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能夠剿滅勢力雄壯的太平天國，卻為何在捻軍面前頻頻戰敗

同治三年（1864年）7月，與太平軍死磕了12年的曾國藩兄弟，靠著笨拙的鐵桶合圍戰術，終于攻陷天京。

曾國藩被朝廷封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世襲罔替，并賞戴雙眼花翎。一時間，曾家兄弟風頭無兩。

曾國藩也明白兔死狗烹的道理，主動請求裁軍。

湘軍之所以能夠成功，除了死磕之外，最主要還是太平天國內部的內訌。

如果太平天國不起內訌，曾家兄弟再死磕十幾年，也未必成功。當然，歷史是沒有如果的。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國藩還在盤算如何應對朝廷的猜忌，一道六百里加急的圣旨，擺在了他的案頭。

原來蒙古親王僧格林沁在山東曹州高樓寨遭遇捻軍伏擊，其所率萬余名滿蒙精銳騎兵幾乎全軍覆沒，親王本人也在亂軍之中殞命。

朝廷急調湘軍和淮軍北上對付捻軍。

曾國藩接到這道圣旨，一時間沒有反應過來，他知道僧格林沁絕非普通將領，是蒙古科爾沁部的世襲親王，手握清廷最精銳的中央騎兵部隊，常年南征北戰，從平定太平天國北伐軍到鎮壓各地叛亂，無一不身先士卒，是清廷倚仗的“國之柱石”。

僧格林沁麾下的滿蒙騎兵，更是當時大清戰斗力的天花板，曾創下“一日奔襲二百里，破敵數十營”的戰績，被視為鎮壓內亂的最后王牌。

可誰也沒想到，這支令太平軍都聞風喪膽的鐵騎，竟栽在了看似“散亂無章”的捻軍手里。

曾國藩對付農民起義軍，向來有一套成熟的打法。

當年鎮壓太平天國時，他發明了“結硬寨、打呆仗”的戰術：大軍開到城下，不急于進攻，先挖深壕、筑高墻，把城池圍得水泄不通；再切斷敵軍糧道，毀掉周邊所有可利用的物資，讓城內守軍彈盡糧絕，最后不戰自潰。

為了徹底斷絕太平軍的兵源和補給，他還推行“清野政策”：太平軍活動過的區域，房屋一律拆毀，道路盡數破壞，水井要么填塞要么下毒，糧食全部收割或燒毀，金銀銅鐵提前運走或銷毀，讓起義軍走到哪里都是一片廢墟，找不到任何補給，也招不到新兵。

這套戰術對付固守城池、建立政權的太平軍，堪稱“殺手锏”，最終幫他攻克天京。

為了對付流動性很強的捻軍，曾國藩把“圍城”升級成了“畫河圈地”。他利用黃河、淮河、運河等天然江河作為防線，在河岸修筑堡壘、駐扎軍隊，把捻軍活動的區域圈在豫、皖、蘇、魯四省交界地帶；再層層設防，慢慢壓縮包圍圈，最后將其圍而殲之。

在曾國藩看來，捻軍再能打，也逃不過江河天塹的阻隔，只要防線筑牢，便能將其困死。

可惜他錯了，捻軍和太平軍根本不是同一類對手。

太平軍有固定的根據地，要占領城池、建立政權，需要分兵駐守，機動性大打折扣，正好給了湘軍圍城的機會。

但捻軍不一樣，他們是一支支“綹子”，有事的時候集中起來，沒事的時候就散去。而且捻軍屬于“流動部隊”，幾乎全員都是騎兵，除了戰馬之外，不少人騎的是驢和騾子，雖然速度稍慢，但耐力十足，遠超湘軍的步兵。

據《捻軍史料叢刊》記載，捻軍“日行百數十里，倏東倏西，往來飄忽”，而湘軍以步兵為主，調動全靠步行和騾車，“日行五六十里即疲憊不堪”，根本追不上捻軍的速度。

更讓曾國藩頭疼的是，捻軍從不按套路出牌。他們沒有固定的據點，不建政權，不占地盤，核心戰術就是“打了就跑，搶了就走”。今天在安徽劫掠糧草，明天就沖進河南騷擾州縣，后天又殺到山東伏擊湘軍，轉眼又往湖北奔去，專挑湘軍防守薄弱的地方鉆。

曾國藩剛在河南布好防線，捻軍已經繞道山東；湘軍好不容易調到山東，他們又渡過黃河，直奔直隸。

湘軍官兵累得筋疲力盡，餓著肚子追了幾百里，往往連敵人的影子都摸不著。

史料中記載過這樣一則真實案例：同治四年（1865年）八月，湘軍探報捻軍在安徽亳州集結，曾國藩立刻調集三萬大軍前往圍剿。可等湘軍趕到亳州，捻軍早已不見蹤影；幾天后，又有探報說捻軍在河南商丘活動，湘軍又馬不停蹄趕往商丘，結果再次撲空；就在湘軍疲憊不堪、準備扎營休整時，捻軍突然從山東菏澤殺出，偷襲湘軍糧道，燒毀糧草數千石，等湘軍回師救援，捻軍早已揚長而去。

這樣的場景，在剿捻戰場上反復上演。

曾國藩坐在大營里，看著一份份“捻軍已入某省”“我軍追之不及”的戰報，心中滿是焦灼。他精心構建的江河防線，在捻軍面前形同虛設。

捻軍騎兵常常趁著夜色，從湘軍防線的縫隙中快速穿插，有時甚至連夜渡過結冰的河面，等湘軍發現時，他們已經在百里之外。

有一次，東捻軍在賴文光的指揮下，一夜之間突破了湘軍駐守的沙河防線，湘軍將領上報時直言“賊騎如飛，我軍瞠乎其后，防線盡破”。

此時的曾國藩終于意識到，自己這套對付太平軍的“呆仗”戰術，在捻軍的“快馬”面前完全失靈了。

要怎么樣才能改變這個被動的局面呢？

曾國藩意識到：湘軍的優勢在于兵力雄厚、裝備精良、后勤充足，但這些優勢都需要時間和空間才能發揮；而捻軍的優勢是機動性強、戰術靈活、善于伏擊，正好克制湘軍的笨重。

就在曾國藩剿捻屢屢受挫、朝廷上下怨言四起時，朝中大臣紛紛舉薦曾國荃。曾國荃是曾國藩的弟弟，打仗以“敢打硬仗、善打圍城戰”聞名，當年攻克安慶、攻破天京，他都是頭號功臣。

雖然天京城破后，他縱兵搶掠、私藏財富的罵名傳遍朝野，但不可否認，他的軍事能力在湘軍將領中首屈一指，超越了他哥哥曾國藩。

彼時的湖北，正處于捻軍往來穿梭的“必經之路”，南北貫通、東西相連，成了捻軍的“行軍走廊”。

清廷認為，這樣的戰略要地，必須派一個能打硬仗、敢下狠手的人去鎮守，而曾國荃正是不二人選。

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朝廷起用曾國荃，讓他招募新兵、組建軍隊，配合曾國藩剿捻。

接到圣旨后，曾國荃立刻行動起來。他從湖南老家招募了大批青壯年，又把當年跟著他打太平軍的老部下紛紛請回，組建了一支新的軍隊，取名“新湘軍”。

這支軍隊延續了湘軍的編制，裝備了洋槍洋炮，曾國荃對其寄予厚望，誓要在剿捻戰場上一雪前恥。

同年秋天，東捻軍在賴文光的率領下，調頭南下，直撲湖北，目標直指曾國荃駐守的武昌。曾國荃聞訊，立刻率領新湘軍北上，在安陸府臼口鎮布防。

他選中臼口鎮作為主戰場，是因為這里地勢略高，便于扎營設防，同時能控制周邊要道，阻止捻軍南下。

曾國荃沿用了自己最擅長的“圍城戰術”：下令全軍深挖壕溝，壘起厚厚的土墻，在營外設置鹿砦、拒馬等防御工事，把大營圍得像鐵桶一般；又囤積了大量的火器彈藥和糧草，準備打一場消耗戰。

在他看來，捻軍騎兵雖然厲害，但缺乏攻城的重型武器，只要自己堅守不出，捻軍久攻不下，糧草耗盡，自然會主動撤退。

幾天后，東捻軍主力抵達臼口鎮，黑壓壓的騎兵望不到邊際，聲勢驚人。捻軍騎兵在營外幾里地來回奔馳，有人遠遠開槍試探，有人策馬靠近高聲辱罵，甚至揮刀挑釁，想激怒曾國荃，誘使湘軍出營接戰。

可曾國荃不為所動，嚴令全軍緊閉營門，任何人不得擅自出擊。他堅信，這場仗拼的是耐心，只要自己守得住，勝利就屬于湘軍。

可曾國荃萬萬沒想到，捻軍根本沒打算強攻。他們深知湘軍防線堅固，硬攻只會徒增傷亡，于是轉而采用了一套“反客為主”的戰術，這正是曾國荃當年鎮壓太平天國時慣用的“圍點打援”。

捻軍騎兵悄然分散開來，一部分繼續在營外佯攻，吸引湘軍注意力；另一部分則繞到湘軍大營后方，切斷了通往安陸府城的退路和糧道。等曾國荃發現時，他的新湘軍已經被捻軍團團包圍，成了甕中之鱉。

更狠的是，捻軍還采用了“騷擾戰術”：分成多股小隊，輪番對湘軍大營發起佯攻。有時在清晨天剛亮時突襲，有時在半夜三更擊鼓吶喊，有時趁湘軍吃飯、休息時猛沖營門。每次進攻都點到為止，不求破營，只求騷擾。

湘軍不得不一次次吹號集結，全軍戒備，可往往折騰半天，捻軍就主動撤退了。

就這樣，湘軍士兵白天不得安歇，夜里不敢合眼，三天三夜下來，人人都熬得雙眼通紅、疲憊不堪，神經繃到了極點。更讓人難以忍受的是，捻軍騎兵在營外來回奔馳，故意揚起漫天黃塵，遮天蔽日。營內的湘軍士兵睜不開眼，看不清敵情，只能盲目戒備，精神在一次次驚嚇中被徹底耗盡。

《湖北通志》中記載了當時的場景：“賊騎環營馳突，塵沙蔽日，槍炮亂發。我軍晝夜不得息，饑疲交加，士氣大落。”

此時的湘軍大營，糧食已經所剩無幾，最多只能再撐三天；傷員越來越多，卻缺乏藥品救治；士兵們又餓又累，不少人直接倒在地上昏睡過去，連站崗的哨兵都打起了瞌睡。

曾國荃知道，再這樣下去，不用捻軍進攻，自己的軍隊就會先崩潰。他接連派出幾撥信使，想沖出去求援，可剛出營門，就被外圍的捻軍騎兵射殺，無一幸免。附近雖然有其他湘軍駐防，但誰也不敢貿然出兵，他們擔心一旦出動，很可能被捻軍伏擊，落得和僧格林沁一樣的下場。

同治五年（1866年）十一月十五日清晨，天剛蒙蒙亮，捻軍發起了總攻。

數萬騎兵從四面八方沖向湘軍營寨，喊殺聲震天動地。此時的湘軍士兵早已疲憊不堪，餓著肚子倉促應戰，彈藥也所剩無幾。他們堅守的營壘雖然堅固，但終究要靠人來防守，人一垮，防線瞬間就崩潰了。

有的士兵端著槍拼命格擋，有的干脆抄起鐵鍬、木棍和沖進來的捻軍騎兵肉搏，可在機動性極強的騎兵面前，步兵的抵抗顯得格外無力。

捻軍騎兵來去如電，馬刀揮舞之處，湘軍士兵紛紛倒下；洋槍雖然威力不小，但裝填速度慢，往往沒等第二槍射出，騎兵就已經沖到了面前。

營墻一處接一處被撕開缺口，捻軍士兵蜂擁而入，營地瞬間陷入一片混亂。

曾國荃身邊僅剩幾百名親兵拼死護主。這些人都是當年跟著他出生入死的老部下，對他忠心耿耿，他們用身體為曾國荃擋住飛來的子彈和馬刀，硬是殺出了一條血路。

等曾國荃終于沖出包圍，逃到安陸府城時，回頭望去，臼口鎮的大營已經燃起熊熊大火，那些為他擋刀擋槍的兄弟，大多已經倒在血泊中，再也站不起來了。

清點殘部時，曾國荃悲痛欲絕：他親手組建的新湘軍，戰前有兩萬余人，如今活著突圍出來的還不到一千人，其余的不是戰死，就是潰散逃亡。這支他寄予厚望、想用來“重新立身”的軍隊，一夜之間灰飛煙滅。

臼口鎮大敗的消息傳到北京，朝野一片嘩然。同治皇帝龍顏大怒，提筆批下：“曾國荃輕敵冒進，以致大敗，實屬不該！”

朝中的言官們立刻聞風而動，一封封彈劾奏折遞進宮中，有人說曾國荃“驕奢自滿，練兵不力”，有人翻出他當年在南京搶掠的舊賬，說他“心思全在斂財，根本無心打仗”，還有人直言“曾國荃徒有虛名，不堪大用”。

這場慘敗，不僅讓曾國荃顏面盡失，更直接拖累了他的哥哥曾國藩。作為剿捻的總指揮，弟弟打了如此慘烈的敗仗，曾國藩難辭其咎。

朝廷對曾國藩的不滿也日益加劇，接連下旨斥責他“剿捻無方，防線屢破”。而此時的曾國藩，日子本就不好過。

臼口鎮大敗后，捻軍的氣勢更盛。同治五年（1866年）11月底，東捻軍在賴文光的指揮下，接連突破了曾國藩精心構建的沙河、賈魯河、運河防線。這些被曾國藩視為“天塹”的江河防線，在捻軍騎兵面前如同紙糊一般。

湘軍士兵疲于奔命，怨氣越來越重。有士兵在日記中寫道：“追賊三月，日行百余里，腳底板起泡流膿，卻未逢一賊，糧草不濟，餓殍遍野。”

將領們也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看著捻軍在各省之間縱橫馳騁，卻連一次像樣的決戰都組織不起來。

曾國藩在給朝廷的奏折中坦言：“捻軍騎兵迅捷，我軍步隊難追，防線屢破，剿捻形勢日益艱難。”

此時的朝廷，對曾國藩已經徹底失去了信心。

朝中大臣紛紛上奏，要求撤換剿捻總指揮，有人舉薦李鴻章，有人推薦左宗棠，認為他們更擅長對付“流寇”。

同治五年（1866年）十二月，一道諭旨從北京抵達前線：免去曾國藩欽差大臣之職，不再總攬剿捻軍務；改命李鴻章專辦東捻軍事務，左宗棠負責西捻軍事務。

這道命令，意味著曾國藩的剿捻生涯徹底失敗。這位平定太平天國的功臣，最終在捻軍面前栽了跟頭，黯然離場。

捻軍之所以能接連擊敗僧格林沁和曾國藩兄弟，關鍵在于他們的作戰方式與湘軍形成了鮮明對比，戰斗力更是在實戰中碾壓湘軍。

首先是作戰方式的靈活機動。

捻軍以“流動戰”為核心，不占地盤、不建政權，全員騎兵為主，機動性極強。他們擅長長途奔襲、迂回包抄，專挑湘軍薄弱環節下手，打了就跑，從不戀戰。

遇到強敵時，就化整為零，分散突圍；遇到弱敵時，就集中兵力，圍而殲之。還善于利用地形伏擊，比如僧格林沁就是在高樓寨的洼地中了捻軍的埋伏，最終全軍覆沒。

湘軍以“陣地戰”為核心，依賴城池、堡壘和江河防線，以步兵為主，機動性極差。

將領們大多墨守成規，沿用對付太平軍的老辦法，要么圍城，要么設防，缺乏應變能力。湘軍的調動需要層層上報，流程繁瑣，往往錯失戰機；而捻軍則指揮靈活，能根據戰場形勢隨時調整戰術，讓湘軍防不勝防。

其次在戰斗力上不輸給湘軍。

捻軍士兵大多來自底層農民和流民，深受清廷壓迫，作戰意志堅定，悍勇頑強。他們熟悉北方平原的地形，騎術精湛，擅長近戰肉搏，馬刀揮舞起來虎虎生風，連僧格林沁的滿蒙騎兵都難以抵擋。

捻軍的指揮核心如賴文光等人，雖然出身太平軍，但極具軍事才能，能根據湘軍的戰術特點制定針對性策略，比如用“圍點打援”反制曾國荃。

湘軍士兵則戰斗力參差不齊。

滿蒙騎兵雖然精銳，但經過長期和平，戰斗力早已下滑，再加上僧格林沁輕敵冒進，最終導致慘敗。

綠營兵更是腐敗不堪，士兵大多是混飯吃的流民，缺乏訓練，臨陣脫逃是常事；湘軍、淮軍雖然相對精銳，但長期圍城作戰，不擅長對付騎兵，再加上長途追擊導致疲憊不堪，戰斗力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湘軍士兵大多是被迫當兵，缺乏戰斗意志，遇到悍勇的捻軍，往往一觸即潰。

最后是軍隊的補給方式。

捻軍沒有固定的后勤基地，采用“以戰養戰”的方式，走到哪里搶到哪里。

他們進攻州縣時，會劫掠官府的糧倉和府庫，補充糧草和彈藥；遇到湘軍糧道，就果斷偷襲，切斷湘軍的補給。

這種方式雖然簡陋，但卻適配他們的流動戰術，讓他們不用被后勤拖累，能隨時發起進攻。

湘軍則依賴龐大的后勤體系，糧草、彈藥都需要從后方運輸。

捻軍常常偷襲湘軍糧道，導致湘軍補給中斷，士兵們餓著肚子打仗，戰斗力自然大幅下降。曾國藩的“畫河圈地”戰術，更是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修建防線、運輸糧草，一旦防線被突破，后勤體系就會崩潰。

捻軍的崛起，堪稱晚湘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

這支沒有正規編制、沒有固定根據地、裝備相對簡陋的農民武裝，憑借著靈活的戰術、強悍的戰斗力，接連擊敗清廷的精銳部隊，逼得曾氏兄弟接連卸任，改寫了清朝的軍事格局。

雖然最終捻軍在李鴻章、左宗棠的聯合鎮壓下失敗，但他們與湘軍的一系列戰役，充分展現了農民起義軍的軍事智慧和戰斗力，也暴露了清廷軍事體系的腐朽與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