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兔子的雙重品性

華夏兔子的雙重品性

黎荔

在中國古代，兔子被賦予了兩種性質，一種是世俗的，一種是神圣的。

什么是世俗之兔？——試想一個三千年前詩經時代的清晨，泥土是新翻過的，混著腐葉潮潤的氣息。三個著短褐的漢子，正俯身于林間那片空地上，緊繃的麻繩在他們粗糲的指間穿梭，發出“咝咝”的微響。他們在以木樁釘地，以麻繩布網。網已張好，隱在淺草與低枝間，成了一個靜靜等待的、肅殺的圓。他們退到不遠處的土丘后伏下，呼吸也屏住了，只有眼睛亮著，像暗處的星子，緊盯著那片注定要有生命闖入的死亡之圈。

不多時，窸窣聲起。一只土褐色的影子，箭一般射入圈中。是只草兔，毛色與這秋日的山野渾然一體，是土地最忠實的兒女。網“唰”地彈起，收攏。那團褐色在里面瘋狂地沖撞、彈跳，帶著一種令人心悸的蠻力與絕望。掙扎是短暫的。漢子的手有力地扼住了它的頸項，那溫熱的、還在劇烈搏動的小小身軀，便陡然僵直了。傍晚，篝火燃起。那只兔子被處理干凈，一根削尖的樹枝穿過，架在火上。

在古代生活中，世俗之兔被當作食物來源。《詩經·周南·兔罝》早已寫得明白：“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說的是就設置大網，捕捉野兔，捉到的兔子會被做成烤肉、兔羹。《詩經·小雅·瓠葉》中具體描寫了炮制兔肉的方法：“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炮，就是炮制，用泥包兔肉煨烤；燔，是直接在火上烤；炙，則是把肉掛起來熏烤。兔肉入饌，或炮、或燔、或炙，泥裹煨烤，火上翻轉，煙熏火燎之間，兔成了百姓餐桌上的滋味，成了宴席上的佳肴。

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中，也有很多捕獵兔的畫面。如南陽王莊出土的漢石畫像顯示：山勢嶙峋如犬牙，兩只獵犬，一前一后，將那土黃色的影子逼入絕境。前頭那只獵犬倏地回身，截斷了最后的去路。那被圍困中央的生靈，筋肉繃緊，后腿蹬地，眼里映著天光與逼近的死亡。漢畫像石上的線條，將這一刻凝成了永恒。獵犬奔逐，人呼犬應，兔影倉皇——那是生存的日常，是人與自然最樸素的角力。我們的先祖，早已將捕食野兔的技藝，錘煉成詩，鍛刻入石，化為最尋常的生存圖景。

然而，若有一只兔，通體雪白，如月華凝成，便立刻從塵世抽身，步入神圣之境。

白兔之“白”，非尋常色相，而是天降異象。明代以前，華夏大地并無馴化的家兔。明代之前，中國傳說、記載里提到的兔子，大概率都是野兔。毛色大抵是貼近大地的土黃、褐灰，那是為隱匿而生的保護。白色，是僭越，是突變，是自然秩序中一絲迷人的、不諧的顫音。在今天看來，野兔毛發呈現白色，多為白化病等疾病導致。而在古代，古人缺乏這方面的醫學知識，對于超出認知范圍的事件多賦予神性解釋。于是，葛洪在《抱樸子》里篤定地寫道：“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者，其毛色白。”白色，成了時間的勛章，是活了五百載光陰、通達靈異的證明。那搗藥的玉兔，何以是白的？因為它搗的是不死藥，它自身，便是“壽”與“變”的化身，是時間淬煉出的精靈。因其罕見，遂成祥瑞。

當古人的目光，從那驚惶的草兔身上移開，投向一片更渺遠的、清輝流溢的所在。那是一片沒有獵犬與羅網的凈土。在那里，月輪如冰盤，桂影婆娑，一只瑩潔如玉的兔子，正持著玉杵，一下，又一下。神話中的玉兔，高居廣寒，陪伴著永恒寂寞的嫦娥，那玉杵聲聲，搗的是不死之藥，也是人間對長生的執念。在昆侖之巔，西王母座下亦有白兔，非為口腹，而為仙班。這抹白色，跳脫了塵土，濾凈了血腥，羽化登仙，成了懸浮在古老中國夢境高處的一縷精魂。它不再奔跑于草莽，而是靜駐于永恒，與嫦娥的清寂、仙家的玄渺，渾然一體。這，便是兔子的另一副面目，神圣，純白。

白，這顏色是關鍵的密鑰。史官們鄭重地記下某年某地“獻白兔”的異事，那團雪也似的身影被呈于御前，不再是“燔之炙之”的肉肴，而是一個符號，一個象征。它意味著帝王的仁德感召了天地，意味著四時有序、海宇澄清。它被圈養，被凝視，被賦予一個王朝對“天命所歸”的自我確認。《宋書·符瑞志》載：“白兔，王者德盛則至。”地方官吏一旦發現，必鄭重其事，裝籠進獻，一路快馬加鞭，直送京師。皇帝覽之，或頒詔褒獎，或減賦免稅，以應天意。

神圣性究竟源于何物？或許，它本就源于認知的邊界之外，源于對“非常”現象的震撼與附會。然而，神圣的光環，往往經不住“多見”的消磨。隨著記錄的增多，到了北宋，白兔的神秘性有所降低，不再僅供皇家，大臣也可擁有。歐陽修就曾被滁州百姓送過一只白兔——祥瑞已走入士人庭院，不再獨屬帝王。歐陽修收到百姓獻瑞時，那份驚喜，大約已更多是文士對珍奇之物的賞玩，是“太守與民同樂”的風雅點綴，而少了一份面對“神跡”的戰戰兢兢。我常想，那只被歐陽修收下的白兔，是否曾在醉翁亭畔跳躍？它是否知道，自己曾是天命的信使，是王朝德政的象征？抑或它只是懵懂地啃著青草，全然不知自己背負著千年的神性？而歐陽修是否會想起《詩經》里“炮之燔之”的焦香，想起南陽漢畫像石上獵犬的吠聲，想起渭水邊設罝的丁丁木樁——同一只兔子，何以在彼處是釜中肉，在此處卻成了案前仙？

明代崇禎年間，當“家兔”隨著西方海船的到來而成為庖廚常物，那層迷離的光暈便不可避免地黯淡了。今日回望，兔子的神圣，并非來自它自身，而來自人心對未知的投射。當科學解釋了白化，當家兔遍布鄉野，白兔便回歸為兔。只是，在某個桂香浮動的秋夜，當我們舉頭，望見那輪明月中依稀的暗影，心頭是否還會掠過一絲古老的悸動？那已不是對“神圣”的迷信，而是對一種文化記憶的溫情回望。我們不再相信月亮上真有玉兔搗藥，但我們仍會將月餅做成玉兔的形狀，仍會在孩子的耳邊講述那個流傳了千年的故事。那搗藥的玉兔，那作為祥瑞的白兔，它們從未真正“死去”。它們從神壇走下，化入了詩詞、畫卷、民俗與口耳相傳的故事里，成為一種更堅韌、更綿長的存在——文化的基因。

在華夏大地的晨曦初露中，野兔躍過田埂，草葉沾露，蹄聲輕悄。它不是神獸，卻曾被奉為祥瑞；它不登廟堂，卻屢見于史冊。它就像一面鏡子——照出世俗煙火，也映出神圣想象。一半是肅肅罝網下的求生之實，一半是皎皎月華中，那永遠搗著幻夢的、神圣的虛影。兔雖小，卻照見了一個民族的精神圖景：既腳踏實地烹兔為食，又仰望明月思兔成仙。這便是中國人的浪漫——在煙火與星河之間，為一只兔子，留出了獨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