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新書首印10萬冊”成為過去式，編輯如何守住出版的尊嚴？

文/王璇 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

本文約4900字，預計9.8分鐘閱讀完畢

商務君按：當一位從業17年的“老編輯”回望來時路，會怎樣來總結自己的職業旅程？是一人年造貨碼洋近5000萬元的驕人戰績？是參與編輯的重點項目不斷加印？還是從基層編輯到部門負責人的職位躍遷？在編輯王璇看來，具體業績并不足以總結一個人的職業經歷，在陌生領域學會自洽、在單打獨斗中鍛煉獨立性、在新崗位上挖掘自身新的價值、快速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環境，這些或許才是一個編輯最可貴的成長。

動筆寫這篇文章前，我剛從11月舉辦的中國上海國際童書展（CCBF）回來。這次展會讓人百感交集：堅持11年參展，今年第一次沒有舉辦任何現場活動。原因很現實——活動可能帶來的銷售利潤，已經覆蓋不了攤位的租金。不出意外，我們位于展場入口拐角“黃金位置”的攤位，銷售實洋創下歷史新低。

回顧17年從業生涯，我責編的圖書不乏10萬冊起印的案例。而今，加印過萬冊已屬萬幸，個別圖書的首印數來到了千字頭。

在一個充滿諸多不確定的時代談“成長”，特別難。

王璇

入行：在碼洋“泡沫”中“單兵作戰”

我的職業起點，充滿了某種“錯位”的戲劇性。

大學時，我學的是工業設計，終日與畫產品圖、建模為伴。初入出版行業時，是想成為一名圖書裝幀設計師，然而，一個略顯無奈的現實是：在美術社，并沒有專職的設計師崗位，只有需要兼職做設計的圖書編輯。

就這樣，我稀里糊涂地成為一名圖書編輯，在童書的田間地頭兜兜轉轉多年下來，也取得過一些成績，但是從未涉足過與大學專業相關的領域。

在這漫長的“錯位”中，我逐漸發現，做書與做產品，在底層邏輯上驚人地相似：工業設計需要洞察用戶需求、考量材料成本與特性、遵循人體工程學；而策劃一本書，同樣需要精準定位讀者、權衡印制成本與工藝、追求閱讀的體驗與美感。

有時候也會調侃自己：大學同學畢業后，有的設計手機，有的制造汽車，而我，在打造圖書——本質上，我們都在完成一個“產品”從無到有的全過程。曾經的“錯位”，原來是一場“殊途同歸”。

我的內心漸漸歸位。成長的第一課，大概就是學會與“錯位”共處。

成為編輯后，我最初負責的是兒童網游IP圖書的內容開發，一做就是10年，其間接觸過的IP，名字能列出一長串：賽爾號、摩爾莊園、小花仙、奧拉星、熊出沒、超級飛俠、貝肯熊……

那是一個行業肆意生長的年代，也是行業的黃金年代。最高峰時我一人年造貨碼洋近5000萬元。雖然天天加班，但一個剛入行的新手編輯，在巨大的碼洋數字沖擊下，再苦也是興奮的。那時甚至不敢請假，把一年總碼洋平均到每天，仿佛少干一天，就損失了幾十萬元。為了追趕生產進度，我甚至從家里搬來臺式機和筆記本，請制版公司的員工直接進駐編輯部上班。

IP圖書內容雖看似簡單，實則對節奏、速度和技術轉化能力要求極高。出版節奏一慢，市場就會被同行或盜版搶占。當手里七八個品種同時趕工時，考驗的就是編輯的統籌與靈活應變能力。同時，由于起印量動輒10萬冊，內容質量不容有失，否則后面的麻煩接踵而至，熱心的小讀者會爭相來和編輯老師聊他們的“大發現”。

除了本職壓力，最大的壓力來自盜版。有一年出差至濟南，在一家不起眼的小書店里，看到滿墻的《精靈大圖鑒》盜版書。光是這個品類，盜版版本就超過100種。那一刻的感受，至今難忘。時至今日，我們所面臨的市場困境，依舊與盜版這類長期存在的“環境痼疾”不無關系。

現在回想，那段經歷的價值，并非是一年高過一年的碼洋數字，而是在實戰中被迫養成的一切靠自己摸索的獨立性。它讓我成了一個能扛事、能決斷的“單兵”，這是初入職場的人得到的最好的淬煉。

沉淀：從“我想做什么”到“我能做好什么”

然而，碼洋“泡沫”之下的焦慮，在入行第5年左右達到頂峰——沒有成長。

曾經并肩作戰的編輯不下10余人，后來都因各種原因離開。一些人直言“看不上”這類書，也曾抱怨自己所學專業無用武之地。

看到身邊編輯在各領域百花齊放，而自己的工作年復一年，毫無創新和突破。我陷入深深的自我懷疑：編輯的職業追求到底是什么？

家人安慰說：“你知道嗎？‘碼農’，一輩子都在敲代碼。這世上，很多人一生就只做一件事，不奇怪。”

這話有道理，但聽來卻像一種溫柔的“詭辯”。我甚至把這句話寫進了當年的年度小結，并表態：雖然不愛，但職責所在，我一定會用責任心堅持下去，就像“碼農”一樣。

好在，責任心與求變，從不沖突。

深思熟慮后，從小喜歡漫畫的我，重溫了蔡志忠先生的全系列漫畫，將新的方向定在了“漫畫科普文化常識”上。蔡老先生畫了一輩子，也未能窮盡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那么，為什么不能做一個“文化漫畫的碼農”呢？

找準方向后我便卯足了勁在漫畫知識類讀物上深耕：2019年，策劃籌備了兩年的“漫畫詩詞人物傳”系列獲得了“中國原動力”扶持計劃；第二年，新策劃的“老師開講啦！中小學生文化常識”系列再次入選。那幾年我重新斗志昂揚，想要在新的領域大干一場。

可現實的“骨感”再次顯現。這期間，社里陸續安排了不少重點和著急結項的項目，必須優先跟進。而知識類原創作品的組稿本就困難重重，漫畫項目就這樣一次次被擱置在一邊。

后來，社里讓我主持編輯部工作，職能上的重大改變讓前期“單兵作戰”的劣勢暴露出來了——不擅長人事管理、對童書細分領域圖書不夠熟悉。

我痛苦了很久：難道就不能安心做個只想做好書的基層編輯嗎？

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逐漸領悟：這也是每個編輯“成長”中殘酷而真實的一課——從“我想做什么”到“我能做好什么”的轉變，并努力在“錯位”的崗位上，挖掘出新的價值。

2018年，參與編輯的科普主題讀物《大國重器：圖說當代中國重大科技成果》（簡稱“《大國重器》”）出版，成為社里首個藝術與科普相結合的成功案例。該書出版后多次加印，每一次加印背后，都是編輯持續查閱新聞、咨詢作者及專家、核實數據、增補新內容的成果。其間，還聯絡各地科普館、圖書館及學校舉辦了數十場科技成果圖片展，并與多地出版社達成了少數民族語言版本的轉化。

《大國重器》（第1~17版）

雖然每年花在這本“老書”上的時間很長，但它讓我明白，編輯的“沉淀”，不僅是開創，更是對經典品種的長期守護。

探尋：在寒冬中尋找火光

接手編輯部后，迎頭撞上了市場的“寒冬”。部門數據斷崖式下跌，最初的一年充滿了自我懷疑——“這部門不會在我手里完了吧？”冷靜下來，唯有適應。為“湯小團”打造漫畫版，與科普達人“不刷題的吳姥姥”團隊合作（），將社里的老書拿出來一一復盤，尋找新的可能……

在這期間大家做了許多努力和嘗試，一套繪本讓我們看到了希望。

與《大國重器》這類重點主題讀物不同，《好吃的旅行車》“出身”平凡，2020年首印4000冊，幾年間銷量不溫不火，勉強賣完。2023年，在編輯部的堅持之下，該書雖然獲得了續約的機會，但其動銷數據讓營銷部門對加印毫無信心，續約一年多都未曾提印。

轉機出現在2024年。編輯部多次推薦后，營銷同事終于爭取到一個機會：一位大V愿意試水，首印4000套。預售鏈接上線后一小時，幾千套售罄，前線火速要求加單！

消息傳來，營銷老師幾乎是跑著沖進編輯部喊加印。但新的難題接踵而至，當時領導外出開會，無人審批。帶貨團隊下了最后通牒：“最后6分鐘，必須確定！”

最終，大家頂住壓力，找到領導線上審批，在體制內出版社完成了6分鐘的極限流程。

這一次，加印4萬套。

《好吃的旅行車》

適應：放下過去，著眼未來

寫到這里，按照慣例，似乎該談一談沉淀后的成果、低谷之后的反彈。圖書數據（獎項、銷量）的確是衡量一個編輯最直觀的標尺。但我想在成長的自述中“任性”一次：任何一個圖書項目的成功，都是團隊、作者、渠道、運氣乃至時代算法共同作用的結果。江蘇鳳凰美術出版社的好書很多，也獲得過不少榮譽。獲獎的編輯大有人在，我，只是編輯群體里的一個縮影。

我想，在這個劇變的時代，一個編輯最可貴的成長，不再是獎狀的厚度，而是適應不斷變化的一切的韌性。客戶在換、市場在變、讀者的興趣如風，社里的方針也在調整。你可能今天策劃了一個被所有人都認可的選題，等書出來時，世界已經變了模樣。

編輯的價值，不再局限于打造爆款，更體現在如何于不確定性中，守住出版的尊嚴與底線。

前兩天回顧2025年的工作，發現自己責編出版的圖書僅一本。查閱記錄，這本原創兒童科普讀物第一張樣稿竟始于2018年，這個時間讓我感到汗顏。而新入職的編輯小Y，因負責的項目大多與我配合，今年交出了一份“零”新書的成績單。我打趣她：“若是在按個人出書量考核的編輯部，咱倆今年怕是‘顆粒無收’了。”

這個看似玩笑的自嘲，卻是當下編輯們面對角色轉變的真實情況——編輯的重心，早已從純粹的案頭工作，轉向了與客戶溝通、活動策劃及多方協調等更為繁雜的事務。

很多人說，編輯應主導圖書從策劃到推廣的全流程。但現實是，面對大部分普通圖書，編輯常感到“主導不動”——比起“圖書產品的主導人”，編輯更像是“復雜生態的協調者”。

重點項目往往能獲得上下一致的資源支持，編輯看似“主導”，其實只是順勢而為。而對于更多普通項目，因為缺乏資源和認可，編輯的努力就像一場孤獨的“推銷”，大部分時候是在做“無用功”。

正如前文所說的兩個案例，《大國重器》是“天之驕子”，編輯要做好的是守護與深耕；《好吃的旅行車》則像“草根逆襲”，編輯需要為其爭取與破局。

然而，無論是“守護”還是“爭取”，都無法保證每個項目都成功。

《好吃的旅行車》之后，我找到一套條件相近的繪本《三只小豬》，期望如法炮制，營銷老師也積極向渠道推薦，卻至今無人接盤。

是書不好嗎？只是時代的“玩法”變了：每一本好書都像在參加“選秀”，在運氣與實力的雙重考驗下，等待那“鯉魚躍龍門”的一刻。

現在，我常對部門的編輯說，策劃選題時，必須先思考它出版后能在哪里落地，平臺在哪里，如果無法先打動自己社里的營銷和中盤渠道，“你認為的好書”可能永遠沒有機會與讀者見面。

不要覺得委屈。在流量與算法的時代，我們都在平等地學習適應。

尾聲：在“夕陽”里，做自己的太陽

入行時就聽說，出版是夕陽產業。當時Kindle剛崛起，一些老編輯預言“紙質書將死”。

也聽說過社里掛歷時代的輝煌，書商用麻袋裝著現金在門口排隊。直到某一年，掛歷突然賣不動了——電腦普及了，時代就這樣輕描淡寫地翻過了一頁。

如今，人口紅利已然吃盡，我們不再是“在增長的電梯里做俯臥撐”，而是要在逆風中，接受真正的生存能力考驗。

那么，到底什么是編輯的成長？

對我而言，它終于不再是頭銜和獎狀，而是學會 “放下”與“拿起”：放下過去“成功的包袱”，也放下對“我想做什么”的執念；拿起不斷學習的空杯，拿起適應變化的韌性，拿起在方寸之間（哪怕只有1000冊的起印量）也要堅持創新和尋找機會的勇氣。

十年書海不得閑，一張一頁思華年。從初生牛犢不怕虎的莽撞，到一本本書苦盡甘來的喜悅，一路走來跌跌撞撞。或許這就是成長，于不確定性中發熱發光，成為自己的太陽。

出版人的黃金時代或許過去了，但這恰恰是考驗我們在危機中的生存能力和職業素養的開始。

路還長，我們邊走邊學。

落筆之際，尚有幾句心聲想與讀者分享。

首先，必須感謝我的分管領導和總編輯。我曾特地請示，若此文不提任何圖書案例與社內榮譽，未盡到為社爭光的義務，是否可行？承蒙二位領導包容，他們鼓勵我卸下包袱，真誠地寫下自己的職業思考。這份理解與支持，我深懷感激。

同樣要感謝《出版商務周報》的編輯，正是這份稿件邀約以及“多增加案例”的高要求，促使我回顧梳理了這些年的工作點滴。補充案例的過程，也是一次重新發現。讓抽象的“成長”回歸到具體的工作實踐，這篇文章才真正有了與同行們交流的價值。

最后，作為一名蘇美童書人，我想說，我們的好書遠不止文中提及的這些，文學、科普、繪本、藝術等領域皆有耕耘。如果本文有幸被渠道與平臺的朋友們看到，并對我們產生了一絲興趣，請聯系我。期待與您攜手，為我們共同相信的好書，大干一場！

*本文圖片由作者提供

《出版商務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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