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兩國，扛著全世界往前沖

現在放眼全世界，真正能帶動全世界發展的，其實就只有中美兩個大國了。

盡管我們經常把這倆大國看作對手，但從全世界的角度來看，近二三十年的世界發展，確實主要是靠著倆兄弟推動。而且接下來，它們的角色還會越來越鮮明。

歐洲已經完整地錯過了信息產業革命，是依靠高端機械、化工之類的老工業先發地位撐著。

日本也類似，靠著舊的工業底子繼續維持發達國家地位。

但是互聯網、人工智能這個風口，歐洲和日本確實是完整地錯過了。

歐洲和日本存在一個產業發展限制性的問題，就是歐洲的政策過于復雜、商業環境限制太多，而日本的技術研發失去了沖勁和活力，走向僵化。

所以，歐洲和日本目前盡管還是國家富裕、人民幸福的富國，但都已不再是能扛起全世界的那個角色。

中國和美國則不同。從互聯網到現在的人工智能、機器人、量子、高精尖制造，都有一個統一的模式：美國負責尖端研發，而中國負責落地應用，看似經常有沖突和競爭，但兩邊其實配合得相當流暢。

正是這一點，鑄就了繁榮的二十年——從2000年代初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到2020年左右，中美兩國合力把全世界的經濟繁榮度推向了高潮。

美國的技術研發，往往在中國找到制造商和應用場景；而中國的市場和應用場景，又在無時不刻地啟發并推動美國的研究。

美國的資本也受益良多。這二十年，真正推動了中國發展的其實就是美國的資本，那些大型風投機構將巨額的資金砸向中國這片創業熱土，而中國的初創公司也隨之層出不窮，獨角獸企業數量在2018年左右達到了頂峰。

作為企業家，其實中美之間互相都很喜歡對方。美國企業家、投資家們在美國之外找到了另一個體量巨大的英雄用武之地，中國企業家們則從美國人那里學到了現代企業管理方式、學到了技術和思維方式。

中美之間這種良性的互補、競爭，其意義遠超當年的美蘇爭霸。

美蘇爭霸時期，雙方比拼的是重工業、軍工和基礎科學，競爭的范疇只限于航天、航空、武器這些方面，這些產業對于促進大眾經濟的繁榮作用很小，甚至還是一種資源的消耗。

但到了中美競爭時期，雙方競爭（合作）重點來到了民用制造業、互聯網、新興產業，都是能影響到全世界普通人生活的產業。

人們不需要再坐在電視機前，關注那些遙遠而跟自己無關的大國競爭——中國人在享用美國技術落地中國后的消費電子產品，而美國人則在圣誕節大量消費來自中國的節慶用品。

到后來，中國出口美國的商品里面也開始有消費電子了，而美國出口中國的產品，越來越多的包含了農產品。

正是這時候，雙方的關系開始發生變化，競爭色彩越來越強烈，而合作氛圍越來越緊張。

其中也有意識形態方面的分歧，越來越“看對方不順眼”。

當然這是題外話了，本文重點要說的還是中美一起扛著世界往前走這件事。

即便到了近幾年競爭大于合作的時期，中美依然用各自喜歡、習慣的方式，引領全世界。

在人工智能方面，先是美國的ChatGPT等大語言模型取得了重大突破，硬件方面也讓英偉達們徹底爆發，“納斯達克指數”幾乎變成了“人工智能ETF基金”。

與此同時，中國的大語言模型也取得了迅速的進步，DeepSeek的出現一度讓英偉達暴跌近20%，由此可見美國巨頭對于中國競爭力量深深的恐懼。

盡管后來事實還是證明，中國的大語言模型要遜一籌，DeepSeek也逐漸褪去了光環，但全世界有資格能跟美國掰掰手腕的，其實也就只有中國了。

能利用三十年時間成為美國的真正對手，這其實就已經相當不易——畢竟美國是已經崛起一百多年的超級霸主。

蘋果產業鏈、特斯拉產業鏈、英偉達產業鏈，其實都和中國有著極深的鏈接。其中都體現出來那個特征：美國擅長尖端技術的研發，而中國擅長落地和應用。

美國擅長把一個技術的探索到極致，中國擅長把一個技術的應用做到最接地氣。

這跟兩國的產業模式有關，也跟文化有關——中國文化一向都是極度實用主義的、向內看的，“沒用的探索”是中國企業家不感興趣的。

所以才有了馬云和馬斯克的著名對話：馬云認為搞好地球上的事情已經夠復雜了，何必想著什么太空；而馬斯克認為人類必須著眼于未來的命運和文明路徑，去創造不可能。

中美這兩種價值觀，就是以“二馬”的巨大分歧所體現出來。

但我們也看到了，中國這種價值觀誕生了TikTok，解決了全世界人的娛樂問題；美國這種價值觀則誕生了不斷令人驚嘆的科技產品。

無論好壞，這兩種都是人類所需要的。

在全世界其他地區的角度來看，中美兩國的影響也體現著不同的文化特質。

美國喜歡傳達的是價值觀，比如嘗試在阿富汗引導女孩子讀書，學習現代的平等意識、科學意識，讓阿富汗人理解個體價值和自由的意義。

而中國喜歡老老實實搞建設，在非洲、在中東，都埋頭修路修橋，因為中國文化天然看重肉眼可見的現實，幫助當地人開動火車就是最大的文明，中國人對精神層面的東西沒那么當回事。

到底誰更好？其實比較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會發現，二者結合起來才是最優解。

馬斯克警告美國人，中國已經擁有巨量的工程師，而美國連開一次工程師大會的人都湊不齊。這其中固然有產業轉型的因素，但也有文化特質的影響。

美國這種個人英雄主義的社會，更容易誕生馬斯克、黃仁勛這些科技大佬；而中國的集體主義，則更容易誕生大規模產業集群。

放眼全世界，現在還能大量制造中端芯片、儲能產品、精密中端機電產品、物美價廉紡織品的，也就中國了；能不斷精進研發、創造科技奇跡、引領人類前進方向的，目前則只有美國。

這就是中美兩國，一起扛著全世界往前沖的事實。

如果這種合作能規避意識形態的分歧，將是全世界的大福，21世紀可能會是人類文明真正爆發式繁榮的元年，兩大國將把科技造福人類發揮到極致。

但現實很無奈，意識形態和互不信任的競爭占了上風，“師傅和學生”都已經劍拔弩張，生怕對方突然揮刺而來。

不過這倒也正常，因為兩國對于“文明”的定義，本來就存在歧義。都嘗試作為文明引領者的角色，卻對定義存在根本認知上的不同，遲早是會有分歧的。

很難想象這種分歧將會以怎樣的一種結果收場，但我希望，那個結局不再是一邊輸一邊贏的零和游戲。

人類可能最終需要學會一件事，那就是“共贏”，盡管這是一個烏托邦，但我們還是保留想象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