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這場大火燒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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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6日，香港大埔宏福苑正在維修的樓宇群發生大火，截至目前已造成超過百人罹難，死亡人數料將繼續上升，成為香港回歸以來最嚴重的火災和災難事故。

這起慘劇令人震驚，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

其一，發生火災的宏福苑是高層建筑，高層建筑一旦著火，救援難度極大。香港當地的云梯車無法完成對高樓層過火區域的滅火作業。

其二，則是一系列的管理疏漏。這些管理疏漏包括，維修外墻時使用了高度易燃的材料；居民對維修安全的相關投訴遭到無視；火災發生之后對樓內住戶的火警不及時。

其三，是大樓維修過程中外部使用的腳手架是竹質而非香港之外通行的鋼結構，竹子本身是可燃的，客觀上也會在著火后加劇火勢。

這三方面導致事故發生的原因，對應了香港社會深層次、多方面的問題。

其一，香港擁有眾多的高層建筑，表面上是因為其地狹人稠，更大程度上是因為香港對于土地開發的極度限制。香港社會長期以來形成了對房地產業的依賴，任何可能導致房地產價格下行的政策，都會遭遇多方面阻力，而嚴格控制土地供應，限制填海和對丘陵地的開發，則是維持房地產價格穩定的核心舉措。由此，大多數香港人注定只能居住在又高又狹小的鴿子籠里。高樓的維護、翻新都需要極高的成本，要應對高樓的消防隱患又需要超高云梯車等更多的投入，香港已經缺乏應對這種風險的足夠冗余。

其二，一系列的管理疏漏，反映出香港當前的行政效能存在問題。長期以來，香港以高效、專業的行政體系而著稱，宏福苑的事故卻暴露出香港目前的行政體系在應對社會、民生問題上的力不從心。

其三，香港仍然在使用竹質腳手架，是行會等團體強勢運作的結果。在香港“小政府”的運作邏輯下，香港社會的行會性質組織影響力巨大，相當多的類似組織客觀上形成利益群體，香港政府在面對這些群體時，通常采取“無為而治”，遇到困難即繞道走的處理方式。

自港英時代以來，香港就是一個沒有政治，只有行政的社會。所謂政治，即“眾人之事”，換言之，就是通過政治機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對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訴求進行調和。香港社會的基本邏輯是“行政主導”+“司法獨立”，公權力被限縮在很小的范圍，政府的行政只提供最小限度的必要公共服務，對社會面的介入不深，尤其在“華洋分治”的邏輯下，香港華人社會長期沿用《大清律例》，成為了前現代傳統社會的“活化石”。

香港回歸近30年，香港社會發生了許多變化，但“沒有政治，只有行政”的慣性仍然非常強大。這些年，香港發展面臨許多波折，無論是錯過科技創新浪潮，還是深陷土地地產依賴，乃至于在此次大火中暴露出的傳統勢力根深蒂固，背后都有一個共同的原因，這就是香港政府太小了，小到只能處理行政事務，缺少從全社會層面作出重大方向性決斷的能力。

然而，世間安得兩全法。香港無為而治和低稅率的“小政府”，和普通法系的司法環境，是其能夠吸引全球資本的基礎。如果沒有“小政府”，香港很難成為亞太金融中心，時至今日仍然在連接中國和世界的過程中發揮獨特作用。香港高度“偏科”（依賴地產金融）的經濟結構，貧富差距嚴重的社會結構飽受批評，但如果照“大政府”的解決方案去解決這些問題，又必然降低香港經濟的“自由度”。

今天香港面臨的巨大挑戰，是如何建立和維持一個“小而強”的政府。如果許多結構性問題注定難以解決，但香港至少應該保持行政體系的高效性，這長期以來是香港的顯著優勢所在，當這一塊金字招牌蒙塵，香港的競爭力就面臨更大隱憂。

站在內地的立場觀察香港這場火災，如果只停留在“香港比內地還傳統，還守舊”的視角，那就太片面了。

一方面，香港這次火災再一次暴露出現代城市的風險和脆弱，不管一個地區選擇“大政府”還是“小政府”的政治組織，政府的“強”和“精”都是最難的。無論是“小而弱”的政府，還是“大而弱”的政府，都不足以應對復雜的風險挑戰。

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過程中，香港是對內地影響最深的地區之一，尤其是在土地政策和大興土木建造高樓等層面，香港是內地的“祖師爺”。宏福苑這樣的社區，就是內地高層住宅的未來。這一把火，應該再一次敲醒高樓長期維護和消防安全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