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林民旺：中國南亞研究的現狀、挑戰與反思——以印度研究為中心

整體而言，經歷過印度政府對中資企業的大規模封殺和打壓后，現在對印度市場和印度發展潛力持謹慎態度的，可能是中國學界和輿論圈的主流。

本文系盤古智庫學術委員、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副院長林民旺在2025年10月24日“區域國別學視域下的歐洲研究”國際會議上的發言整理，文章來源于“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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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南亞，在很大程度上就要以研究印度為前提。印度在我們通常所界定的南亞地緣區域中占據核心地位：它占南亞總人口的80%，GDP的79%。如果不把阿富汗算作南亞國家的話，可以發現，南亞所有國家之間都不直接相鄰，而它們直接需要通過印度才能聯通起來。因此，印度在地緣上是南亞的中心。

中國研究南亞學者預計達到約300~400多人。但如果我們召開一個關于孟加拉國或斯里蘭卡的專題會議，往往難以湊足一天的會議議程。巴基斯坦的情況可能稍好，但是孟加拉國等國的研究力量還是偏弱的。要知道，孟加拉國是一個1.7億人口的國家，在中國能找到較為知名的專門研究者可能都不足十人。換言之，中國南亞研究長期以來形成了以印度為中心的現狀。

一、過去五年中國南亞研究的三大核心議題

回顧過去五年，中國南亞研究界比較聚焦討論的問題大概集中在三個方面：

第一，印度的發展潛力與崛起問題。這是流量最大、也最容易引發專業領域內觀點分裂的議題。一派持積極態度，認為印度崛起是遲早的事，其優勢在于人口、語言以及莫迪政府的政策等因素。另一派則相對消極。有趣的是，中國宏觀經濟的研究者中，缺乏印度本土知識背景的人往往對印度顯得更樂觀，而曾在印度生活、工作或經營過企業的人士的判斷和觀點則相對悲觀。

我本人可能屬于后者。過去五年中，我多次接受各類出海企業的咨詢。幾年前，有一次，一個企業經理在聽我分析印度15分鐘后，直接表示：“林老師對印度認識不客觀，我們企業更愿意相信印度市場就像中國的90年代。”但后來的事實發展證明，我的判斷還是較為準確的。整體而言，經歷過印度政府對中資企業的大規模封殺和打壓后，現在對印度市場和印度發展潛力持謹慎態度的，可能是中國學界和輿論圈的主流。

第二，印度與美國的關系性質。印度究竟有沒有“戰略自主”，還是已成為美國的盟友？問題的復雜性在于，印度目前已享有美國北約盟友在防務合作、軍事采購等方面的便利和和平水平，甚至部分待遇高于日本和韓國。例如，印度軍事人員可進入或常駐美國艦隊和印度洋的軍事基地，美方向印度提供導彈導航、情報上的合作，印度給美國及其盟友提供了三個軍事后勤補給基地。雙方還在戰斗機共同生產、人工智能、稀土等新興領域推進合作。

然而，印度又與日本、韓國等美國盟友不同的是，它并未在外交政策上完全追隨美國。印度參與金磚機制，在俄烏問題上的立場與中國有相似之處，同時又積極推動四國峰會，卻也在上合組織和金磚內部阻擋中俄的倡議。這種多重身份和各種相互矛盾的政策操作，使中國學界對印度的定位產生巨大困惑：印度究竟屬于哪一陣營？再用“戰略自主”來定義印度的外交戰略是否適合？尤其特朗普再次上臺之后，這一問題更加令人困惑。

第三，中國應如何處理與印度的關系？中國是否應將印度視作與日、韓類似的美國盟友，還是將其作為一個具有戰略自主的國家？這一問題背后，是中國對南亞整體外交政策是否需要調整的深層思考。如果印度確是美國的盟友且將持續崛起，那么中國過去多少是以巴基斯坦來平衡印度的戰略是否仍可持續？今年5月7日印度與巴基斯坦的空戰之后，形勢再度變化，對于巴基斯坦在平衡印度上的戰略作用顯然會被重新評估。

二、中國南亞研究的優勢與不足

中國南亞研究的人員規模不小，其不足與歐洲研究存在的問題是高度相似的。

第一，區域國別研究者普遍缺乏理論基礎與基本的背景知識。許多研究者對研究對象的基本情況都了解甚少。例如，我每年面試報考南亞方向的博士生時，經常會問一些非常基本的問題，例如：“能否說出印度的五位領導人？”“印度有哪些邦人口超過一億”“北方邦的首府是什么”，能把這些問題都回答出來的人也不多。不少有南亞語言背景的學生，往往對政治學、現代化理論、國際關系理論都缺乏系統了解。缺乏理論思考能力，就意味著區域國別的研究，難以提升到研究層次，只能還是停留在經驗描述上。

第二，絕大多數研究者缺乏在印度和南亞的實地經驗。在中國研究南亞的研究者中，預計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到過南亞國家，要在南亞國家生活一年以上的更是屈指可數。中印兩國的留學生數據對比也可以看的出來：疫情前印度在華留學生約2.5萬人，目前約1.5萬人，主要來華學醫；而中國在印度留學生僅約20余人，當然很重要的原因是印度方面的各種人員限制，而中國對印度是開放的。同時，田野調查經驗的質量也差異顯著。例如，國外一位著名的研究中印經濟對比的教授，稱去過印度調研，但是其“田野”主要是在五星級酒店里完成的，更多的是基于數據庫和模型來研究的，從未真正深入印度農村。僅憑數據模型和浮光掠影的表面觀察，其實是無法觸及任何國家的真實問題的。

第三，專業人士對印度南亞的經驗認知遠不如“民科專家”豐富，也不如他們善于表達。目前中國關于印度和南亞的輿論場中，流量和話語權整體掌握在自媒體網紅手中。他們語言表達能力強，有在印的生活經驗和體驗，觀點傳播力遠高于專業研究者。作為研究南亞的學者，我常被各類朋友咨詢自媒體上的內容：“林老師，印度真是這樣嗎？”可以說，我們被迫與流量競爭，天天面臨“考試”。

第四，研究思維受英語語境局限。我們大多通過英文媒體和西方的學術體來系理解印度，這導致思維框架深深受限于西方敘事。三十年前，美國學者曾斷言“印度必將超越中國，中國必將崩潰”，但三十年過去，中印之間已形成質的差距。然而，相關討論仍停留在舊有框架中，缺乏真正的富有新意的解釋。

第五，人才培養體系與就業出路存在脫節。中國曾有數十所高校開設南亞語言的本科專業。除了部分學生畢業后能進入在南亞的中資企業外，大多數畢業生并未從事與印度或南亞相關的工作。與此同時，像印度這樣不允許設立孔子學院的國家，也不允許中國人在當地教授漢語，進一步限制了人才與對象國的聯系。在此背景下，中國推動區域國別學建設，力求將這些小語種人才真正引入對象國研究，無疑是一個積極且必要的發展方向。■

文章來源于“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微信公眾號

圖文編輯：張洵

責任編輯：劉菁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