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正當競爭專題：數據披露有誤，構成不正當競爭還是商業詆毀？

人民法院案例庫：數據披露有誤，構成不正當競爭還是商業詆毀？

企業交易機會因此受損的，征信機構因違反法定的注意義務而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但不具有損害企業商譽以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的故意而不構成商業詆毀。

閱讀提示：大數據商業模式中，征信機構針對某企業的數據展示有誤、引起公眾關注的，可能引發不正當競爭和商業詆毀爭議。在這種情況下，數據原始主體同時主張被告行為構成一般不正當競爭行為、商業詆毀，法院如何認定？李營營律師團隊長期專注研究與商業詆毀有關業務的問題，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陸續發布。本期，我們以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處理、入庫人民法院案例庫的一起涉商業詆毀糾紛案件為例，與各位讀者分享杭州中院審理類似案件的思路。

裁判要旨：

數據處理者披露信息有誤造成數據原始主體交易機會的減少，構成不正當競爭，數據處理者不具有損害數據原始主體競爭優勢以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的故意，不構成商業詆毀。

案件簡介：

1.浙江某金融集團（原告一）全資子公司重慶某微貸公司（原告二）經營的消費金融產品是原告一旗下的主要金融消費產品之一。

2.蘇州某科技公司（被告）運營的“企某”網站向公眾提供全國企業工商信息、法院判決信息、失信信息等查詢服務，該網站利用爬蟲技術從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國裁判文書網等公開數據渠道爬取，形成商業信息報告。

3.2019年5月5日，被告的“企某”網站發布了原告二的清算信息，具體內容為“變動時間2019年5月5日，新增清算組成員應某”，變更原告二的經營風險級別為“警示信息”，并向特定用戶推送。

4.事實上，“企某”網站發布的原告二的前述清算信息來源于原告二2014年那企業年度報告中的歷史信息。“企某”網站發布該信息時，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無新增清算組成員的變更信息，無變動時間。

5.2019年5月6日，被告主動刪除原告二的清算信息，并在“企某”網站顯示的被告二信息頁面轉載辟謠信息。此后，媒體圍繞原告二是否存在清算行為進行了報道，新聞搜索條數達千萬條。

6.原告浙江某金融集團、重慶某微貸公司遂向杭州鐵路運輸法院起訴，要求被告蘇州某科技公司停止商業詆毀及其他不正當競爭行為，撤回相關不實言論并澄清，發布公開聲明以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及合理開支共計人民幣495萬元。

7.2020年4月26日，杭州鐵路運輸法院一審認為兩原告的主張部分成立，判決被告刊登聲明為兩原告消除影響、賠償經濟損失60萬元，駁回原告其他訴訟請求。被告蘇州某科技公司不服，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8.2020年7月17日，杭州中院二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件爭議焦點：

蘇州某科技公司的行為，是否構成商業詆毀、不正當競爭？

法院裁判觀點：

一、本案糾紛涉及公共數據使用行為的正當性問題，鑒于原告明確了主張的法律依據，本案可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的一般條款進行評價。

杭州中院認為，本案中，重慶某微貸公司是原始數據主體，蘇州某科技公司利用信息抓取技術，通過多種渠道抓取公共數據中涉及重慶某微貸公司的企業數據，經過分類整理后在“企某”網站發布，供用戶查詢。

本案為大數據生態系統中公共數據使用者與數據原始主體之間因數據使用質量引發的糾紛，被訴侵權行為實際上涉及大數據商業模式下公共數據使用行為的正當性問題，并未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章列舉的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具體類型所涵蓋，在某金融集團、某微貸公司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修正）第二條的原則性規定主張權利的情況下，本案可以適用《反不正當競爭法》一般條款對某科技公司的行為作出評價。

二、蘇州某科技公司在獲取公共數據時未盡審慎注意義務，存在主觀過錯，造成對兩原告的負面影響，構成《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的不正當競爭行為

杭州中院認為，從數據來源上看，蘇州某科技公司獲取的數據來源于公共數據，公共數據是政府機關依照法律規定在履行職能過程中采集、制作、生產或者獲取，并通過一定形式記錄、保存的數據。

蘇州某科技公司通過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抓取重慶某微貸公司的企業信息，雖然數據本身來源于公共數據，但是信息的發布和推送行為應當保持與重慶某微貸公司企業信息的一致性，不得損害國家利益、社會利益和其他主體合法權益，特別是不能損害數據原始主體的合法權益。

然而，蘇州某科技公司采取容易引人誤解的方式推送涉及重慶某微貸公司清算信息等行為，造成了浙江某金融集團、重慶某微貸公司商譽上的損失，根據《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修正）第二條規定，構成不正當競爭行為。

（一）蘇州某科技公司的行為違反了征信業法定義務和大數據行業規則。

杭州中院認為，《征信業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631號）第二十三條規定“征信機構應當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其提供信息的準確性”。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先后于2017年和2018年出臺了《信息技術大數據術語》（標準號：GB/T35295-2017）、《信息技術數據質量評價指標》（標準號：GB/T36344-2018）兩部國家標準，均明確數據產品和服務提供中對于數據準確性和一致性的要求。

本案中，案涉清算信息與重慶某微貸公司的相關信息存在以下差異：首先，從信息來源上，案涉清算信息與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公示的信息不相符。被控侵權行為發生時，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公示的重慶某微貸公司信息并無新增清算組成員的變更信息。其次，從清算主體上，清算信息與重慶某微貸公司的客觀實際不符合。清算行為主體是重慶某微貸公司更名前的公司，并非本案的重慶某微貸公司。最后，從清算時間上，案涉平臺推送的變動時間與實際清算信息時間不符。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顯示重慶某微貸公司清算的時間發生在2014年，而案涉平臺以2019年5月5日的“變動時間”進行推送，沒有客觀反映重慶某微貸公司發生清算行為的實際日期，容易導致用戶將“變動時間”理解為清算發生的時間，進而使公眾產生重慶某微貸公司正在或即將進入清算程序的錯誤認識。

（二）蘇州某科技公司收集和發布案涉數據違反基本注意義務，存在主觀過錯。杭州中院認為，互聯網征信企業在從事企業信用信息的收集和發布活動中負有基本的注意義務，應當秉持數據來源合法、注重信息時效、保障信息質量、敏感信息校驗等數據利用原則。蘇州某科技公司未能如實采集重慶某微貸公司的企業信息，針對敏感負面信息沒有盡到審慎的注意義務。

另外，蘇州某科技公司雖在事后對爭議信息做了刪除處理，但并未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挽回影響，在官方微信、微博上發布的文章并未向公眾澄清事實，反而造成媒體的新一輪關注，進一步擴大誤導性信息的傳播。

因此，綜合本案的實際情況，應當認定蘇州某科技公司在涉及重慶某微貸公司的誤導性清算信息的發布、推送上存在主觀過錯。

（三）蘇州某科技公司發布的信息對重慶某微貸公司的商譽帶來負面影響，影響了其競爭優勢。

杭州中院認為，商譽是經營者在經營過程中通過經營行為累積的社會整體評價，體現了經營者與消費者之間的信任關系。良好的商譽能夠為經營者帶來經濟利益和競爭優勢。由于信息發布行為造成的認識錯誤將導致用戶企業或個人在交易時對其它經營者的經營狀況、關聯關系等產生錯誤的認識，無故減少其它經營者的交易機會或者增加經營者的交易成本。

蘇州某科技公司針對重慶某微貸公司推送企業信息的行為，在數據存在偏差的情況下，為重慶某微貸公司帶來商譽上的損害，并且影響重慶某微貸公司的市場競爭優勢。

三、被告蘇州某科技公司發布企業征信信息并非單獨針對重慶某微貸公司，主觀上沒有損害兩原告公司、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的主觀故意，不構成商業詆毀。

杭州中院認為，蘇州某科技公司作為從事企業征信信息服務的互聯網征信機構，發布企業征信信息是其提供服務的基本形式，蘇州某科技公司針對清算信息進行了集中抓取和推送，該行為并非單獨針對重慶某微貸公司，行為在主觀上沒有損害某金融服務集團、重慶某微貸公司，以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的主觀故意，故不構成商業詆毀。

綜上所述，杭州中院認為蘇州某科技公司的主張不成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案例來源：

人民法院案例庫：《浙江某金融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重慶某小微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與蘇州某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商業詆毀及不正當競爭糾紛案》，案號：（2020）浙01民終4847號，入庫編號：2025-09-2-488-002

實戰指南：

一、建議類案中的原告，明確法律依據。

本案審結于2020年7月17日，適用的是《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修正），當時針對不正當競爭案件的司法解釋只有《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不正當競爭民事案件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07），且沒有具體可以適用于本案的條款。因此，本案的原告在針對被告的行為起訴時，只能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修正）的第二條，即一般性的不正當競爭條款，要求法院據以認定被告的行為系不正當競爭行為。

而原告的法律依據是否明確，將直接影響其訴訟請求能否被支持。在此，我們建議，今后類案中的原告，依據《反不正當競爭法》（2025修訂）的規定明確自身法律依據。比如，對于其他主體不正當使用自身數據導致自身權益受到損害的，可以引用《反不正當競爭法》（2025修訂）第十三條第三款“經營者不得以欺詐、脅迫、避開或者破壞技術管理措施等不正當方式，獲取、使用其他經營者合法持有的數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市場競爭秩序”的規定，進一步論證被告行為構成不正當競爭。

二、建議類案中的被告，從自身不存在商業詆毀的過錯上進行抗辯。

本案中，對被告有利的事實就是其在信息發布后的次日即采取更正措施、辟謠行為，足以證明其不具有詆毀原告以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的主觀惡意。法院在最后論述被告是否構成商業詆毀行為時亦重點從商業詆毀的主觀構成要件上否定了原告關于被告行為構成商業詆毀的主張。可見，類案中的被告要突破迷局，必須從商業詆毀的主觀構成要件入手。

在此，我們建議，類案中的被告，從商業詆毀即“損害對手的商譽以爭奪其交易機會、增強自身競爭優勢”的本質分析商業詆毀的主觀構成要件須以特定形式的故意呈現，結合自身行為實際，從自身目的合理正當、行為不具有針對性、事后短時間內采取消除影響的措施等要點，抗辯自身不存在商業詆毀的主觀過錯。

三、建議類案中的被告，從雙方不構成競爭關系進行抗辯。

從本案的已公開案情來看，被告在一審時未重點就雙方是否存在競爭關系進行抗辯。而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實際上對商業詆毀糾紛中的原被告的競爭關系有要求，否則就會造成規制范圍的不當擴大。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存在可能的爭奪交易機會、損害競爭優勢等關系的市場主體，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規定的‘其他經營者’”規定，《反不正當競爭法》規制的涉及一方經營者以商業詆毀的形式損害其他經營者的行為，應當滿足“爭奪交易機會”“損害競爭優勢”的主體要件。

在此，我們建議，在類案中的被告應著重雙方之間不存在競爭利益、交易機會不重合、不存在可爭奪空間的角度進行抗辯。比如，舉證證明雙方經營領域、經營業務、市場用戶無重疊。在庭審中，應當有針對性地攻破對方的主張，直指原告未舉證證明雙方存在競爭關系，并爭取“雙方是否存在競爭關系”列為庭審爭議焦點，在庭審辯論中充分反駁原告的主張，同步提交相應的類案檢索報告供法庭參考。

相關法律法規：

1.《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修正）第二條[對應《反不正當競爭法》（2023修訂）第二條]

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應當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誠信的原則，遵守法律和商業道德，公平參與市場競爭。

本法所稱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是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違反本法規定，擾亂市場競爭秩序，損害其他經營者或者消費者的合法權益的行為。

本法所稱的經營者，是指從事商品生產、經營或者提供服務（以下所稱商品包括服務）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

2.《反不正當競爭法》（2019修正）第十一條[對應《反不正當競爭法》（2023修訂）第十二條]

經營者不得編造、傳播或者指使他人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

3.《反不正當競爭法》（2025修訂）第十二條

經營者不得編造、傳播或者指使他人編造、傳播虛假信息或者誤導性信息，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

4.《反不正當競爭法》（2025修訂）第十三條第三款

經營者不得以欺詐、脅迫、避開或者破壞技術管理措施等不正當方式，獲取、使用其他經營者合法持有的數據，損害其他經營者的合法權益，擾亂市場競爭秩序

5.《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二條

與經營者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存在可能的爭奪交易機會、損害競爭優勢等關系的市場主體，人民法院可以認定為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條規定的“其他經營者”。

6.《征信業管理條例》（國務院令第631號）第二十三條第一款

征信機構應當采取合理措施，保障其提供信息的準確性。

類似案例：

一、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某升公司訴某生公司商業詆毀糾紛案》，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結，案號：（2021）黔民終144號，入庫編號：2023-09-2-180-003

核心觀點：商業詆毀的認定須滿足一定的主觀故意性要件。

貴州高院認為，本案某生公司與某升公司均系從事醫藥行業的企業，具有同業競爭關系。某生公司發送的《法律告知函》《聲明函》內容包含不實陳述、侵權定性尚無依據、言辭存在偏頗、披露事實不完整。某生公司將部分沒有依據的信息、不完整的事實及未經定性的論斷，向其競爭對手某升公司的客戶百靈公司進行傳遞，且言辭不當，明顯帶有主觀故意性，符合不正當競爭中經營者傳播虛假信息和誤導性信息的商業詆毀之行為表現要件。涉案函件發送后，某升公司的相關客戶即暫停與其合作，某生公司之不當函件內容產生了損害對雙生公司商業信譽之直接后果。據此，應當認定某生公司構成商業詆毀，某生公司應當承擔由此引起的民事法律責任。

二、人民法院案例庫入庫案例：《某（上海）有限公司、貴州某有限公司訴某（深圳）有限公司不正當競爭糾紛案》，貴州省高級人民法院審結，案號：（2018）黔民終665號，入庫編號：2023-09-2-488-014

核心觀點：認定商業詆毀須以經營者滿足主觀要件，即主觀上通過實施商業詆毀行為以削弱競爭對手市場競爭能力、謀求自己市場競爭優勢的主觀故意。

貴州高院認為，一是上海某公司、貴州某公司與深圳某公司均經營同類產品，雙方的經營業務存在競爭關系，系同業競爭者。二是深圳某公司代理人何某舉報上海某公司、貴州某公司商標侵權后，觀山湖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對上海某公司生產、貴州某公司銷售的產品進行查封，只是行政機關在案件調查過程中依法對證據采取保全的一種手段，而非作出商標侵權事實認定的結論。

在司法機關或行政機關未對上海某公司、貴州某公司是否侵害深圳某公司注冊商標專用權作出認定前，深圳某公司代理人何某在其朋友圈發布“不給傍山寨貨及不法分子可乘之機……”等圖文信息，不僅缺乏事實依據，且容易誤導相關公眾對上海某公司、貴州某公司作出負面評價，產生對上海某公司、貴州某公司不利的宣傳效果。

據此，深圳某公司主觀上具有通過實施商業詆毀行為以削弱競爭對手市場競爭能力、謀求自己市場競爭優勢的主觀故意，客觀上實施了散布虛偽事實對競爭對手進行詆毀、貶低的行為。

三是微信平臺具有一定開放性，雖然涉案微信的受眾具有一定特定性，但不能排除這些受眾在看到被控侵權言論后不再轉發和傳播，從本案公證照片可以看出，深圳某公司發布的上述圖文照片已被部分轉發，關于“山寨貨”“德某管被查封”“假打，打假，上海德某被查封被收！”“假貨猖獗呀！被查了吧！”的相關圖文信息，屬于脫離客觀事實的主觀臆斷，是對真實情況的過度解讀，極具攻擊性，而非普通大眾樸素情感，必然會對上海某公司和貴州某公司的商業信譽、商品聲譽造成損害。四是深圳某公司作為市場經營者有權對其他經營者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但維權應當在合理限度內，并要有“邊界意識”，不能逾越私力救濟的權利范圍，以自己的立場對其他經營者及其行為作出價值判斷，以此來打擊、排擠競爭對手。即使上海某公司、貴州某公司客觀上存在商標侵權行為，深圳某公司仍有合法救濟渠道，維權發布的言論不應超出必要的限度，且必須出于維權的目的。綜上，深圳某公司構成商業詆毀。

專業背景介紹：李營營律師，北京云亭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業務培訓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兼任北京企業法律風險防控研究會第二屆理事會理事，畢業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民商法碩士學位（公司法方向）。李律師深耕法律實務多年，核心業務聚焦商業詆毀、不正當競爭、商業秘密刑事與民事訴訟、民商事訴訟與仲裁、保全與執行等領域，憑借精準的法律研判與扎實的實操能力，在最高人民法院及各省級高級人民法院成功代理多起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累計為客戶挽回或避免經濟損失超億元。在商業詆毀與不正當競爭專項領域，李營營律師兼具深度研究與實戰經驗。基于長期辦案積累與行業洞察，她撰寫形成近百篇專業研究文章，內容涵蓋裁判規則解讀、維權策略指引、合規風險防范等核心要點，這些文章除陸續集結成書由出版社正式出版外，還通過專業平臺同步發布，助力企業及從業者系統掌握相關法律知識，提前規避權益受損風險。李營營律師團隊以 “全方位、多角度維護企業合法權益” 為核心宗旨，針對企業合規管理、名譽權保護、客戶信息與技術信息保密、合同糾紛化解等企業核心法律需求，建立專項研究體系與標準化服務流程。團隊憑借專業高效的服務，已為多家大型、中型企業提供常年法律顧問及專項訴訟代理服務，憑借勝訴率高、響應及時、解決方案務實等優勢，深受客戶廣泛認可與高度好評。在商業詆毀相關不正當競爭案件中，團隊通過精準取證、策略化訴訟方案制定，成功為眾多企業遏制惡意競爭行為、修復商業信譽，取得了顯著的法律效果與商業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