虛室生白——梅

冬日最盛時，于江南一小園中，見數樹梅花。遠望過去，只是些疏落的淡影，在鉛灰色的天空下，并無畫中那般欺霜賽雪的烈艷。待走近了，也無撲鼻濃香，只有一絲極幽微的清冽，須得屏息凝神，方能從凜冽的空氣里辨出那一縷魂魄來。梅之所謂品格，在這真實的風中，原是這般沉默，這般吝嗇的。于是忽然想，我們世代所頌揚的“梅格”，怕多半是疊加上去的、我們自己的倒影罷。

這倒影的底本，自然要推到林和靖先生那里。“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十四個字，清冷得沒有一絲煙火氣，像是把整個塵世的重量都濾去了，只留下一個水晶罩子里的精魂。這品格是逸，是于人間煙火之外另辟一個冰霜宇宙。自此，梅便與孤山、鶴影、隱士的衣袂牢牢系在一起，成了一種精神上的清供。后世的文人，只要提起梅，總不免要向著這“孤高”的意象上靠，仿佛不如此，便不足以顯其品格。

可耐人尋味的是，這孤高的“隱士”，到了陸放翁的詞里，卻陡然激烈起來。“零落成泥碾作塵，只有香如故。”這里的品格，是劫毀后的存續，是肉身消亡后一縷不屈的魂。梅不再是那個自完其足的隱者，而成了一個忍辱負重的志士，一種道德的象征。它的存在，仿佛就是為了被摧折，為了在摧折中證明一種比金石更堅硬的“香”。這品格是韌，是貞，是帶著悲劇底色的凜然。兩種品格，一逸一貞，看似相悖，卻奇妙地匯成了梅的雙重品質，被后人各取所需地膜拜著。

問題或在于此。我們的文化似乎總有一種熱切的沖動，要將自然的風物，迅速地收編入精神的譜系，賦之以人格，定之以品級。松竹梅成了“歲寒三友”，梅蘭竹菊又是“四君子”。這命名本身，便是一種規訓，一種將鮮活、復雜的生命，簡化為幾個崇高符號的過程。我們愛那符號的潔凈與確定，遠勝于愛那在風中真實顫抖著的、有蟲有枯枝的樹。我們贊頌的，究竟是梅本身，還是我們投射在它身上的、那個理想化的自我影像？

我又想起《紅樓夢》里，櫳翠庵那十數株紅梅。妙玉是檻外人，她的梅，照例該是最清最高的。可曹公偏要寫寶玉去乞紅梅，寫那梅花開得“如胭脂一般”。那紅不是烈士的血，倒帶著幾分人間女兒色的嬌艷與任性。及至“琉璃世界白雪紅梅”那一回，史湘云大吃烤鹿肉，林黛玉笑她是“花子”，她理直氣壯地回：“是真名士自風流！我們這會子腥的膻的大吃大嚼，回來卻是錦心繡口。”那白雪紅梅的琉璃世界，襯的不是孤高的談玄論道，卻是一群少年男女圍爐炙肉、歡笑作詩的煙火熱鬧。這里的梅，何嘗有半分拒人千里的孤憤？它倒成了這熱鬧里最明麗的一道背景，一種入世的、襯托生趣的美。曹公是真正懂得“物性”的，他筆下之梅，有仙氣，亦有煙火氣；可作清供，亦可入俗眼。這或許才是物的本然：它不從屬于任何一種被指派的“品格”，它的豐富性，遠超出我們一切概念的框定。

宋人詠梅的詩詞，車載斗量，似乎已將梅的意境說盡了。然而看多了，總覺那些句子像一層層透明的紗，將真梅裹得有些隔膜。倒是晚明張岱的《陶庵夢憶》里，有一處閑筆，讓我覺得真切。他寫自家不二齋，“春時，四壁下全是山蘭，檻前芍藥半畝。秋時，海棠、玉蘭侵蕓。……冬則梧葉落，蠟梅開，暖日曬窗，紅爐毾氍。”這里的梅，不是什么高士，也不是什么烈士，它只是“冬”這個時節里，與梧葉、暖日、紅爐、毛毯共同構成的一份“清玩”，一種具體生活里的妥帖與慰藉。品格是淡的，物性卻是濃的，濃在那滿窗的日光與沁人的香氣里。

我眼前的梅樹，在風中輕輕晃動，那點可憐的花瓣，緊緊抱著枝干，像是在抵抗，又像是單純地瑟縮著。我忽然覺得，它什么也不是，既非隱士，亦非志士，它只是一株樹，在冬天開花的樹。它的“品格”，若有的話，大概也只在這“開花的本能”之中——在最不容生命存續的季節里，完成自己生命的周期。這無關道德，亦無關風骨，只是一種沉默的、固執的“是其所是”。

莊子有言：“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心之虛空，方能生出純白的光輝，而真正的吉慶，便棲止于這靜止的虛空之中。我們觀物，或許也該讓自己的心，先成為一間“虛室”。少一些“品格”的先入之見，讓梅只是梅，讓它的虬枝、它的淡蕊、它在風中的輕顫，都以其本來的樣子，映照在我們心里的白地上。那時我們看見的，或許比一切歌詠與象征，都更豐盈，也更接近真實。

那幾樹梅花，在漸濃的雪色里，反倒顯出了些許清晰的輪廓。它依然無言。而我方才那些關于品格的思量，在這漫天皆白的寂靜里，也顯得迂闊而多余了。我只是站著，看雪慢慢將一切覆蓋，包括我自己的腳印。（圖文/王敏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