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楚謙|文
摘要:新聞學正在被吃掉,不是大口吞掉,而是隱秘的、悄悄的、換心不換皮的蠶食。真正的危機在于“置換”,“蠶食”到最后便是真正的替代。在學科融合與技術迭代的掩護下,“傳播”的邏輯,快、廣、爽,正在全面吞噬“新聞”的邏輯,真、深、準。技藝的退化、認知的懸浮,再到靈魂的精英化,是一個依次下墜的墮落曲線。推薦學新聞的楚謙同學之銳評,一篇深度批判的雄文、檄文、重磅好文,讀得學新聞、做新聞、研究新聞的汗流浹背。如何拯救失去靈魂的新聞專業?評論區一起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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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種氣象來形容當下的新聞傳播學科,那一定是熱島效應。光看大數據,這是最炙手可熱的學科之一,考研賽道擁擠不堪,社交媒體上萬物皆媒,算法流量盛宴日夜不休。然而,在這股熱浪的中心,憂心忡忡的學者陳力丹看到了學術的懸浮,失落的記者看到了新聞業務退化的荒疏,而更多的新聞學子則感到了一種難以名狀的失重。我作為其中的一員,看到了一種深藏其后的脫殼——新聞學正在被吃掉,不是大口吞掉,而是隱秘的、悄悄的、換心不換皮的蠶食。
我們面臨的困境并非簡單的衰落,畢竟社會對信息的需求從未如此饑渴,真正的危機在于“置換”,“蠶食”到最后便是真正的替代。在學科融合與技術迭代的掩護下,“傳播”的邏輯,快、廣、爽,正在全面吞噬“新聞”的邏輯,真、深、準。
1、手段置換了目的
新聞學的核心手藝本是“核實”與“敘事”,然而在算法主導的今天,這一核心正在被“分發”與“營銷”所置換。
一位新聞學者曾痛批一種新黃色新聞:醒目的大黃加大紅字幕、罐頭笑聲、一段掐頭去尾的監控視頻,再加上一個充滿挑逗或驚悚的標題。其實已然成為了許多主流媒體融媒體轉型的標配。我所見的客戶端新聞短視頻幾乎看不到記者奔赴現場的身影匆匆,而是演變成了“社媒裁縫”——幾張網傳截圖、一段官方通報、一段意義不明的視頻再加上評論區網友的憤怒言論,一篇爆款報道就此誕生。當媒體開始用表情包代替社論、用網傳代替核實時,它感知的觸角就已經壞死了,甚至美其名曰“年輕化”,實則空有青年之美名,掩蓋輕率之實質。
從粉發女孩被網暴致死到川大女生偷拍烏龍、胖貓之死的千層翻轉抑或是種種通報疑云,一層一層的反轉令人關注,但最終致人麻木。媒體在這些事件中往往不再扮演“把關人”的角色,而是淪為情緒流量的回音壁,這種甚至懶得打一個電話核實的惰性、閉眼全文轉載的輕易,直接導致了輿論場的反轉成為常態。
b站百萬瀏覽的“學新聞學的”諷刺視頻刷不到盡頭,周遭對新聞的失望亦延伸至對新聞人的失望,使新聞專業的學子們無法自證、無力辯解、無可奈何,對新聞學的信心也于風雨飄搖中日漸稀薄——學新聞就像“他不打我時挺好的”。當小編取代了記者,當“怎么傳得快”壓倒了“到底什么是真的”,新聞學便失去了手藝人的粗糲感,只剩下光滑而廉價的傳播術。在“二傳手”式的生產模式中,記者不再需要奔赴現場,只需蹲守評論區,不再需要交叉驗證,只需等待官方通報。倘若社交媒體偏好淺薄與反轉,新聞生產便削足適履,無異于主動讓渡了對復雜世界的解釋權。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對此無能為力。有新聞學者指出,核實真相是記者的職責,各個利益相關方各執一詞,都希望自己的“真相”成為唯一的“真相”,如果缺乏有效的核實機制,就會形成撲朔迷離的后真相社會。要填補這層空心,我們必須重拾對事實的潔癖,新聞編輯課教會我們所見并非所是,那我們便做目光最銳利的偵探;批判性思維教會我們不要絲滑地落入一個顯而易見的陷阱,那我們便要刺破流暢的默然。前者教我們發現偽裝,后者使我們有力構建。新聞若要“使無力者有力”,新聞人必將先使那去偽存真的陣地固若金湯,只有當我們提供的真實性高于算法拼湊的信息流時,“目的”才能抵御“手段”的蠶食,填補我們曾失落的技藝的空心。
2、錯置具體性的謬論:概念置換了現實
技藝的荒疏往往伴隨著認知的逃避。當實踐領域出現巨大塌陷時,理論界本應提供解釋糾偏,但他們卻通過開墾一片概念飛地來置換鮮活的現實土壤。新聞在理論層面失了“地氣”,我們又該站在哪里?于是我們來到空洞的第二層。
如果說業界的新黃色新聞是出于生存壓力的無奈,那么學界的“空心”則更像是一種智力上的逃避。當學者們忙著引用福柯、哈貝馬斯來為案頭紙屑鍍金時,窗外正在發生的真問題卻被遺忘了。大學新聞學課堂更是顯見,每每要提交結課論文時,同學們有關于人工智能形塑新聞傳播業的連篇累牘,卻鮮有對縣級融媒體新聞荒漠化的扎實調研;我們熱衷于用剛從python課、數據挖掘課學來的炫酷模型圖表分析輿情數據,卻少有論文真正追蹤哪怕是一位外賣騎手、一位卡車司機,去看見這些數字勞工在新算法沖擊下的真實生存狀態。因為深入田間地頭需要眼力、腳力、筆力、腦力,那些新聞人曾引以為標的東西,而復制粘貼高深莫測的理論只需要一部手機。
新聞學研究變成了一種自娛自樂的智力游戲,便“空”掉了解釋世界的靈性,只剩下闡釋概念的慣性。那些充斥著話語腐敗、認知逃避的學術生產,正在批量制造“專業的他者”。理論的空心使得新聞學在面對社會巨變時喪失了話語權,只能躲在晦澀的術語背后掩飾對時代的失語。
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案例是,學者陳力丹披露了一件“18世紀北美報紙號召民眾捐舊布造紙”的簡單史實,竟在一篇學術論文中被拔高為“民族國家框架下的物質基礎”,報紙發布廣告征集舊布,被夸張為“舊布造紙與新生美國的集體認同和權力網絡”“物質與精神的雙重連結”,并拼接了“空間生產”“全球本土化”等一連串后現代術語,甚至連革命先驅李大釗的樸素演講也被某些研究者肢解為“分眾傳播”“話語接合”等西方理論注腳。
要扭轉這種認知的空心,學界必須戒除理論上癮。當某些學者把通俗的中文翻譯成難度更高的中文以大秀新聞學的門檻,實則是一場藏匿自卑心的大秀;用語言的復雜度展示工作量,實則展示的是貧瘠的實際思考量。研究的價值不在于“中翻中”,而在于能否用“實事求是”的尺子丈量中國的土壤。當我們愿意用真話、人話去回應真問題,新聞學的理論才能重新獲得解釋世界的效力。
3、鎖死在中產過濾泡:精英置換了大眾
技藝淪為流量奴,理論躲進象牙塔,最終導向的便是精神的三層空洞——公共性的喪失。這是新聞學最致命的“空心”。
新聞學之所以被公眾看重,不在于它能傳播得多快,而在于它承諾為無聲者發聲、無力者給力。然而,這一核心正在被“圈層化”和“精英化”所置換。全球新聞業報告中提到的“縉紳化”趨勢,在中國同樣顯著。今天的媒體從業者和研究者甚至學生,大多是生活在北上廣深或新一線城市、受過高等教育的理性人。他們的生活半徑、社交圈層、平臺推薦將他們鎖死在了一個中產階層的繭房里,然而當我們自己都深陷繭房而不自知,便以自己的處境嫁接到全社會的處境、用我們自己的困境置換成全中國的困境,新聞學的蠶食便真的從我們這些“學新聞學的”開始,是新聞人吃掉了新聞學。當我們的目光只看得見自我,便再也看不見真實的中國。
當我打開新聞客戶端、微信公眾號時,版面上充斥著大城市的內卷焦慮、考公困惑、中產育兒經和消費升級降級指南。90%的內容逃不出這樣的模版——第一,學生被困在優績主義,第二,中產被困在小孩教育里,第三,打工人被困在大廠里,第四年輕人被困在精致里。而那些生活在非一線城市的廣袤土地上的人們,被困在余光里。田間地頭的農民、流水線的工人,除非成為惡性案件或土味視頻的丑角,或者充當公益片里束之高閣的符號,否則便在公共視野中徹底失語。
有新聞學者指出,社交媒體時代,更多的理解意味著更少的流量,而“沖突”才是用戶數據的富礦。在這種邏輯下,媒體不再追求縮減差距,而是迎合癖好。
當臺風“樺加沙”過境時,我們關心的是中高檔小區陽臺上的氣球橫沖直撞還是農村合作社廠房的掀翻?十月火爆全網的一則新聞“太聰明了!鄰居為了應對臺風樺加沙竟然利用氣球減少風力”便驗證了,答案只會是前者。而事實是,那家人根本沒有想過防風,只是恰好把氣球放在了陽臺給孩子玩,氣球對臺風的削弱作用也并沒有充分的科學依據。然而幾乎同時,樺加沙過境重創陽西縣農業生產導致全縣農林牧漁業損失超過12億元的新聞事實卻鮮有人問津。當新聞學失去了對“人”,尤其是具體的、困頓的、沉默的大多數的關懷,它就只剩下一具華麗的傳播軀殼。
重鑄新聞的靈魂,唯一的路徑就是親手敲碎這個漂亮的殼。 新聞人必須重新向下扎根,去建立與普羅大眾的血肉聯系。我們不抓取符號,我們不打撈噱頭,我們不需要凝視、不需要俯視、不需要看到,我們需要“看見”,所謂看見,就是把人作為人去看、全面地看、不分高低貴次地看。
技藝的退化、認知的懸浮,再到靈魂的精英化,這三者并非孤立的難點,而是一個依次下墜的墮落曲線。因為我們在技藝上放棄了核實,所以我們無法觸達深層的社會肌理,只能在理論上玩弄概念;因為我們在理論上脫離了現實土壤,所以我們在價值上不可避免地滑向了精英主義的自戀,最終導致了新聞業與大眾的徹底隔絕。要打破這個死循環,我們需要一種螺旋上升的突圍: 用最扎實的手藝去抵抗算法的平庸,用最樸素的理論去回應時代的真問題,進而用最廣泛的公共關懷去重建行業的合法性。
然而我們該對新聞學死心嗎?不是的。正是因為這三重“空心”,才讓“新聞無學”的嘲諷顯得如此刺耳,才讓DeepSeek和ChatGPT的沖擊顯得如此致命。如果新聞學只剩下“傳播”的技術,那么在AI面前,人類必敗無疑。還好,危機往往也是契機。 外部的質疑和技術的圍剿實際上在倒逼新聞學進行一場祛魅,恰恰是它剝離了那些我們曾經引以為傲的傳播術,才迫使我們前所未有地自我審視,在痛苦里撕裂,再從撕裂里新生,最終在敲打的疼痛中直視我們快被蠶食殆盡的心——到底什么才是新聞人不可被置換的硬核?
4、答案在“核實與人”中飄蕩
首先,是用“核實”對抗“后真相”。一個經典的新聞段子是,“當你母親說她愛你,你要去核實。” 在虛假信息泛濫、AI可以一秒鐘生成無數“類信息”的今天,信息的生產已經極其廉價,但“確認真實”變得前所未有的昂貴。人工盡可以模擬人類的語言,卻無法模擬人類對真相的倫理擔當。《新聞的十大基本原則》將“核實”列為核心原則,而在今天遍地“拼貼風”“律師函”的后真相時代,真新聞被淹沒在信息海,我們從未有過如此豐盛的信息,卻也從未有過如此對瞭望塔的渴望,新聞業從未如此迫切地成為公民剛需。新聞需要公眾,公眾更需要新聞。
其次,是用“主體性”對抗“工具理性”。一位新聞學者強調,“再高級的機器人也是人的工具。人是唯一的主體,人機交往的實質上是人與算法設計者的較量。” 算法可以分發信息,但無法理解痛苦,AI可以生成文本,但無法產生悲憫。面對張雪峰之問,我們的回擊不應是傲慢的辯解,而是從“云端”回到“泥土”,從算法回歸人心。歸根結底,是在機器越來越像人的時代,新聞人必須更像“人”——有痛感,有判斷,有立場。
在“傳播”的輕中重尋“新聞”的重
我們并非要否定傳播的價值,技術的發展讓信息觸達變得前所未有的高效。但我們必須警惕,當新聞學只剩下“傳播”,我們便失去了“新聞”。
要填補這個空心,新聞學需要一場反其道而行之。當所有人都在高喊VR、AI、5D瞬息全宇宙的時刻,我們真正需要的反而是降維與回歸,回到笨拙的真誠、新聞人的原點。如常江所言“一個行業在社會中存在的價值,似乎不是由它的壁壘多高決定的,而是由它在社會的健康運轉中扮演的角色決定的。一個好的現代新聞業在一種良性信息生態、社會結構和大眾素養的培育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性,已經得到了歷史的證實。”
我們新聞人的角色是什么呢?是在所有人都轉發營銷號推文時,我愿意去官網扒一扒原文;是在所有人都在大模型概念里如癡如醉時,我愿意去回溯當年填下新聞學作為第一志愿的夜晚“鐵肩擔道義”的初心;是在算法精準踩中舒適區時,我愿意闖入北風直面刺痛現實的“摩擦力”。我愿意,千萬新聞學子愿意,我們一點點填補空掉的身體,那么新聞學便再也不會失落。
誠然,我們無法回避一個殘酷的現實困境,即在現有算法主導的商業模型下,深度核實的“慢新聞”確實難以與情緒驅動的“快傳播”肉搏。商業壓力迫使媒體在流量與質量間做出妥協,慢慢地流量占據上乘,劣幣驅逐良幣,進一步損害公信力。但這并非死局。商業模式的迭代正在為專業精神提供新的庇護所。我們看到《財新》筑起付費墻,探索不純粹依賴流量的生存之路,實踐證明了高品質信息依然擁有市場溢價;我們看到國外的非營利機構ProPublica依靠資助專攻調查新聞,屢獲普利策獎;看到英國《衛報》邀請讀者標記文件,通過參與式調查兼顧了公共性與流量……媒體或許可以放棄對全網流量的盲目貪噬,轉而深耕特定領域,服務特定社群。當媒體能提供不可或缺、高度專業化的定制信息之時,便是重獲新生之際。
在制造泡沫和迎合情緒這件事上,機器永遠比人類高效,而在感受痛楚、核實真相、守望正義這件事上,空不空心,有心的人才有定義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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