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勛終于“拿下”特朗普

12月9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宣布，美國將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售其H200人工智能芯片，條件是美國可從銷售額中抽取25%的分成。此外，包括英特爾、AMD在內的其他芯片制造商也將有資格獲得許可對華出售芯片。

雖然此次“開禁”還留了“僅限于獲批準的客戶”，但是與此前劍拔弩張的“芯片禁令”相比，白宮立場有明顯松動。

Part 1

美國政府限制對華芯片出口，可以追溯到特朗普第一個總統任期。

2018年，特朗普政府制裁中興。次年將華為列入實體清單，對華為“芯片斷供”。2022年，拜登總統簽署《芯片與科學法案》，進一步收緊對華芯片出口，幾乎達到了“全面禁止”的程度。

同樣是限制芯片出口政策，第一屆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政策設計理念、政策目標大相徑庭。

第一屆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是“定點清除”，重點盯防“黑名單”上的中國科技企業。拜登政府試圖以“技術”和“國家”雙重維度，構建針對中國的多邊聯盟與全球性許可框架，幾乎可以稱得上是發動了一場“科技冷戰”。

顯然，拜登政府的政策構想要宏大得多，對美國科技產業造成的負面影響也要嚴重得多。英偉達曾估計出口限制造成的損失高達150億美元，其他美國高科技企業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加之拜登政府任內強化對高科技產業的管制，采取了打壓數字貨幣、頻繁發動反壟斷訴訟等政策，自克林頓時代以來的“硅谷-民主黨聯盟”終于走向了破裂。

2024年大選，硅谷科技精英對民主黨的支持力度大減，甚至出現了馬斯克高調加入特朗普陣營的戲劇性場面。硅谷的政治轉向，是造成民主黨敗選的重要因素之一。

最終民主黨政治精英為他們的傲慢，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2025年，特朗普在硅谷新盟友的“簇擁”下重回白宮，很快就調整了政策思路，從前任的“全面禁止”轉向“有條件開放”。

這是對硅谷的投桃報李，也是對政策效果評估后的務實調整。因為拜登政府的“芯片武器”并沒有取得明顯的效果。

2025年1月正式發布的DeepSeek-R1，以較低的算力實現了接近Chatgpt的性能，有力地證明了全面禁止芯片出口的“戰果”有限，對限制中國人工智能技術的作用遠非致命。

既然“全面禁止”是“傷敵八百自損三千”的“虧本生意”，調整也就順理成章了。新晉白宮座上賓的黃仁勛，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Part 2

黃仁勛和同輩的硅谷大佬相比，此前在政治上并不活躍，很少表達政治觀點。

在2024年舉世矚目的選戰中，黃仁勛也沒有明確的“站隊”表態。唯一和政治沾邊的，就是明確反對拜登政府的限制芯片出口政策的在商言商。

在特朗普勝選后，他也沒有表現出特別的熱情。不僅缺席了Meta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亞馬遜創始人貝索斯海湖莊園之行，連特朗普的就職典禮也沒參加，因為他早已定下了春節來華行程。他和特朗普的首次正式會面是在2025年的1月31日。

1月初黃仁勛表示希望和特朗普見面，并期待新政府能夠減少監管限制，“游說”意圖昭然若揭。1月31日的會談后雙方都沒有透露內容細節。外界只知道兩人討論了DeepSeek以及AI芯片出口的議題。

不過，特朗普盛贊黃仁勛是一名“很棒的紳士”，這被視為積極的信號。特朗普還表示美國“最終將對芯片征收關稅”，卻不那么“積極”。后來的事態發展看，特朗普“關稅優先”的思維成了放松管制的鑰匙，只是當時并未引起廣泛的注意。

此時特朗普“關稅優先”的焦點并不是芯片，而是整個外貿領域。2月1日，特朗普簽署行政命令，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幾乎所有商品加征25%關稅，隨即擴大到所有貿易伙伴。轟轟烈烈的“特朗普關稅戰”打響。中美關系也因此進入了動蕩期。對華芯片出口也卷入這場大混戰中。

4月，美國政府突然叫停H20芯片對華出口，這一政策突變給英偉達造成了巨大沖擊。4月27日的第一財季財報中，英偉達披露業因出口限制影響，增加了45億美元的成本。與同期H20產品銷售額幾乎持平。雖然這點損失對如日中天的英偉達談不上傷筋動骨，資本市場的反應也較為平靜，但是數十億美元的損失也絕非小事。

這一新禁令也對中國用戶造成了沖擊，一個月前H20還是“大廠最愛”。禁令導致國內庫存不足、租金漲價。不過，由于此前已經對美國政府收緊芯片出口已經有所準備，國產芯片已經開始部分替代，加之對英偉達推出新一代產品的預期，中國人工智能企業也并未因突然斷供驚慌失措。

也就是說，這次突然“斷供”對供需雙方都造成了一定的損失，但是并沒有改變人工智能產業的整體格局。這再次證明了“芯片武器”是雙向麻煩制造器，而不是戰略威懾武器。

這次貿易戰延燒而來的“突襲”也沒有影響黃仁勛和特朗普政府的“蜜月期”。實際上，第一次順利會面后，黃仁勛和特朗普政府的持續升溫。最引人矚目的，莫過于英偉達在特朗普力推的“星際之門”項目中的重要角色。

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宣布啟動星際之門項目。該項目旨在構建覆蓋數據中心集群、能源擴容系統及半導體制造能力的AI基礎設施網絡，計劃四年內投資5000億美元，首期投入1000億美元。

該項目由軟銀創始人孫正義牽頭，軟銀、OpenAi和甲骨文是站在前臺的“臺柱”。而英偉達雖然“隱身幕后”，但是其主要設備供應商的角色無可替代，被稱為“星際之門”項目的“軍火商”。

所有人都知道，“星際之門”離開了英偉達的硬件支持，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這個被特朗普高度重視的超級項目也成了老黃加入“白宮俱樂部”的VIP通行證。黃仁勛也適時地變身為全球奔走的游說者，陪同特朗普出訪、在國會作證、在華盛頓與媒體頻繁互動，參與白宮的“宮廷政治”。

在政治圈頻繁活動中，黃仁勛展現了高超的游說技巧。既能投特朗普所好的肉麻稱贊，也能根據聆聽者的立場調整表達方式。唯有堅持對華芯片出口限制開放的原則從未改變。

英偉達大股東Altimeter Capital創始人 Brad Gerstner是這樣形容黃仁勛的游說工作的：

“他始終堅持自己的論點，即使在某些場合并不受歡迎。因為他堅信，要想在全球贏得AI主導地位，必須贏得中國開發者的支持，同時防止其他企業在（中國）本土市場形成壟斷。”

黃仁勛的“開發者視角”，正是好大喜功的政客們的盲區。在政客的想象中，“芯片武器”是制約開發者的利器，卻忽視了開發者也有選擇芯片的權利。在供需關系中，唯一不可替代的是需求。

對華芯片出口的政策調整窗口終于在7月份出現。隨著貿易戰趨于緩和，對華芯片出口政策也趨于理性。

7月10日黃仁勛在白宮與特朗普會面，成功推動恢復向中國銷售定制版H20芯片。雖然恢復出口設置了限制性能、美國政府抽成15%的苛刻條件，但是考慮到此時華盛頓對華“鷹派”的巨大壓力，還是有一項了不起的成就。

7月24日，特朗普和黃仁勛在在人工智能峰會上發生了一次有趣的互動。特朗普在講話中表示曾考慮拆分某家全球AI芯片龍頭以增加市場競爭，但最終因“技術壁壘過高”放棄這一計劃。

雖然他沒點名，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他指的就是英偉達。這番“我決定放過英偉達”的暗示了特朗普對英偉達的信任，也是對英偉達行業地位的認可。黃仁勛當即投桃報李，稱贊“美國的獨特優勢是其他國家不可能擁有的，那就是特朗普總統”。

黃仁勛成功推動對華出口政策松動，重回中國市場的曙光初現，英偉達股價飆升，成為首家市值破四萬億美元的上市公司。英偉達在美國科技產業的影響力也急劇上升，以令人炫目的速度和其他科技巨頭簽下了成百上千億的大單。通過巨額的交易，英偉達不僅是美國AI科技領域最大的“軍火商”，還是該產業最重要的投資者之一。

業內地位的提升，也給了黃仁勛更大的話語權。在配合聯邦政府阻止各州針對人工智能競相立法管制上，黃仁勛代表美國科技企業，與聯邦政府同仇敵愾。

隨著和白宮的關系日益深厚，黃仁勛更積極地推動進一步放松限制。英偉達掌門黃仁勛多次批評美國政客的一廂情愿，反復指出“只提供削弱版芯片，中國不會接受”。他執著地表達“問題不是美國不賣，而是中國不買”、“限制出口只會導致美國喪失在人工智能技術的領先地位”，受到了白宮的支持。

12月4日，特朗普再次會見了黃仁勛。會后特朗普又一次夸獎黃仁勛是個“聰明人”，并表示黃仁勛理解白宮的政策。12月9日的“開禁”，顯然是這次成功會談的成果。

黃仁勛將近一年的政策游說終于取得了明顯的成效。

Part 3

美國政商關系密切、商界對政治決策的公開影響，頗受詬病。“政治游說”在很多人眼中，都是貶義詞。黃仁勛也“未能免俗”，他對特朗普的公開贊揚、力挺表態，在批評者看來過于肉麻，且有通過政治站隊影響白宮決策之嫌，算不得光彩。老黃25萬美元政治捐款換三小時特朗普晚宴之類的做法，更是“道德潔癖”無法忍受的污點。

但是，換一個角度看，以人工智能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不僅對美國經濟舉足輕重，更是關乎科技新周期的戰略抉擇。政商之間的溝通渠道順暢，相關的政治決策聽取企業的意見，“政治游說”難道不是必要的嗎？

盡管老黃和特朗普的互動帶有很強的“投其所好”的私人色彩，但是不能因此否定政策糾偏的公共價值。政客總是自覺不自覺地把政治目標置于其他專業領域之上，由此產生的“職業盲區”往往會造成嚴重的后果。

比如，民主黨政府地緣政治、意識形態優先，對內試圖以強化管制的方式“馴服”硅谷，對外則以“芯片武器”遏制“對手”。結果卻是勞而無功，甚至自廢武功，沒有起到遏制對手的作用，卻讓自家的科技企業白白受傷。如此錯誤的政策當然應該及時調整，“局內人”的商界領袖公開推動政策調整的“游說”無可厚非。

而且，黃仁勛的游說工作之所以能成功，也并不是全靠“彩虹屁”和政治捐款，而是契合了特朗普的政治關切，對政策弊端也能切中要害。

雖然特朗普總統竭力樹立“強硬”的人設，實際上在政商關系上遠比溫文爾雅的拜登“好說話”，也更為理性。因為與拜登政府忽視國內經濟不同，特朗普政府執政伊始就高度關注國內經濟問題與聯邦財政問題。

盡管“后疫情”以來的美國經濟表現不俗，資本市場、失業率等主要經濟指標可圈可點，但是表面繁榮之下的隱患頗深。首當其沖的就是高負債壓力下的財政脆弱，還有難以緩解的通脹壓力是揮之不去的“盛世陰影”。

因此，特朗普政府有很強的“經濟不安全感”。黃仁勛的很多觀點對癥下藥且能切中要害，并不是純粹的“屁股決定腦袋”。

比如，他對全面限制對華芯片始終持批評立場，固然有自身的商業利益關切，但是事實也的確如他所料是“傷敵八百自損三千”，所以他要求放松限制的意見是有說服力的。

再如，他強調重視開發者的需求，批評盲目夸大技術優勢的“芯片武器化”，是長期實踐中形成的真知爍見。

而且，現代政府擁有廣泛的經濟權利，經濟和政治之間不可能“老死不相往來”。政商關系不可避免，政商互動也不可能被取消。相比私相授受的暗箱操作，公開表明立場、宣示觀點的游說，無疑更容易受公眾監督。

總而言之，黃仁勛成功“游說”特朗普政府放松對華芯片出口管制，為我們觀察美國政商關系、政商互動提供了很好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