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即戰爭：從“絕對決心行動”看現代定點清除的體系化革命

作者：徐秉君（華語智庫高級研究員、新華社瞭望智庫特約軍事觀察員）

美軍直升機 在 委內瑞拉 如入無人之境

當 委內瑞拉總統 馬杜羅還在為每晚更換不同安全屋而感到安全時，他的位置坐標已通過內鬼和無人機，實時傳送到數千公里外的美軍指揮部。

2025年12月 1月3 深夜，美軍超過150架飛機從西半球20個不同基地起飛，代號“絕對決心”的突襲行動拉開序幕。幾乎在同一時期，以色列情報部門利用數十年積累的間諜網絡，對伊朗12名關鍵核科學家實施了精準清除。而在莫斯科郊區，一名俄軍中將的座駕在監控攝像頭下化作火球。

這些看似遙遠孤立的事件，共同描繪出一幅全新的戰爭圖景： 地理上的后方已不復存在，任何目標都在全球情報體系的“瞄準鏡”內 。情報戰已從輔助手段，演變為決定性的、首選的打擊方式。

一、 跨域聯動： “ 絕對決心行動 ” 中的體系化突擊

2026年1月3日，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在記者會上披露，“絕對決心”行動是 長達數月的策劃、演練和實時情報融合的產物 。

行動始于2025年8月，美國中央情報局特工小組秘密潛入委內瑞拉。他們的核心任務是破解馬杜羅最得意的安全措施—— 在多個秘密安全屋之間無規律輪換居住 。通過內線和高空隱形無人機的持續監控，美方最終掌握了其行蹤規律。

行動本身是體系聯動的典范。美軍動用了太空司令部、網絡司令部、海軍陸戰隊、空軍國民警衛隊等跨軍種力量。在抓捕力量直升機抵近時，聯合空中力量已先行瓦解并壓制了委內瑞拉的防空系統。

行動從下達命令到完成抓捕轉移，全程僅約4.5小時。 這種高效的背后， 是情報、指揮、火力、保障鏈條的高度集成與無縫銜接。

該行動標志著“發現即摧毀”能力的升級。 情報不再是單向輸入，而是與指揮、作戰、評估構成實時閉環。 太空與網絡力量的提前介入，確保了傳統作戰域的行動自由， 將戰場單向透明化。 這種能力使“外科手術式”打擊的成本和風險大幅降低，可能鼓勵更多“預防性”或“懲罰性”的軍事冒險。

二、 長線經營：以色列對伊朗核科學家的“納尼亞行動”

2025年6月13日及隨后幾天，一場代號“納尼亞”的暗殺行動在伊朗境內展開，約10名高級核科學家在短時間內接連喪生。

此次行動并非臨時起意，而是 長達數十年情報經營的集中兌現 。以色列情報分析人員首先列出了伊朗100名最重要的核科學家名單，經篩選后鎖定約12人作為核心目標。

通過長期滲透，情報部門掌握了這些科學家詳盡的工作、生活、行蹤甚至居住結構信息。部分襲擊發生在科學家睡覺時，使用了某種“特殊武器”。行動具有明顯的“去能力化”戰略意圖，旨在 系統性摧毀伊朗核項目的智力核心 ，而不僅是延緩其進度。

此案例展現了情報戰的“長周期”特性。它不追求即時戰術勝利，而是通過長期、耐心的情報積累， 在關鍵時刻實現戰略性“斬首” 。這種模式 將和平時期的情報工作直接轉化為戰時打擊效能 ，模糊了戰與和的界限。同時，高度精準的暗殺也帶來了嚴重的道德與法律爭議。

法赫里扎德作為伊朗的首席核武專家，伊朗安全部隊對他提供24小時的保護，他的行蹤極為隱秘，只有少數人知道。顯然，這次遇襲是法赫里扎德的行蹤遭到了泄露 。

三、 后方前置：烏俄陰影下的高級將領暗殺戰

2025年4月25日，莫斯科附近城市巴拉希哈，一輛停放在公寓樓前的大眾汽車發生劇烈爆炸。死者是俄羅斯武裝部隊總參謀部作戰總局副局長莫斯卡利克中將，爆炸裝置內塞滿了增強殺傷力的金屬碎片。

這并非孤例。就在數月前的2024年12月，時任俄軍輻射、化學和生物防護部隊司令的基里洛夫中將，同樣在莫斯科被爆炸裝置炸死。烏克蘭國家安全局承認制造了后者，并指控基里洛夫應對俄軍使用化學武器負責。

對于莫斯卡利克遇襲，俄羅斯外交部明確指認烏克蘭情報部門參與策劃。這些事件表明，烏克蘭正將情報觸角與特種作戰能力深度融合， 將戰火引向俄羅斯的政治與軍事核心腹地 。

這代表了一種不對稱作戰范式的成功。面對常規軍力占優的對手，通過精干的情報-特戰單元，在對方核心區域實施心理震懾大于軍事價值的“符號性”打擊。它 重新定義了“前線” ，迫使對手將大量安全資源用于保衛后方，從而分散其前線兵力。這種模式成本極低（據報道，執行者報酬僅1.8萬美元），但戰略影響巨大，成為弱方扭轉戰略態勢的關鍵杠桿。

俄總參謀部作戰訓練局局長薩爾瓦羅夫中將就在被襲擊的車中，炸彈威力相當于約300克TNT炸藥，薩爾瓦羅夫全身多處被彈片擊中，送醫搶救無效后身亡。

四、 共性穿透：現代情報戰的核心范式轉型

透視 上述案例，現代情報戰已呈現出與傳統戰爭截然不同的新范式。其核心特征可概括為三個“一體化”。

首先，是情報與行動的一體化 。情報的終點不再是分析報告，而是 直接導向打擊坐標或抓捕命令 。在“絕對決心行動”中，跟蹤馬杜羅行蹤的情報小組與執行抓捕的特種部隊處于同一指揮鏈路；在伊朗，數十年的間諜檔案直接轉化為暗殺名單和行動方案。

其次，是跨域能力的一體化 。成功行動無一不是人力情報、技術偵察、網絡攻擊、太空支援和傳統火力深度融合的結果。美軍行動依賴太空和網絡司令部開辟通道；以色列暗殺依靠長期人力滲透與技術監控結合；烏克蘭的暗殺則展現了傳統特工手段與現代監控規避技術的結合。

最后，是戰略與戰術的一體化 。這些行動雖在戰術層面實施，但目標直指戰略重心：國家元首、核項目核心、軍隊大腦。它們 繞過了傳統的戰場消耗，直接攻擊對方的戰爭意志和持續能力 。

五、 未來暗涌：趨勢、風險與倫理困境

未來，隨著人工智能、生物識別、量子通信等技術的發展，情報戰的精度、速度和隱蔽性將進一步提升，同時也帶來更深遠的風險和挑戰。

趨勢一是“預測性打擊”成為可能 。AI通過分析海量數據（通信、出行、消費、社交）預測個體行為模式，甚至預判其可能構成的“未來威脅”，從而先發制人。這可能導致基于算法的“預防性清除”，將戰爭權無限前移。

趨勢二是“微痕情報”的利用。 無處不在的物聯網傳感器、商業衛星影像、公開網絡信息，使得 通過數據拼圖還原機密信息 成為可能。開源情報（OSINT）與人工智能結合，可能使國家級秘密行動更難隱藏。

然而，這種“廉價而高效”的戰爭模式蘊含著巨大風險。它 極大地降低了使用武力的門檻 ，可能使大國更頻繁地訴諸軍事手段解決政治分歧。它 嚴重侵蝕國家主權原則 ，使“跨境執法”或“先發制人”變得司空見慣。最后，它引發深刻的倫理與法律危機： 在不開戰的情況下消滅他國領導人或科學家，這究竟是戰爭行為，還是犯罪？國際法對此尚無明確答案。

結語

當委內瑞拉總統從隱秘的安全屋被 劫持 ， 當莫斯科的中將在自家車旁被炸，當德黑蘭的科學家在睡夢中被“特殊武器”殺死，世界目睹的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一個 全球性“內線戰場”的成形 。情報體系如同看不見的經緯，將地球包裹其中，任何地點都可能瞬間被標記為“前沿”。

這種戰爭形態的演化，迫使所有國家重新思考安全的定義。固若金湯的防線可能毫無意義，真正的安全源于 內部體系的堅韌、社會的凝聚力以及關鍵節點信息的絕對保密 。對于國際社會而言，當務之急是構建新的規則與對話機制，為這把懸于人類頭頂的“隱形利刃”套上倫理與法律的鞘。否則，我們迎來的可能不是一個更和平的世界，而是一個 更不確定、更不安全、隨時可能從任何角落爆發致命危機的時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