錕涵律所·楊明宇律師：吸毒記錄封存為何不是對毒品的“縱容”？

在新修訂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引發(fā)的熱議中，“吸毒記錄可被封存”無疑處于輿論漩渦的中心。部分公眾對此表達出深切憂慮：這是否會削弱禁毒斗爭力度？是否為吸毒人員提供了“保護傘”？甚至是否意味著對毒品違法行為的“縱容”？這些疑慮源于對毒品危害的痛恨和對社會安全的關切，情感上完全可以理解。然而，法律的修訂基于嚴密的邏輯和現(xiàn)實的考量，將“吸毒記錄封存”簡單等同于“縱容吸毒”，實則是一種誤讀。

權威數(shù)據(jù)顯示，我國禁毒形勢依然嚴峻，對毒品違法犯罪始終保持高壓態(tài)勢。與此同時，國家統(tǒng)計局數(shù)據(jù)顯示，2019-2023年，全國公安機關年均查處治安案件超過800萬起，其中大量是類似情節(jié)輕微的違法行為。立法者面對的，不僅是如何打擊的問題，更是如何讓那些已經受到處罰、渴望重回正軌的個體（包括部分吸毒者）不被社會徹底拋離，從而防止衍生出更嚴重的社會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一百三十六條

違反治安管理的記錄應當予以封存，不得向任何單位和個人提供或者公開，但有關國家機關為辦案需要或者有關單位根據(jù)國家規(guī)定進行查詢的除外。依法進行查詢的單位，應當對被封存的違法記錄的情況予以保密。

《中華人民共和國禁毒法》第五十二條

戒毒人員在入學、就業(yè)、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視。有關部門、組織和人員應當在入學、就業(yè)、享受社會保障等方面對戒毒人員給予必要的指導和幫助。

要澄清公眾誤解，必須從根本上厘清以下幾個關鍵法律概念與邏輯：

▌行為的法律定性：違法不等于犯罪

這是所有討論的基石。犯罪，如販毒、制毒，由《刑法》規(guī)制，刑罰嚴厲。而單純吸食毒品，屬于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的行政行為，最重處罰為行政拘留。記錄封存制度針對的是后者這一行政違法層面，與刑事犯罪記錄管理是兩套并行的體系，前者門檻更高、后果更重。將針對行政違法的封存措施，誤解為對刑事犯罪的寬宥，是概念的混淆。

▌制度的目的：復歸而非豁免

《禁毒法》早已明確，要對戒毒人員給予社會復歸的機會。封存制度是這一立法精神在程序上的具體落實。其目的不是否定吸毒行為的違法性和危害性，更不是豁免已發(fā)生的法律責任，而是試圖消除懲罰結束后附加的、無限期的“社會性懲罰”。封存記錄，是為了阻斷這條下滑的路徑，為其保留一條通過誠實勞動回歸正常生活的法律通道，這本質上是更深層次的社會風險防控。

▌封存的邊界：留有嚴密的安全出口

公眾最關心的“吸毒者從事敏感職業(yè)”問題，在法律上已有周密安排。封存是“限制常規(guī)查詢”，絕非“讓記錄消失于監(jiān)管視野”。對于涉及重大公共利益的職業(yè)，如幼兒教育、交通運輸、保安服務等，多部法律法規(guī)已明確設置“無吸毒史”的準入門檻。這些規(guī)定，正是新法第一百三十六條中“有關單位根據(jù)國家規(guī)定進行查詢”的法定依據(jù)。幼兒園招聘時，依然可以依據(jù)《幼兒園工作規(guī)程》查詢應聘者是否有吸毒記錄。封存制度，并未拆除這些早已存在的安全防火墻。

從司法實踐和法社會學角度看，對吸毒記錄封存的擔憂，反映了兩個需要彌合的認知鴻溝：

▌混淆了“對行為的懲罰”與“對人格的永久否定”

法律已對吸毒行為給予了拘留、罰款、社區(qū)戒毒乃至強制隔離戒毒等相應處罰。處罰完畢，意味著行為人已為其過錯付出了法律規(guī)定的代價。此后，繼續(xù)讓其背負公開的記錄標簽，在就業(yè)、生活中處處碰壁，這是一種事實上的額外懲罰和人格貶損。法治文明要求罰當其罪、過罰相當。封存制度旨在將懲罰限定在法律明確規(guī)定的范圍和期限內，防止無限擴散，這正是對公民憲法上人格尊嚴的維護。

▌低估了法律體系的系統(tǒng)性與協(xié)同性

我國的毒品治理是一個多法協(xié)同、多措并舉的立體系統(tǒng)。打擊方面，有《刑法》嚴懲制販毒；管控方面，有《禁毒法》規(guī)定動態(tài)管控、定期檢測；在復歸方面，有《禁毒法》倡導社會關懷，如今《治安管理處罰法》新增記錄封存以減少回歸障礙。這幾者并行不悖，共同構成“打擊-管控-挽救”的完整鏈條。記錄封存只是這個復雜系統(tǒng)中關乎“挽救”環(huán)節(jié)的一項具體程序設置，它既不前移影響“打擊”的鋒芒，也不后退削弱“管控”的力度。北京聲馳律師事務所周駿律師的觀點很清晰：封存不削弱禁毒管控，公安機關的動態(tài)管控將持續(xù)。

吸毒記錄封存，絕非毒品政策的“寬松”，而是法律懲教結合的“精準”。它是在堅持對毒品違法犯罪“零容忍”高壓態(tài)勢不動搖的前提下，對已經依法接受處罰的個體，展現(xiàn)的一種程序上的“寬容”。這種寬容，不是對惡行的妥協(xié)，而是基于人本主義和對社會修復能力的信心，是為迷失者預留的回頭路。法律的任務不僅是懲惡，也在于抑惡的同時，最大限度地揚善和修復。因此，這項制度非但不是縱容，反而是在用更精細、更長遠的方式，鞏固禁毒斗爭的社會基礎，其最終目的與人民群眾對“天下無毒”的期盼完全一致。

本文旨在法規(guī)之一般性分析研究或信息分享，不構成對具體法律的分析研究和判斷的任何成果，亦不作為對讀者提供的任何建議或提供建議的任何基礎。作者在此明確聲明不對任何依據(jù)本文采取的任何作為或不作為承擔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