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抗日戰爭”走向“滅倭戰爭”！

從“抗日戰爭”走向“滅倭戰爭”！

郭海強

在當下，因日本高市政府的“臺灣有事論”而引發的中日對立局面仍在持續，并且由于日方依然明確表態“拒絕撤回”，導致這個“中日政治沖突”繼續激化、不斷升級。

有人提出疑問，日本政府為何要在此時“堅持挑戰中國核心利益”？中日兩國有著較高的經濟依存度和密切的人員往來，雙方理應“好好做鄰居、好好做生意”才對，沒有必要為了幾句“官方表態”就斗得“要死要活”。

我們要清楚了解日本政府此時發起“對華挑釁”、甚至揚言“不惜一戰”的深層原因，就不能僅僅著眼于當下的“中日對立”，必須回溯中日關系歷史發展軌跡來尋求一個真切的答案。

提起中日關系，國內有一個眾所周知的主流話語，叫做“中日世代友好”。這個現代詞語的意思，一方面是指“自古以來，中日兩國是一衣帶水的友好鄰邦”；另一方面則是指“展望未來，中日兩國將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其實在歷史上，日本在一千多年里，一直都是中國的藩屬國，中日并非對等的兩個國家實體。公元57年（漢建武中元二年），東漢光武帝將“漢倭奴國王”金印賜予倭奴國使者，首次確定了中日兩國的“宗藩關系”（見筆者】一文）。此后歷經兩晉、南北朝、隋唐，歷代中國王朝皆有對倭封賜。

公元670年（唐咸亨元年），倭國遣使來華祝賀唐高宗征服高麗；傳說武則天接受倭使的建議，賜予“日本”為倭國的新國名。公元1404年（明永樂二年），明成祖朱棣遣使將一枚“日本國王”龜形金印賜予日本幕府將軍足利義滿，足利則回書自稱“日本國王，臣源義滿”，正式承認日本為中國的藩屬國。

而倭國之所以會派出一批又一批的遣唐使前來中國學習先進文明，則源于發生在公元663年（唐龍朔三年）的“白江口之戰”。當時唐高宗李治派遣熊津都督劉仁軌率領唐朝、新羅聯軍，在白江口（今韓國錦江入海口）與倭國、百濟聯軍進行了一場水陸戰爭。

此戰唐軍兵力只有一萬三千人，戰船一百七十艘；而倭軍兵力多達四萬兩千人，擁有一千多艘戰船。但唐將劉仁軌充分發揮自身優勢，駕駛設計精良、高大堅固的戰船圍攻倭軍，使用“火攻”戰術焚毀倭軍全部戰船，數千倭軍被殺或溺死，最后取得碾壓式的勝利。

白江口戰役，唐朝水軍將兵力、船艦皆數倍于己的倭國水軍打得大敗，堪稱一次以少勝多的經典水戰。此戰是中日兩國作為國家實體在歷史上進行的第一場戰爭，也是東北亞地區已知較早的一次具有國際意義的水陸戰役。唐軍取得大勝的結果，促使日本對大唐“誠心臣服”，維持了近千年的“中日友好局面”，由此奠定古代東北亞地區的政治、經濟與文化格局。

到了十六世紀末，自視甚高、充滿野心的日本權臣豐臣秀吉，首次在形式上實現了“全國統一”，準備動員全國之力“征服全世界”。由于當時明朝宗藩體系的松動荒馳，豐臣秀吉沒把明朝放在眼里，他先后給琉球、高山國（臺灣）、呂宋（西屬菲律賓）、印度果阿（葡萄牙殖民地）等地發送了要求臣服入貢的國書，并且毫不掩飾日本計劃征服明朝的野心。

1592年（明萬歷二十年）及1597年（明萬歷二十五年），豐臣秀吉派出總數超過三十萬人的軍隊，先后兩次發動侵略朝鮮戰爭，也就是向明朝的宗主地位發出政治挑戰，在日本歷史上首次發動了“意圖征服中國”的軍事冒險行動。

第一階段：日本出兵侵朝后，朝鮮國主李昖派遣使臣向明朝求救。明朝君臣經過內閣討論，一致認為大明帝國作為朝鮮王國的宗主國，有責任保護藩屬國朝鮮，日本侵朝觸犯明朝的底線，必須加以反擊。堅決主戰的萬歷皇帝任命名將李如松為援朝總兵官，率領四萬明軍并攜帶數百門火炮赴朝參戰。

明軍一戰重創日軍、收復平壤，在李舜臣率領的朝鮮水師配合下，迫使日軍棄守朝鮮國都王京（今韓國漢城）。其后，中日雙方展開了長達三年多的和談。但狂妄的豐臣秀吉竟然以“戰勝國”自居，提出了“明朝公主出嫁和親”、“朝鮮對日割讓土地”等談判條款，明朝自然嚴詞拒絕，雙方和談宣告破裂。

第二階段：1597年初，豐臣秀吉下令集結近十五萬日軍再次入侵朝鮮。被再度激怒的萬歷皇帝反應迅速，將主張和談的兵部尚書石星罷官下獄，任命名將麻貴為援朝總兵官，率領七萬明軍赴朝參戰。日軍雖然兵力占優，但明朝與朝鮮的水師聯軍不斷打擊其海上補給線，致使日軍不得不且戰且退，戰事陷入拉鋸對峙狀態。

1598年8月，侵朝戰事的連連失利導致豐臣秀吉抑郁病死，臨死之前下令日軍全面撤退。1598年冬，日軍開始從釜山撤退回國。明軍聯合朝鮮水師展開一場大規模的追擊戰，明軍副總兵鄧子龍及朝鮮水師統帥李舜臣均在此戰中英勇戰死。至此，這場斷續長達七年的“萬歷援朝戰爭”，以明、朝兩國的聯合勝利而告終。

1599年夏，久未臨朝的萬歷皇帝朱翊鈞在紫禁城午門舉行盛大儀式，迎接出征朝鮮的有功將士；同時下令處死原已治罪下獄的兵部尚書石星和外交翻譯沈惟敬，只因深恨兩人的對日妥協態度，喪失國家尊嚴。萬歷帝在《平倭詔》中嚴正宣告：“我國家仁恩浩蕩，恭順者無困不援；義武奮揚，跳梁者雖強必戮”！

萬歷援朝戰爭，實質上就是中國的“第一次抗日戰爭”，對中、朝、日三國以及東亞歷史進程產生了深遠而復雜的影響。明朝通過此戰挫敗了日本的“征服大陸野心”并削弱其擴張能力，同時促使作為明朝藩屬的朝鮮，成為配合中國維護地區秩序的重要力量，強化了中國在古代東亞地區的主導地位，進一步鞏固了以明朝為中心的宗藩體系，確保了東北亞三百年的和平穩定。

日本方面，豐臣秀吉首次提出“大陸征服計劃”，成為日本對外擴張思想的始作俑者，其惡劣影響延續至今、日益猖獗、為禍尤烈。但通過此戰，當時的日本人深刻反省，再也不敢主動挑戰業已形成的東亞政治秩序。特別是豐臣秀吉集團遭到削弱，后起的德川家康得以在關原之戰中消滅豐臣家族，日本從此進入德川幕府時代，奉行保守的“閉關鎖國”政策，直至十九世紀中葉的“明治維新”才告落幕。

十九世紀末發生的“中日甲午戰爭”，其實就是“萬歷援朝戰爭”的一個歷史延續，也就是中國的“第二次抗日戰爭”。此次戰爭的過程和結果早已人所共知，本文無須贅言。

但筆者想要強調一點：甲午戰敗，根本原因絕非所謂“（武器）落后就要挨打”，而是整個滿清統治集團從一開始就沒有確立“對日決戰”的戰爭意志和戰略謀劃，既缺乏把握國際政治的清醒認識，又沒有應對近代戰爭的組織能力，對日本國情的了解以及對日情報工作更是膚淺敷衍、聊勝于無，只能“頭痛醫頭、打哪算哪”，終致一敗涂地，造成“無錢打仗、有錢賠款”的歷史悲劇。

日本方面，自1853年美國佩里艦隊“黑船來航”，以武力強迫日本“和平開國”，被日本人認為是相當于“強奸”的屈辱。但這個歷史事件造成了兩個重大后果，一是促使日本國內產生“大政奉還、尊王攘夷”運動，導致延續兩百多年的德川幕府退出政治舞臺，在一千多年里“徒有虛名”的日本國王終于得以掌握實權，開啟了“明治維新”時代。

二是日本知識精英開始“全盤西化”，拚命模仿學習西方的科技文化和政治制度，甚至提出了“脫亞入歐”的主導思想，意即放棄學習中華文明，改而投向歐美文明。

1878年，被稱為“日本啟蒙思想家”的福澤諭吉，在其《通俗國權論》一文中寫道：“身處禽獸世界，最后可訴諸之手段唯有必死之獸力”；“百卷的萬國公法不如幾門大炮，數冊和親條約不如一筐彈藥”。意味著日本知識界開始重拾豐臣秀吉的“征服全世界”狂想，力圖以“東方文明代表”的身份挑戰西方文明，采取戰爭暴力戰勝大清、超越中國，以此“恢復大日本國民的自信力”。

而甲午戰前的日本，其綜合國力實際上遠不如大清。雖然“明治維新”開啟了日本的近代化之路，但日本資源匱乏、家底薄弱，當時也沒有海外殖民地，發展工業所需的原材料、技術和設備都需要花錢進口，加上從1874至1894這二十年里，日本都在跟清朝進行軍備競賽，資金需求量進一步增大，不得不向西方列強借入高息貸款，導致日本處于嚴重負債狀態。

日本四島位于“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之上，歷來天災頻發，加上糧食不足，導致日本人形成嚴重的不安全感和濃厚的生存危機感。德川幕府倒臺之后，數十萬低層武士因“失業”而“流浪”，這些人背后還有上百萬的家庭，導致日本的社會矛盾日益激化動蕩。

為了緩解財政危機，調和社會矛盾，同時也為了打開國際市場，扭轉貿易逆差，日本的解決方案就是“對外擴張、侵略中國”。當明治政府開始與大清進行軍備競賽并圖謀“征服大陸”后，武士階層自然投身其中繼而推波助瀾，帶動日本民眾和公共輿論自發參與軍國體制，積極配合對外擴張政策，與統治階層聯手將日本推上軍國主義道路。

換言之，“軍國主義”不僅是日本統治集團的權力意志和政策傾向，還獲得了日本國民的全體支持。因此，日本通過甲午戰爭進行一次“國運賭博”，不僅獲得了巨額賠款與領土擴張，并且由此將日本打造成一個具有近現代意義的軍國主義國家，同時塑造了日本民族進入近現代以來的國家本質和國民性格。

甲午戰爭結束后，日本方面認為，“在戰勝清國的同時，我們戰勝了世界。因此，世界會敬重我們、畏懼我們。我們正在獲得恰如其分的待遇”。日本的潛臺詞就是，甲午戰爭除了“對華開戰”，還有另一個意圖就是要打一場放在“世界面前”的大決戰，是對西方世界的一場“尊嚴之戰”。因此，日本政府甚至在戰爭期間批準歐美武官現場觀戰，以及西方記者進行隨軍報道，力求讓全世界都能“目睹并承認”日本崛起。

通過甲午戰爭嘗到“對外擴張”甜頭的日本，更加堅定了“走軍國主義發展道路”的國家意志。1904年爆發的日俄戰爭，日本以較小代價打敗了沙俄這個老牌歐洲列強，被日本宣揚為“黃種人對白種人的戰爭勝利”，日本由此成為“帝國主義國家”，日本社會獲得了空前的“民族自信”，認為自己擁有了主導近代世界秩序的資格。

正是在這個歷史根源、國家利益、精英思想和民眾訴求的混合作用下，已經走上軍國主義發展道路的日本，自然會繼續堅持“一貫立場”，先是發動“九一八事件”侵占我國東北，進而挑起“七七事件”發動全面侵略中國戰爭；后來更加狂妄地“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同時挑戰美國、英國和法國，從這些西方列強手里奪取海陸殖民地和各種戰爭資源。

在挨了兩顆原子彈之后，窮途末路的日本軍國主義集團不得不“無條件投降”。美國單獨占領日本后，一方面肢解日本軍國體制，替日本制定“和平憲法”，嚴密控制日本歷屆政府動向，在日本全國建立大量?？哲娀?，通過“美日同盟”將日本改造為美國的政治附庸國和經濟殖民地。

另一方面，二戰后美國為了遏制蘇聯和中國，不僅輕易放棄審判裕仁這個“頭號戰犯”，保留日本的“天皇體制”，還大力支持日本“重新工業化”，為美國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提供各種軍需產品，放縱日本重建軍工產業，縱容日本自衛隊不斷擴軍并“走出國門”，成為美國維持全球霸權、遏制中國發展的“馬前卒”。

日本的精英集團則利用美國這種“自相矛盾”的對日政策，明面上對美國“無比恭順、言聽計從”，成為美國的“忠實走狗”；臺面下卻是利用美國的全球霸權體系，大肆擴張日本的經濟版圖和發展綜合國力，力求“有朝一日”擺脫美國控制，重新成為主權獨立的“正常國家”。

古語云，“以古為鑒，可知興替”。我們從日本“島國小民”的歷史軌跡里可以看出，這個民族既有“膜拜強權、甘為奴仆”的卑下性格，亦有“弱肉強食、霸凌弱小”的強盜心態。

由于二戰后中國并未實現“駐軍日本”，更由于侵華日軍的罪惡暴行并未得到完全清算，日本歷屆政府至今沒有對華公開謝罪，沒有付出一分錢的戰爭賠款，所以日本舉國上下依然對中國一直保持著“甲午戰勝”的虛妄驕狂心態，同時在西方的刻意縱容下，日本社會依然對中國人保持著莫名其妙的“民族優越感”。

高市早苗此番拋出“臺灣有事論”，并非她個人的“魯莽舉動”或“一時失言”，而是受到美國暗中慫恿、日本政府背書、日本國民支持的“國家政策表述”。

據日本民調數據顯示，48.8%的受訪者支持日本在“臺海有事”時行使集體自衛權，60.4%贊成增加軍費，高市內閣的支持率更是一度飆升至82%，創下二戰后日本總理支持度的歷史紀錄。

11月15日，有個日本右翼議員公開回應我國駐日大使吳江浩：“簽署日本投降書的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你。我國自1895以來對臺灣的統治，因其文明程度而得到國際社會的公認，而臺灣人民卻非常親日。你們這些1949年10月1日以后才建立這個國家的人，沒有資格發表任何意見”。

11月18日，日本政府派出一個外交官訪華，試圖讓中方接受高市“狂言”并且不要進行報復。會談“談崩”后，日本外交部宣布正式拒絕中方提出撤回“臺灣有事論”的要求，并拒絕向中方道歉。

11月20日，美國駐日大使格拉斯在與日本外長會面后宣稱，“我想直接代表總統、我個人和大使館對（高市）首相表示，我們全力支持她”。格拉斯還妄稱中方對日本實施“經濟脅迫”。

事實上，日本高市政府在當下的“倒行逆施”，不僅止于新華社所指出的“嚴重干涉中國內政、嚴重破壞戰后國際秩序、嚴重違背一個中國原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嚴重破壞中日關系政治基礎”等性質嚴重的錯誤行為，還有圖謀突破“無核三原則”，讓日本擁有核武器；謀求擁有遠程導彈打擊能力；謀求實施“先發制人”打擊，亦即主動對外發起戰爭。日本諸如此類的政治軍事動向，已對我國家安全構成實質性的嚴重威脅。

高市早苗之所以敢于“拒絕撤回、硬剛中國”，就是要再次“賭一把國運”，押注我國“只會動口、不敢動手”，最多“打幾輪嘴炮”就不了了之，日本就能“不戰而勝”，從此可以肆無忌憚地“復活軍國主義”，可以公開干涉中國核心利益，可以公然對中國發出戰爭威脅。

由此可見，日本現政府所推行的“對華政策”及“涉臺言論”，已經全面破壞所有的“中日建交基礎”，全面突破所有的“戰敗國法律條款”，全面顛覆戰后國際秩序。面對小日本此番喪心病狂的倒行逆施，如果我們還是“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那么“第二次甲午戰爭”就會隨時被強加到中國頭上。

我們嚴重主張，在對日作出輿論聲討和經濟制裁之外，我國還要繼續加強在政治和軍事兩個層面的對日打擊力度，即使未來日本“撤回了”或“換人了”，我們也不能停止對日斗爭，直至日本徹底消除“復活軍國主義”的所有行為。一旦日本對我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實施任何侵犯，中國政府可以援引《聯合國憲章》第107條“敵國條款”，中國人民解放軍立即全面攻擊日本四島的所有軍事目標，徹底消滅日本的全部軍事力量，然后實現“中國軍隊駐軍日本”，幫助日本人完成這個“未了心愿”，由此實現“中日世代友好”。

“抗日戰爭”已成過去式，我們即將迎來一場“滅倭戰爭”?。?/strong>

2025、1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