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琉球處分”與林世功殉國始末

林世功(1842～1880)，字子敘，琉球國士族，久米村人。他是琉球王國派往中國留學的最后一批官生(官派學生)之一。1875年，日本逼迫琉球王府斷絕與清政府的朝貢關系。琉球王府秘密派遣林世功、向德宏、蔡大鼎等人前往福州，向清政府告急。由此拉開了“琉球救國運動(1875~1895)”的序幕。琉球向清政府乞求援救，清政府出于宗主國的義務，與日本政府展開外交談判，歷史上稱之為“球案”。而日本為了達到吞并琉球的目的，所采取的一系列的行動被稱為“琉球處分(1872～1879)”。這是相互關聯的歷史事件，而林世功正是這三個歷史事件的參與者和見證人，也是林世功具有重要歷史地位的原因。琉球復國無望之時，林世功憂憤中自殺殉國。他是近代東亞弱小國家反殖民反侵略的典型，在中國晚清史上留有濃墨重彩的一筆。

最早關注林世功的是日本學者東恩納寬惇，他與沖繩學之父伊波普猷、真境名安興是琉球·沖繩歷史文化研究的三大先驅。1924年東恩納寬惇編纂的《尚泰侯實錄》出版，這本著作最早對林世功在北京殉國以及林世功本人基本情況作了介紹。因此很長一段時間(大概到1986年之前)里，此書是研究林世功的基本史料。此后伊波普猷在《沖繩歷史物語》(1947)、蔡璋的《琉球亡國史譚》(1957)、仲原善忠《官生小史》(1962)涉及林世功的部分均參考了《尚泰侯實錄》，這一時期的林世功研究總體很低調。

1986年，日本學者西里喜行在《琉臣殉義事件考———林世功的自殺及其周邊》中，把研究林世功的視角集中在其殉國后，以及同時代晚清社會、日本社會的輿論對此事件的報道，分析中日兩國對林世功殉國事件的理解和態度。西里喜行的另辟蹊徑也標志著林世功研究進入新的階段。

2000年，日本學者上里賢一發表《從詩文看林世功的行動與精神》。此論文通過分析林世功的詩文，展示新舊時代交替、林世功心境的變化以及殉國前林世功內心世界的狀態。關注林世功的內心世界是該文的最大特色。

綜合中日林世功研究成果，林世功研究存在三個問題。第一，研究的切入點局限于林世功的殉國，造成林世功歷史塑像單一，缺乏對林世功多角度認識。第二，對于林世功視角下的救國運動只述其大概，對他的這段歷史時期的細節論述不充分，并且尚未確認林世功的歷史定位。第三，針對林世功在國子監求學時期的歷史研究是空白的。非常重要的一點是國子監求學期間是目前林世功留下資料較豐富的時期。因此挖掘他在北京國子監期間的學習與生活，對于多角度認識林世功具有重要的意義。

目前，林世功視角下的琉球救國運動，從他投身救國到為之殉國的經過缺乏綜合性梳理。清政府與日本政府圍繞琉球復國問題舉行談判，談判進行過程中林世功有什么行動以及他為什么殉國？通過探究這些問題可以為我們展示一個悲情英雄的形象。

一、林世功投身救國運動的起因

1609年薩摩藩在德川家康的授意下，派樺山久高率三千兵侵略琉球，琉球不敵，自此琉球被迫淪為薩摩藩的“附庸”。但是薩摩藩忌憚明朝的國力，考慮對華貿易的巨大利益以及幕府對薩摩藩的制衡等因素，琉球國并沒有被滅亡也沒有成為日本的領土。琉球雖被薩摩藩掌控但是又保有相當大的自主權，依然是中國的臣屬。因此琉球國以一種畸形的獨立狀態存在于東亞世界中，一直到1868年日本明治天皇即位，這種狀況才開始發生改變。建立起近代天皇制政權的日本，不久便把對外擴張作為自己的國策。被薩摩藩掌控250余年的琉球國，顯然是最易和最快能獲得的新領土。很快，日本就開始了吞并琉球的一系列行動。1872年，在日本的指令下，琉球派出了以正使伊江王子尚健、副使宜野灣親方向有恒等人組成的朝賀使團。日本政府借此機會向不明真相的尚健、向有恒宣布冊封琉球國王尚泰為藩王，列入華族。此舉目的是將尚泰王置于與日本舊有藩主同等的地位，視琉球為日本境內之一藩。這是日本吞并琉球的第一步。

1874年日本借琉球漂風難民被中國臺灣生番殺害事件入侵中國臺灣。為使日本退兵，清日之間簽署了《北京專條》。《北京專條》加入了“日本國此次所辦原為保民義舉，中國不指以為不是”的語句。這段文字被日本政府加以利用，謬解為清政府認同琉球專屬于日本。因此1875年日本派松田道之向琉球宣告禁止向中國朝貢接受冊封的命令。這一命令對琉球國來說離亡國只有一步之遙了。所以琉球王府不能坐以待斃，必須采取對策。一方面，面對松田道之的威逼，琉球王府拖延迂回始終沒有遵從；另一方面，琉球王府派遣池城親方毛有斐、與那原親方馬兼才、物奉行向德宏赴東京直接向日本政府請愿收回命令。但這只是琉球的一廂情愿，日本政府駁斥了琉球的請愿。而這個時候，琉球王府已退無可退，因此決定派遣向德宏為紫巾官、蔡大鼎為都通事、林世功為通事秘密前往福州向清政府求援。這個時候林世功從北京國子監留學歸琉僅兩年六個月。

二、救國請愿的過程

1876年12月10日，向德宏、林世功、蔡大鼎等人以去伊江島(一說伊平屋)祈禱為名，夜里悄悄從沖繩島北部的本部間切(郡)起航。不曾料想，林世功等人航行途中遭遇風暴，只得在八重山停靠修理船只。向德宏、林世功等人于1877年4月12日才到達福州，用了整整3個月時間。而一般順利的情況下，從那霸起航7～10天就可以抵達福州。林世功等人登岸時候的情景，據福防同知報稱：“琉球國土小船一只，內配官伴水梢三十九員，來閩陳情。護送進口，委査船內并無土產方物。”與以往可乘坐兩百多人、滿載各種貢品和貿易品的大船相比，林世功等一行39人乘坐一艘無壓艙貨物的土小船，并且馳赴福州途中又遭遇了風暴，最終能夠平安抵達福州已是萬幸。

鑒于琉球當時十萬火急的國情，可以推測林世功等或于登岸當日，或于次日便會將尚泰王的陳情咨文呈送布政司衙門。5月16日，布政司將向德宏、林世功等抵閩的消息以及攜帶密咨一件轉呈閩浙總督何璟。6月24日，何璟、丁日昌聯名將日本阻貢一事以及是否應允琉球使臣進京陳情上奏朝廷。尚泰密咨中詳細陳述了因日本阻貢導致進貢使臣未能如期抵達的原因，但是咨文中未提及附庸薩摩藩的歷史以及近幾年日本政府覬覦琉球的一系列舉動。這里可以看到救國運動的初期即使到了不得已向清朝求援的地步，琉球王府也仍然不希望向清政府暴露自己與日本之間的關系。也正是琉球方面的語焉不詳，清廷回復何璟的上諭說：“琉球世守藩服歲修職貢，日本何以無故梗阻，是否借端生事，抑系另有別情。”這個時候清政府最擔心的是日本再借琉球事挑起事端圖謀臺灣。可見清政府對日本阻貢的背景以及真實意圖尚未準確把握。因此李鴻章暫且建議初代駐日公使何如璋赴日后“相機妥籌辦理”。

6月24日，皇帝對向德宏、林世功等人下了“統行回國，毋庸在閩等候”的上諭。但是向德宏等人堅持在福州柔遠驛邊活動邊密切關注琉球國內情勢的發展。

1879年3月27日，松田道之率軍警闖進首里城，向琉球國王的代理尚弼宣布廢除琉球藩設立沖繩縣的命令。隨即封鎖首里城，將王府的所有檔案、賬冊、倉庫封緘。另外要求尚泰王一族于4月31日正午12時前遷出首里城，移居中城御殿，之后再遷往東京居住。

琉球國被“廢藩置縣”的當月，湖城里之子蔡以正密航到福州把國家傾覆的消息報告給向德宏等人。向德宏、毛精長、林世功當即奔向閩浙總督府衙門慟陳國家被日本吞并之事。閩浙總督何璟詢問向德宏等人：“日本軍有幾萬人？戰況如何？殉亡之人有多少？”一連串問題讓向德宏、林世功等人不知如何回答，深以為恥辱。從何璟詢問一連串有關琉球抵抗的情形來看，何璟認為標榜深受天朝教化的琉球國被日本吞并之時想必會有激烈的抵抗。實際上當時琉球確實沒有何璟所認為的流血犧牲式的抵抗，接受過長期且系統的儒學教育的林世功此時面對何璟的詢問自然不知作何回答，所以深感恥辱。一年后林世功自殺前所作絕命稟稿言：“泣念功奉主命，抵閩告急，已歷三年……皆由功不能痛哭請救所，已屬死有余罪，顧國主未返，世子拘留，猶期雪恥以圖存，未敢捐軀以塞則。”可以看出林世功向閩浙總督何璟告急之時就已有以死報國的覺悟。只是當時使命在身且仍寄希望于清政府，期待復國能有轉機，所以未敢輕易捐軀。

向德宏、林世功等人把琉球被廢藩置縣的消息稟報給福州各大衙門后，他們決定立即北上，親向清政府陳情求援。為了不引起日本的注意，1879年4～5月，向德宏先派蔡大鼎秘密北赴天津求見李鴻章。李鴻章指示其應立即向總理衙門上書稟告后等待定奪。同年6月6日，向德宏又從回閩商人手中接到在東京的世子尚典的密函。密函中陳述首里王城被軍警包圍，尚泰被擄、遷居東京的現狀。接到尚典密函后的當月，向德宏立即秘赴天津親自向李鴻章陳情求援。李鴻章安排向德宏居住在大王廟并加以保護。余下毛精長、蔡大鼎、林世功、李文達、蔡以正、陳學誠、仲村渠等人剃發易服化裝成中國人，于9月29日夜里三更時分，在柔遠驛附近萬壽橋登上小船，踏上了北上請愿的行程。

毛精長、蔡大鼎、林世功(后略為毛、蔡、林)等人乘坐火輪船從福州水陸兼程，于10月19日進入北京城。其中10月12～16日，毛、蔡、林與向德宏在河北宏盛店停留議事。向德宏透露：“時聞有美國前總統與日王相議，割給琉球三分之一，將次日王派官來津與李中堂妥商。”說明向德宏已經收到了“三分琉球”的情報。在十萬火急的情況下，向、毛、蔡、林等在宏盛店停留了足足4天，或許是圍繞“三分琉球”商討應對的策略以及進京后的行動計劃。之后向德宏與毛、蔡、林等人分開，獨自在天津活動。

毛、蔡、林等人到京后，10月22日，第一封陳情請愿稟帖遞呈總理衙門。這封稟帖的核心內容是：“奏請皇上宣揚天威迅賜救存以復貢典。”10月24日，毛、蔡、林等人又將幾乎一樣內容的稟帖遞到禮部。10月25日，總理衙門令毛、蔡、林來見。總理衙門當值官員描述當時的情境是：“該琉球官等俱中國服色，伏地哭拜不起，所言與稟內大略相同。官等善言撫慰，諭以爾國之事迭經奏明設法辦理，且宜靜候。該球官等唯唯而出。”

針對毛、蔡、林等人的來京陳情請愿，總理衙門擔心琉球人久滯京城會別生事端，因此建議賞給300兩白銀作路費送至天津李鴻章處，再由李鴻章派人護送至閩。禮部給出的建議基本與總理衙門相同。面對總理衙門回閩的飭令，毛、蔡、林等人分別于10月29日、11月10日遞呈稟帖乞求暫緩。11月28日，清政府最終還是同意了毛、蔡、林等暫緩回閩的請求。至此，毛、蔡、林等琉球人才得以安穩地在北京繼續向清政府陳情請愿。

1879年10月22日至1880年11月20日，毛、蔡、林等人一共10次向總理衙門等遞呈請愿稟帖。統計如表1所示。

觀察表1可以看到1880年1月2日是明顯的分界線，第五次遞交稟帖和第六次遞交稟帖之間相距8個月，這段時間毛、蔡、林等人顯得非常“安分”。8月13日后，毛、蔡、林等人又開始接連遞呈請愿稟帖，并且3個月遞呈稟帖5次。時隔8個月毛、蔡、林等人再有舉動，這與竹添進一郎的來華不無關系。1880年8月2日，駐天津領事竹添進一郎與李鴻章會面。這次竹添來華主要目的是與清政府談判解決琉球問題和修改《日清修好條規》的事宜。竹添的到來，引起了在天津的向德宏的警覺，向德宏迅速把消息傳遞給駐北京的毛、蔡、林等人，由此才有了8月13日的稟帖。

圍繞琉球問題，清日之間于1880年8月18日舉行正式談判，同年10月21日結束。其間，清日一共舉行了8次會談。

在河北宏盛店的時候，向、毛、林、蔡就已經知曉“三分琉球”的方案。但是前7次的請愿稟帖中并沒有顯露出毛、林、蔡等人已經知道了清日之間的談判內容的痕跡。

分析9月28日的稟帖，該稟帖顯示出向、毛、蔡、林等人似已知道清日之間正在談判的“二分琉球”方案。其文如下：

據留閩前進貢都通事官蔡德昌等函稱，本年七月復有漂風難民人等抵閩。當即詢訊國情仍同前由，但伊等風聞，日本三分球土還給其二，或剖與屬島立為琉球等語。

日本學者認為此次日清之間圍繞琉球問題的交涉是外交史上極為罕見的秘密外交。因此關于“二分琉球”，以及清政府欲把琉球兩先島(宮古、八重山)還與琉球人復國的方案只有中日參與談判相關的人等知曉。稟帖中“日本三分球土還其二，或剖與屬島”等語表面上似未指明風聞的到底是“三分琉球”還是“二分琉球”。這實則是琉球人的“聰明”，因為是風聞必不能把事情點得非常清楚，但是后文又明顯看得出琉球人的風聞所指的就是“二分琉球”。原文如下：

伏念敝國內有三府，東西寬處不過數十里，南北長不足四百里，外有三十六島。其中八島業于前明萬歷年間被倭占去，現有二十八島皆海中拳石，窮荒特甚，土復磽瘠，物產絕少，人戶稀疏。其一切衣食莫不仰給于三府焉，夫以三府二十八島立國尚難，況割土分島又何以立國，既不足以立國，則雖名曰存，何異于亡。

以上文字重點強調了二十八島(宮古、八重山)土地貧瘠，物產匱乏，人口稀疏，一切衣食需要仰仗琉球本島，也就是強調宮古、八重山之地難以立國。這則史料進一步表明毛、蔡、林等人清楚掌握了解決琉球問題的“二分方案”。再看時間上，8月18日至9月25日，清政府同日本政府代表進行了五輪會談，就“二分琉球”的方案達成基本共識。緊接著，9月28日便有了林世功等人的稟帖遞呈。

再看11月18日，毛、蔡、林第九次向總理衙門遞呈稟帖。這封稟帖與前8次稟帖相比，有一突出特征。稟帖中言：“懇王爺暨大人洞察前由，俯準傳召駐京倭使諭之以大義，威之以聲靈，妥速籌辦，還我君主，復我國都。”稟帖中明言請求清政府出面要求日本政府釋放尚泰王，還復國都。再看10月7日的第六輪會談、10月12日第七輪會談，清日交鋒的重點是釋放尚泰及世子，讓尚泰去八重山諸島建都復國等問題。毛、蔡、林的稟文明顯是知曉了第六輪、第七輪的談判重點后有針對性地提出的。

綜上所述，可以看到清日談判每逢涉及琉球的關鍵節點，毛、蔡、林的稟帖中必有相應的反饋。從稟帖非常隱晦的措辭中也看得出毛、蔡、林不希望引起總理衙門產生有人泄密的懷疑。再看第六、七、八、九次稟帖時間間隔均在20日以上，也是避免引起總理衙門的懷疑。所以筆者認為，圍繞“分島增約”的清日談判雖然是秘密進行，但是在京的毛、蔡、林和天津的向德宏等對談判的情況是有掌握的。有多大程度上的掌握，筆者并不清楚，但是種種跡象表明有人暗中向琉球人泄密，消息源準確而且能夠及時傳到在京的請愿琉球人那里。在京的毛、蔡、林等人很難接觸到這個信息源，但在天津積極向李鴻章請愿的向德宏是很有可能接觸到信息源的。李鴻章對向德宏評價甚高且對向德宏的仁賢和孤忠也頗為同情。向德宏在天津期間生活上受到李鴻章的資助，安全上也受到保護。所以關于清日之間的談判進展最有可能是從李鴻章處透露給向德宏的。向德宏再將消息迅速傳達到北京，毛、蔡、林再籌劃稟帖的內容。所以對于清政府與日本政府之間的秘密談判的過程，林世功等人是清晰掌握的。也正是在談判期間，林世功親身體會到了弱小國家命運不能由自己掌握的屈辱。10月21日，清日之間就“分島增約”達成一致，預定10日后簽約。到了這個地步可以說林世功僅有的一點寄托在清政府身上的復國希望也徹底破滅。這種精神上的屈辱感和希望的破滅對林世功的打擊無疑是巨大的。

三、林世功殉國

1880年11月20日早上8點左右，林世功自殺殉國，留下稟帖一封、遺書一封。從清政府與日本政府達成協議的10月21日到林世功自殺的11月20日，有一個月時間。其間，清政府眾大臣就是否在條約上簽字仍存爭論。林世功在這個結點上殉國頗有死諫的意味。進一步分析的話，向、毛、蔡、林等人對清政府內部情報的掌握可能超出我們的想象。關于這一點還沒有更多的史料來佐證。林世功留下的絕命稟文如下：

琉球國陳情通事林世功謹

稟為以一死，泣請天恩，迅賜救主存國，以全臣節事。竊功因主辱國亡，已于客歲九月，隨同前進貢正使耳目官毛精長等，改裝入都，疊次匍叩憲轅，號乞賜救，各在案。惟是作何辦法，尚未蒙諭示。昕夕焦灼，寢饋俱廢。泣念功奉主命，抵閩告急，已歷三年。弊國慘遭日人益肆鴟張。一則宗社成墟，二則國主世子見執東行，繼則百姓受其毒虐。皆由功不能痛哭請救所致，已屬死有余罪。然國主未返，世子拘留，猶期雪恥以圖存，未敢捐軀以塞則。今晉京守候，又逾一載，仍復未克濟事，何以為臣？計惟有以死泣請王爺暨大人俯準，據情具題，傳召駐京倭使，諭之以大義，威之以聲靈，妥為籌辦，還我君王，復我國都，以全臣節，則功雖死無憾矣。謹稟。

這封絕命稟帖最后由蔡大鼎遞呈到總理衙門。當值的官員感嘆道：“此誠忠臣，實屬可憫”，并給予白銀200兩作為喪葬費用。林世功自殺前還留有遺書一封，內容如下：

此稟并無與人牽涉之語，雖遞無妨。祈諸公裁奪施行。如曰無補于事，不必投遞，則功亦未如之何。雖然與其事后遞稟，有名無實，曷若事前以死請救，以全臣節哉。再功謂奉主命告急，五載于茲。乃上不能救君，下不能存都，何以覆主命，何以對國人？世子如問父王，又將何以為對？此功所以捐生請救也。伏望諸公憐其愚而宥其罪。是荷臨命痛哭。

其一

古來忠孝幾人全，

憂國思家已五年。

一死猶期存社稷，

高堂專賴弟兄賢。

其二

廿年定省半違親，

自認乾坤一罪人。

老淚憶兒雙白發，

又聞噩耗更傷神。

遺書開頭言：“此稟并無與人牽涉之語，雖遞無妨。”這句話，林世功旨在表示稟帖并沒有涉及泄密者相關信息也不會令總理衙門的人產生泄密的懷疑，請放心遞到總理衙門。這里也證明林世功等人對清日談判的整個過程是有掌握的。“雖然與其事后遞稟，有名無實，曷若事前以死請救，以全臣節哉。”這句話的“事前”與“事后”，“有名無實”的“名”和“實”指的是什么？前文說清日之間在10月21日達成協議之后，陳寶琛、張之洞、李鴻章等重臣對簽署條約又表現得“舉棋不定”，批準了條約琉球復國絕無再翻案的可能，此時再去殉國雖有名而無實際價值。這就是林世功說的“事后遞稟，有名無實”。那么“事前”就是指清日之間的協議未簽署之前，林世功期望以自己死諫扭轉乾坤。即使死諫并未有預想的效果，也成全了自己的名節。這里既體現了林世功的忠與節，更再次驗證了林世功等人掌握清日之間談判的內情推測。

“如曰無補于事，不必投遞，則功亦未如之何”，自己的生命就這樣被輕描淡寫一筆帶過，可見林世功已做好了充分的心理準備為國殉難。但是他寫的辭世詩，分明也表露出對雙親、兄弟的不舍和思念。楊仲揆評價這兩首絕命詩說：“林世功絕命詩，頗欠典雅，實因臨死之際，凄絕愁結，無暇顧及詞藻之工拙。然吾任檢讀其在監讀書時所為詩課作品，則知其不獨為琉球文化史上所不易多見，即置之清末士林佳作中，亦毫無遜色。”詩的工拙與否對于此刻的林世功來說已經毫無意義，然而詩中包含真摯的對雙親的愧疚和不舍，使人動容。自古忠孝難兩全，林世功為國盡忠卻不能為親盡孝。林世功以一死踐行了儒家忠君愛國的價值觀念。當初面對閩浙總督的質疑，林世功內心已經下定以死報國的覺悟。但是林世功尚對復國抱有希望，且留有一息亦可以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北京請愿的一年間，特別是對清日之間的談判過程的掌握，林世功看著復國的希望越來越渺茫，內心的煎熬和焦灼從他的絕命稟文中就可以體會。林世功選擇自殺的時間點也正是清政府的數位重臣對究竟是否在條約上簽字而爭論的時期。綜上所述，林世功殉國死諫絕非一時激奮，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他要把自己的生命最大化地奉獻給復國大業。

林世功殉國后埋葬于北京通州張家灣的琉球人墓地，與國子監同窗葛兆慶、林世忠一起埋骨于異國他鄉。當時的沖繩縣政府對于不服從日本的統治、密赴中國參加救國請愿的琉球士族進行了專門的統計。統計表詳細記載了他們的姓名、官爵、家庭住址、脫離和回到琉球的時間等，與林世功同時期奔赴中國投身救國運動的向德宏、蔡大鼎等人均在統計表中，而作為最早投身救國運動且是核心成員的林世功卻不在表中。西里教授認為：“如此熱心收集琉球救國運動相關情報的沖繩縣當局，不可能沒有收到林世功殉國事件的情報。更何況，1881年已經掌握了琉臣殉義事件(指林世功殉國)相關情報的明治政府不可能沒有通報沖繩縣當局。明治政府和沖繩縣當局是有意將林世功的名字從名冊中隱去了。”為什么沖繩縣當局要這么做，可以從甲午戰爭前后的沖繩縣(琉球)社會狀況找到一些原因。

“當時的沖繩社會狀態是新舊思想沖突亂作一團麻，頑固派占六成，開化派占四成，頑固派的勢力強大。頑固派，每月朔日、十五日，列隊振臂游行，行進到鬧市拜神。一般民眾不用說即使學校的兒童百分之九十九仍束發。一個三百人的附屬小學斷發者僅有二十二三人。斷發的人在學校、在上學的路上都會被罵作乞丐、圓覺寺的禿子，有時候被扔石子。”“明治27年，開化派的子弟入小學接受新式教育。頑固派拒絕新式教育，開私塾學習漢學。當時其他地方的小學校兒童斷發是多數，但是首里那霸子弟仍著琉裝束發上學。”所謂開化派即服從日本統治的琉球人，頑固派是心向舊國抵制日本統治的琉球人。1879年日本吞并琉球到甲午戰爭前后的這段時間里，心向舊國抵抗日本統治是琉球社會的主流。“內地人特別是鹿兒島縣人對沖繩本地人跋扈囂張極甚。即使是順從時勢的縣民也悲憤不已。他們不僅借官威侵犯本地縣民，也在商業上對本地人進行掠奪。總之就是內地人蔑視琉球人根本沒把他們當作同一民族。”廢琉置縣之后，大和人對琉球人的民族壓迫更甚以往。大和人所主導的沖繩縣政府和日本政府對琉球人不信任及蔑視，即使是親日一派的琉球人也大感失望。這就表明廢琉置縣的初期日本在琉球的統治根基十分薄弱。所以可以判斷林世功殉國的消息被沖繩縣政府故意封鎖，甚至不敢把他的名字寫到統計表中。在當時的琉球社會背景下，統治當局極擔心林世功的殉國成為復國的旗幟，激發琉球民眾的愛國熱情并導致大規模反抗運動。

四、林世功殉國影響及他的歷史定位

眾所周知，林世功殉國之后，清政府最終并沒有在已達成的“二分琉球案”和“一體均沾”的協議上簽字。那么林世功殉國與清政府未簽協議之間有沒有關聯，還是只是一種巧合呢？換句話說林世功殉國是否促成了“球案”成為廢案。這種巧合不得不使人產生這樣的聯想。就目前的先行研究總結下來，“球案”的流產主要是李鴻章依據中國整體局勢(如中俄伊利問題談判進展順利，日俄無聯盟的可能)認為對日采取延宕支展之法最為有益，李鴻章也知道修改《日清修好條規》給予日本“一體均沾”特權帶來的危害。而李鴻章的意見最終促成了清政府未在條約上簽字。但任何歷史事件都是在多方因素的合力下促成的。向德宏等琉球求援特使積極向李鴻章和總理衙門表達復國的訴求，使得李鴻章也要顧及琉球人的想法。李鴻章對身邊的向德宏詢問“二分琉球”復國方案的意見時，向德宏伏地痛哭：“八重、宮古二島土產貧瘠、無能自立；尤以割南島另立監國，斷斷不能遵行。”李鴻章本有讓向德宏在新立琉球國即位監國的考慮，但是向德宏的反應讓李鴻章心生敬意。李鴻章評價其人：“其忠貞堅忍之操，視申包胥有過之而無不及……仁賢可敬，孤忠可憫。”林世功的殉國，總理衙門是知道的，那么李鴻章知道嗎？李鴻章也應該從向德宏處獲得林世功殉國的消息。想必向德宏談及林世功也會說起他曾作為官生在國子監學習的經歷。李鴻章知道如此俊秀之人為國殉義，對琉球國的遭遇更加同情以及對琉球求援使臣的忠義更加敬佩，乃是人之常情。這些對李鴻章在“球案”問題上對日堅持采取“延宕支展之法”不能說沒有影響。

林世功是11月20日“辰時”(早上八點)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巧合的是，同一天，日方全權公使宍戶幾等人趕到總理衙門，催促沈桂芬、王文韶等大臣馬上簽約，甚至詰問清政府的態度乃是“完全為談判變卦之舉，不懷好意”。宍戶公使為什么那么急忙地趕到總理衙門，是否收到了林世功殉國的消息？根據蔡大鼎《北上雜記》，在北京請愿期間，他們已察覺到了有細作在監視著己方，所以這不能簡單地歸為巧合。宍戶幾也許擔心林世功殉國使得本就搖擺不定的簽約化為泡影，后來在“脫清人名單”中有意漏掉了林世功的姓名。日本政府和沖繩縣當局擔心林世功殉國激發當地百姓的復國熱情，有意淡化處理。在整個明治時期，林世功的事跡幾乎沒有被人們關注。但是到了大正二年(1913)11月12～25日，沖繩縣兩大報紙《沖繩每日新聞》《琉球新報》連續報道了林世功逝世三十三周年以及沖繩百姓參加追悼紀念會的新聞。可見明治時期林世功殉國消息一直被官方有意壓制，到了相對寬松民主的大正時期，林世功才得到解禁。從林世功三十三周年祭，沖繩民間自發的紀念來看，林世功的事跡一直在民間被悄悄地流傳著。

以琉球亡國為開端，清王朝下屬的幾個外藩國相繼開始面臨亡國的危機。林世功殉國后第二年，法國著手發動更大規模的入侵越南的計劃。法國政府以越南拒絕驅逐劉永福的黑旗軍為借口派李維業攻打河內。1883年越南派出了范慎遹和阮述分別為正副使去天津配合李鴻章與法國談判。他們與向德宏、林世功一樣，是亡國之前最后一次向中國派出的求援特使。1883年越南使團中還有一人阮皤，其子阮尚賢(字鼎南)后來成為越南民族獨立運動中的先行者之一，與潘佩珠等人協同為爭取民族獨立而奮斗。阮尚賢、潘佩珠等人后來為越南人民所銘記。朝鮮(當時已經是大韓帝國)亡國前一年即1909年，義士安重根在哈爾濱火車站刺殺伊藤博文，千古留名。林世功之所以現在籍籍無名，正因為他是日本吞并琉球國非正義性最有力的控訴者。而林世功這樣為爭取國家獨立付出自己生命的琉球志士應該被傳頌。林世功在東亞近代史中應有與阮尚賢、潘佩珠、安重根等比肩的地位。（節選自《琉球殉臣林世功事跡研究》，文章原載《中國邊疆學》2024年第2期，標題為編者擬定）

《中國歷史評論》編輯部選編

本期編輯：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