村里的上訪人員，多年前因為受傷，得到過賠償，并且結了案。可是事隔多年，又提出要賠償。

有位山村的村支書說，他們村里有位改制企業員工，60多歲了，患有職業病，當年改制時給他補償了，辦了低保。現在又提出要求補償幾十萬元。這本是歷史遺留問題，而且也不是村里的企業，村里如何處理？

但責任還是要盡到的，村里想了不少辦法，主要就是感情上投入，從生活細節上給予關心關愛。村支書通過和他的日常交往當中，時不時請他吃個早餐，讓他搭個便車，幫他出個小錢，慢慢地變成他親近的人。還和他的兩個子女多方溝通，幫助一個找了份鄉里的工作，另外一個也通過他村里的同學做工作，慢慢地大家都敞開心懷。

村支書感慨，農村人還是講感情的，最終在鄉里的幫助下，每年落實了免費治療的費用，低保給其提了標準，還辦了臨時救助，特別是還給他找了份村里的臨時工作崗位，多少有點工資收入。慢慢的，他就不再上訪了。

然而，這樣的一些處理也畢竟有限。有些問題，村里也沒有很好的辦法，資源只有那么多，而且也得依法依規。解決問題，還得是誰的問題誰負責。

5：激發村民自治活力。

治理好一個村子，一個重要的措施，還是要激發村民自治活力，讓大家都成為治理的主體，而不只是被管理、被服務的對象。

首先要守住法治底線，不能讓老實人吃虧，不能讓壞人得利。在這個方面，過來有些問題，那些老老實實聽話的村民，往往就有上當吃虧的感覺。比如有極個別上訪者，如果找到上級給了錢，回村后還吹牛、炫耀，讓人覺得“會哭的人有奶吃“。比如在取消農業稅費之后，曾經就規定不得通過抵扣補貼來追繳欠稅，這就讓那些老老實實交稅費的村民感到吃了虧，對他們其實是不公平的，也會造成一個不好的導向。

在這個方面，重點就是要村干部帶頭，黨員帶頭。現在有的村干部只考慮自身的利益，還欺壓老百姓當村霸，處理事情也不公平，搞關系保、人情保，這樣一些問題，讓老百姓深惡痛絕，壞了基層的形象。對于這些危害百姓的“蒼蠅“，就要依法依紀嚴肅處理，絕不能姑息。

還有少數黨員的覺悟實在不敢恭維，他們只講自己利益，不講義務。有的地方黨員開個會，還要發錢才能來。

其次要純潔民風，讓正氣成為主流，讓好人揚眉吐氣。這些年，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影響，金錢至上的觀念不斷滲透到村里。

比如村里打牌賭博成風，好逸惡勞、不講衛生的現象令人憂慮。

一位村支書說，這些年農村大搞人居環境整治，衛生環境得到了大為改觀，當年農村臟亂差的現象正在得到解決。他說，當年有一個村民小組是最臟的，如今卻是最干凈的，村民不僅搞好自家的衛生，還自發地清理路邊的雜草，栽上了花草，成了名符其實的美麗鄉村。

這位村支書介紹了村里工作的經驗，就是通過廣播會進行通報，講衛生的給予表揚，不講衛生的戶就點名通報。他坦言，為此他還到那些特別懶的戶去罵過人，說他們不講衛生不干活。

最后，就是要多聽民意，讓老百姓自己做主。村規民約，不能寫在紙上，也不能掛在墻上。像治理人情風、殯葬改革等移風易俗的事情，就要大家一起商量，不能搞行政上的一刀切。還有低保戶、貧困戶的認定，除了用大數據精準掌握情況之外，也要聽聽大家的意見，接受大家的監督。還有一些村里的小矛盾、小糾紛，也不妨多由村民們參與，大家來評判，看看如何化解最好。很多時候，這樣的效果會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