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浪潮席卷而來，地處中條山深處的541基地，這場變革成為其命運轉折的關鍵節點。作為三線建設的重要軍工項目，541工程曾承載著國防工業的重任，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軍工戰士。然而，在時代轉型的陣痛中，這座曾經的軍工重鎮逐步走向衰敗，留下了一段充滿滄桑的集體記憶。
基地全線失守
1986年9月，國家頒布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廠長工作條例》，把國有企業的領導體制，由原來的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廠長負責制。并在1988年4月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中以法律形式固定下來。規定：“企業建立以廠長為首的生產經營管理系統，廠長在企業中處于中心地位，對企業的精神文明建設和物質文明建設負有全面責任。”
在脫離軍工序列前，541各廠在企業管理方面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步子邁的不大。因為畢竟是多年的軍工企業，國營性質，即便是上面高調強調改革，還是要充分考慮職工的利益。劃歸中信集團后，在“建立法人治理結構”的鼓噪下，541各分指的廠長們迅速實行“人、財、物”的改革，“用人一人定，簽字一支筆，決策一言堂”。企業管理層由廠長組閣，誰當企業黨委書記，誰當副廠長，誰當工會主席，均由廠長說了算。黨委、工會、職代會形同虛設。最終黨委書記、工會主席、副廠長圍繞著廠長轉。彼時的廠長負責制變成了個人專制，黨群機構、工會組織成了擺設，工人階級的主人翁地位被撩一邊。
三線軍工戰士的自豪感、榮譽感徹底喪失。
市場經濟變化莫測，由于541各分指領導決策連連失誤，一個個分指被搞垮，職工生活變得異常窘迫。最先陷入困境的是一分指，在541基地開啟了拖欠工資的先河。這股風很快就在541各廠蔓延開來，有的分指半年不發工資，有的分指的職工甚至一年領不到工資。時間長了，各分指職工對發工資的時間都有了統一的認知，那就是五一、國慶、元旦、過年這些節點會發工資，其他時間是沒準點的。雖然近幾年拖欠工資的情況有所好轉，但工資仍然非常低，普通職工大多五六百元。工資可以低，可以拖欠，但職工家屬看病和孩子上學怎么辦？彼時，沒有哪家醫院和學校是慈善機構，可以任由你拖欠不繳。職工家庭因看病、上學致貧的比比皆是；第一代老軍工，現在大多八十多歲了，得了大病基本上都放棄治療，躺在家中默默等待上帝的召喚；中國自古有葉落歸根、入土為安的習俗，可這些老軍工早年來自全國各地，挈婦將子、背井離鄉，家鄉早已沒有了他們的立錐之地，唯一的歸宿，就是絳縣專為這些三線企業設立的殯儀館，他們遺憾地閉上雙眼，蜷縮在方寸間。
一分指由于長達一年多不發工資，一年當中，竟然有18人先后因貧病交加而選擇自縊。有個職工為了養活妻兒，深更半夜去農村偷拿農民喂豬的麥麩當口糧，當農民跟蹤到他家里時，才發現一家老小竟然以此為食。農民兄弟不禁當場落淚,不僅沒有追究他的責任，反而回家扛了一袋面粉送來。
即便是這樣，廠里樸實的工人們每天還是堅持到點上班。
位于翼城縣山里的三分指，一個離異的女職工因無法養活自己的孩子而感到絕望，在一個月黑風高的夜晚來到后山上吊自縊。其他分指因無法活下去，選擇自縊、喝農藥的人也大有人在，人們天天聽到的都是這些令人脊背發涼的噩耗。五分指有個職工，為了掙點錢補貼家用，下班打零工，上山幫當地老百姓摘山楂果，結果一不小心從樹上掉下來，摔成殘疾，至今靠輪椅度日。
與此同時，在國企改革的旗號下，國有資產大量向承包經營者手中轉移，價值百萬的設備幾萬就賣了，任用干部大肆收禮。早在九十年代中期，541某分指領導的夫人在參加同學聚會時，就明目張膽地說自己有五百萬工資存款。工資改革已經進行了無數遍，然而一遍又一遍的改革，換來的卻是領導的工資越改越高，職工的工資越改越低，且還不能按時發放。每月幾百元的工資，雖比七十年代的幾十元上漲了不少，但同期的物價打著滾往上漲，這點微薄的薪水只夠全家喝稀飯了。雖說541在大山里，物價卻一點不比外邊低，甚至比當地縣城里還高。
也正是天高皇帝遠，才導致國企監管缺失！
各廠的領導都很忙，他們整天不是出國考察，就是到處開會。他們順應市場經濟的發展，想盡千方百計地把廠里的設備倒騰出去，在外面開起自己的小工廠。他們出差拿補助，一方面給工廠找活，一方面給自己小廠找活。由于廠里的客戶和他自己的客戶都是同一人，所以他小廠生產的不合格產品就退到了廠里，廠里合格的產品算他的；廠里的貨款可以不要，但他的貨款絕對不會拖欠。各廠下面的車間，以二級開發的名義，公開將廠里的物資拉到廠外出售了，幾個中層領導共同分賬。
有的分指的領導為了追求產值，獲取政績，責令車間加班加點干活，加工出的產品被源源不斷地拉到幾千里之外的客戶廠家。由于超計劃供貨，對方廠家拒絕接收，不得已還得自己在人家那租庫房存放。年底一統計產值是上去了，有多少個億，可是過完年產品就又從外地拉回來了，說是退回返修。產值有了，可是利潤到哪兒去了？工人干了白干，一分錢工資都領不到。
有的分指的中層干部把一個原本好端端的單位搞垮了，年底竟然被評為公司級先進個人；換到另一個單位，用不了幾年又把那個單位徹底搞垮了，結果竟然成了省級勞模。也難怪，把一個單位搞好不容易，也很難撈錢，而把一個單位搞垮太容易了。為什么要搞垮呢？只因搞垮了才能撈到錢，有錢了才能上貢，上級領導收了錢才能提拔他，至于工人怎么活下去，那不是他關心的事情。
美其名曰“市場經濟，適者生存”！
在541，把一個單位搞好是不正常的，搞不好那是再正常不過的。至于541的情況，上面不是不清楚，他們一方面粉飾太平，另一方面，總是幻想著用市場經濟的法則去解決計劃經濟遺留的問題。
位于聞喜縣的6分指和10分指嚴重虧損，依照企業法先后進行了破產。結果破產后造成了幾千職工和近萬名家屬生活無以為繼，流離失所。而大大小小的領導卻在破產的同時大肆進行暗箱操作，大肆侵吞國有資產。六分指破產后，原來工廠里存有價值上百萬的數控車床、刨床等先進設備，還有各個車間的成品庫、材料庫、廢品庫等倉庫，這些庫房都有詳細的賬目，然而這些東西的處理情況，廣大職工卻毫不知情。破產破得工人階級徹底成了無產者，而一些領導們卻成了先富起來的成功人士。
541最后陷入困境的是17分指，17分指是541的自備電廠。早在七十年代，17分指還沒投產時，各分指用的都是地方上的電。由于用電沒保障，幾個分指都流傳著一句順口溜：“窮山西爛絳縣，不是停水就停電”。17分指擁有4臺2.5萬千瓦、1臺2.75萬千瓦的發電機組，總容量12.75萬千瓦，并且擁有110KV、35KV、10KV變電站各一座及相應的輸配電網絡，承擔著541各廠的供電任務，多發的電供國家電網，總資產五億元左右。
幾十年來，17分指為了支持大山里541各廠的生產，耗盡了自己所有的能量。雖然其它分指大都發不了工資，但17分指的效益一直不錯，工資也有保障。2010年17分指被被列入小火電，予以停產，繼541各分指之后也最終陷入了絕境。明天的早餐在哪里？一千多職工和數千家屬開始為明天的生活擔憂。在分指家屬區破舊的一樓外墻上，一個孩子的信筆涂鴉卻不禁讓人感慨：一幅大熊貓畫像旁邊，寫著一行稚嫩卻令人動容的粉筆字，“臺灣臺灣你回來吧，北京把大熊貓都給你！”
這些稚嫩的字跡表露出，一個三線的孩子，盡管生存環境是那么差，仍然對明天充滿希望，他懷揣一顆愛國的拳拳之心，期盼著祖國早日統一。
至此，541各廠除二分指（鑄造業污染各地限制）效益尚好外，其他各分指幾乎奄奄一息。541總部也搬離聞喜縣東鎮，東鎮只剩下總部大院破舊的樓房和一些老弱病殘的退休職工。劃歸中信后，總部機關更名為中信機電制造公司，先是以機構精簡靠前指揮為由遷往二分指，后又以交通不便為由在離各分指更遠的侯馬市購地，蓋起了辦公樓和宿舍區，并以補貼的形式把房子賣給公司大大小小的領導，包括各分指的廠級領導，而541各分指的十幾萬職工和家屬卻被徹底撇在了大山里了。
苦命的三線二代
上世紀九十年代，作為七十年代首批來到中條山里的541三線建設者已經基本退休，繼而成長起來的是他們的子弟——三線二代。七十年代，前輩們來到中條山，歲數大點的孩子，上山下鄉，插隊到各分指附近的農村里，和他們一起的有來自各地的知情，尤以北京知青居多。1978年知青返城時，外地知青都回城了，而541的知青則回到父母所在的工廠當工人。歲數小點的，趕上了高考，但那時是千軍萬馬過獨木橋，能考出去的微乎其微。那些考上大學的三線二代應該是第一批離開541的人，他們走了，再也不會回來了。剩下的則通過上541技校、接班、招工等各種方式，全部招進了541各個分指，成為生產一線的主力軍。
一代人把青春獻給了三線，又把兒女獻給了三線！
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值珠三角、長三角和山東沿海發展初期，民營企業迅速成長，需要大量的年輕且有技術的人才。而此時的541效益卻開始下滑，當時流行留職停薪，一些三線二代離開了541，開始走出大山，外出打工。三線二代從父輩那里繼承了吃苦耐勞的品德，同時還擁有精湛的生產技術，所以他們到東南沿海一帶打工，很快就有了新的用武之地。
留職停薪不僅要給廠里交錢，同時也有期限。期限到了，有些人不愿回廠，于是各分指很快便出臺文件，讓他們限期返廠，逾期不歸者以開除論處。那時，國有企業職工身份非常重要，于是，大批出去的人不得不返回大山里，但仍有一些人堅持不回來；于是各個廠出臺新的辦法，不回廠者，開除本人，配偶限期離廠，房子由廠里收回，孩子辦理離校手續。一些人無奈又回來了，但還是有人不怕，他們回來接上家人，勇敢地走了出去；再后來，由于外面的企業開始給職工辦理檔案和各種保險，于是，一批又一批的人為了生活走了出去，廠區大門的宣傳欄里隔三差五地張貼職工開除的通告，只是通告一次比一次開列的名單多了；到后來，竟然有很多廠里的大小干部，乘機狠撈一把后也離開了廠子，當然，他們的名字也出現在各廠的公示欄里。
1999年，全國的國企開始推行下崗分流、減員增效。541各廠也開始有大批的職工下崗，基本上屬于三線二代那一批人。據國家統計局統計，全國共有三千萬國企職工下崗。后來541各分指對下崗職工進行買斷工齡，按照每年工齡500元的標準買斷，每個人拿到了一萬元左右。下崗買斷的地雷陣把541成百上千的職工炸得妻離子散，背井離鄉，導致他們在最為困難的時候，墜向深淵。
據不完全統計，541各廠僅在北京打工的人就有一千多人。山西運城和陜西韓城有兩趟發往北京的列車，這兩趟列車到侯馬都預留了兩節車廂。每當過完春節，車廂里都會有很多外出打工的541年輕人。過去革命戰爭年代，憑借國際歌，你可以找到黨組織，現在憑他們的年齡，憑借他們講三線工廠的普通話，就很容易辨認出誰是541的三線二代，你問他是幾分指的，他一定會告訴你的。
下崗使541各廠在人員與技術上徹底喪失了元氣。各分指的車間、處室借國企改制的大背景，把平時與其不對付的人都列入下崗名單，而各單位凡是跟領導不對付的，大多是有兩把刷子的技術人才。于是，下崗后一大批有技術的職工被迫下崗離開了工廠，541失去了中堅力量。
由于效益不好，這些年來，各個分指招不來工人，于是就大量地招收工廠附近的農民工，名為“協議工”。這些沒有受過技術培訓的“協議工”，上去就把工廠大批的精密設備搞壞了，同時也丟失、損壞了大批卡具、量具。到了麥收季節，“協議工”們說不來就不來了，他們在自家二畝地里忙“雙搶”呢！各車間的領導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急也沒用，人家畢竟是“協議工”。廠里的正式職工可以不發工資，但是協議工那是必須發的，而且一天都不敢拖欠，因為他們都是附近的農民工，廠里怕農民來廠里鬧事。
國企改制后，免費醫療沒有了，職工按比例報銷。各廠的醫院由于老大夫退休，新大夫招不來，且醫療設備陳舊，看病都趕不上鄉鎮的衛生院了。老軍工們要想看病就得去幾十里外的東鎮541總醫院，或者去侯馬、運城等地醫院。然而，高昂的醫療費不僅壓垮了這些從不畏懼困難的老軍工，也把三線二代的腰也壓彎了。為了跟廠里借點錢，救父母的命，有的三線二代不得已流著淚給廠長跪下。
男兒膝下有黃金，但即便是下跪也不一定拿到錢！
由于房改政策，1999年后原來的福利性住房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貨幣性住房。541各分指的家屬區都是七十年代建造的，散落在山谷里的樓群早已破舊，但仍然在風雨中飄搖。由于年久失修，一到雨季，所有住戶的樓頂都漏水，家里到處都擺放著各種各樣的能接水的器皿。就是這樣的房子，每家發個房本，就把房子賣給了職工。
說起教育改革，讓三線二代的后代們——三線三代也趕上了“好時候”。當孩子們興高采烈地把大學錄取通知書拿回來時，令他們的父母——三線二代們既高興又無奈。長期的低工資且還拖欠，這大學的巨額學費壓得他們欲哭無淚。為了讓孩子們走出大山，他們擦干眼淚，哭臉裝笑臉，四處借錢湊學費。然而，相同的困境讓他們往往空手而歸。為了孩子們外出求學，他們寧愿自己開荒種菜、養雞，過著最清貧的生活；平時舍不得吃肉，只有逢年過節才吝嗇地買一點回來包餃子；夏天他們去周邊農村的麥地里撿麥子，秋天去給農民打工收苞谷；每次開了工資，首先跑到郵局給孩子打去微薄的生活費。
當時到處都刷著“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窮不能窮教育”的標語口號！
說起穿戴，曾經的541人，引領當地的時尚潮流。今天的541人，老職工們穿的是以前上班發的洗得泛白的勞保服，三線二代們多少還是準備了一二套看得過眼的衣服，但也是反季削價的衣服，畢竟他們要出門、要交往。他們渴望人際交往，卻不敢交往，捉襟見肘的收入使他們汗顏，只好蜷縮在筒子樓里與電視作伴。
市場上的豬肉已經漲到了十幾元一斤，雞蛋4塊錢一斤，20年前五分錢一斤的西紅柿漲到了4塊錢，黃瓜三塊錢也只能買到兩根。去一趟最近的侯馬市，40公里的路程，車費也由以前的9毛錢漲到了11元。附近的縣市快速發展，大馬路、大廣場，高樓林立，而大山里的541卻日漸衰敗。如果在侯馬坐車買票時，你說去541，你就放心吧，連小偷都不愿多看你一眼。
541的窮酸已經傳遍了晉南的各個角落！
就連分指菜市場的小販們都知道分指人太窮了，但是他們的生意卻不大受影響。有個賣肉的小販說，誰說分指沒錢，一上午就賣了十幾頭豬。其實他心知肚明，每個分指都有幾十甚至上百個先富的、甚至是暴富的處級干部，那些肉大部分都被先富者買走了，而三線二代們數月不知肉滋味的人卻大有人在。
市場經濟就像翹翹板，一部分人富起來是以更多人的貧窮來墊底！
（未完待續）
（本文內容源自網絡 龍山改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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