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魯蓋爾年會2025：氣候轉型與自然恢復的四大支柱架構

圖1 會議現場

2025布魯蓋爾年會于9月3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本系列是隨團出訪時參加布魯蓋爾年會的訪問成果，根據錄音和圖片，原汁原味呈現出來，從中可了解政府官員、智庫專家、企業經營者是怎么想的，怎么交流的，怎么提建議的，以期對我們了解歐洲的現狀與未來提供一定的幫助。

一、摘要

全球綠色行動聯盟專題研討會作為2025布魯蓋爾年會的重要組成部分，邀請了Simone Tagliapietra（布魯蓋爾）、Francesca Gostineli（Enel X）、Jean Pisani-Ferry（布魯蓋爾）、Laurence Tubiana（歐洲氣候基金會）、Kurt Vandenberghe（歐盟 DG CLIMA）、Beatrice Weder Di（CEPR），圍繞歐洲碳中和目標的中期調整（如2030年減排進度、能源結構轉型細節）、全球氣候行動的協同機制（如何推動中美印等主要經濟體政策對接）、企業在綠色轉型中的角色（如Enel X的零售端綠色實踐）、綠色轉型的社會公平性（避免轉型成本集中于低收入群體或傳統能源地區）、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的全球適配性開展研討。本篇基于全球綠色行動聯盟專題研討會上布魯蓋爾研究所高級研究員Jean Pisani-Ferry的報告內容整理，介紹了氣候轉型與自然恢復的四大支柱架構。

圖2 四大支柱（Four Pillars）

二、世界氣候與生物多樣性現狀

（一）2015 年世界現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次締約方大會（COP20，巴黎）

巴黎大會是一次突破性會議，明確了目標與路徑：從“碳排放價格導向”轉向“二氧化碳當量預算導向”；確立“國家自主貢獻（NDC）”機制，并納入“修訂條款”。

（二）2025 年世界現狀——《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三十次締約方大會（COP30，貝倫）

當前全球氣候與生物多樣性面臨嚴峻挑戰：1.5℃溫控目標下的二氧化碳當量預算已接近耗盡；美國再次退出（《巴黎協定》）；全球氣候與自然的未來取決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

（三）當前形勢

全球遏制變暖與阻止生物多樣性喪失的關鍵，取決于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具體現狀如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的排放量占全球總量的 2/3，且仍在持續上升，而所有發達經濟體的排放量均呈下降趨勢。大多數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位于南半球（“南方國家”）。氣候與生物多樣性正處于崩潰邊緣：氣候政策偏離1.5℃溫控目標實現路徑，生物多樣性惡化速度加快。

（四）全球排放量（如圖3）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EMDEs）與發達經濟體（橫軸：年份，范圍 1970-2050 年；縱軸：排放量，單位為“十億噸二氧化碳（GtCO?）”。

圖3 全球碳排放情況及目標

圖3分歷史趨勢-未來情景-目標差異三個層面：

1.歷史趨勢（1970-2025 年）：EMDEs與發達經濟體“一升一降”，全球排放重心轉移。

從圖3曲線的歷史段（1970 年至今）可直觀看出兩大核心特征：

一是EMDEs排放量持續上升，即曲線從1970年的低基數（遠低于發達經濟體）逐步攀升，截至2025年已顯著高于發達經濟體，這直接印證報告中“EMDEs占全球2/3排放且持續上升”的結論。EMDEs 因工業化、城鎮化發展需求，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呈剛性增長，已成為全球排放的主要貢獻者。

二是發達經濟體排放量穩步下降。曲線從1970-2000年的峰值后逐步回落，2025 年維持在較低水平，呼應報告“所有發達經濟體排放量呈下降路徑” 的判斷。發達經濟體通過產業轉型（去工業化）、能源結構調整（發展可再生能源）、技術升級，已進入“排放下降期”，減排壓力相對較小。

2. 未來情景（2025-2050 年）：“基準情景（BAU）”與“凈零路徑”的差距，凸顯 EMDEs 是關鍵。

圖3中“BAU預測”與“凈零路徑”的兩條曲線差異，是解讀“1.5℃目標可行性”的核心：

EMDEs：BAU與凈零路徑差距最大，風險最高

EMDEs的BAU曲線在2025-2050年預計仍呈上升趨勢（無干預下排放持續增加），而凈零路徑曲線需從2030年起快速下降，2050年接近“凈零”。兩條曲線的巨大缺口表明：若EMDEs不采取額外減排措施，如依賴氣候融資、綠色技術轉移，將嚴重偏離1.5℃目標，這正是報告強調“全球氣候未來取決于 EMDEs”的核心依據。

發達經濟體：BAU與凈零路徑差距較小，可行性更高

發達經濟體的BAU曲線在2025-2050年呈緩慢下降趨勢（即使無額外政策，排放也因現有轉型慣性下降），而凈零路徑曲線下降斜率更陡，2050 年前可實現凈零。差距較小說明發達經濟體已具備“通過強化政策實現凈零”的基礎，這也是報告提出“發達經濟體應向EMDEs提供氣候融資”的邏輯前提，即發達經濟體減排成本更低，有能力支持他人。

中國BAU：EMDEs中的“關鍵變量”

中國的BAU曲線單獨列出，且排放量在EMDEs中占比高（從圖3可觀察到中國BAU曲線高于其他EMDEs分項）—— 報告后續 “氣候融資聯盟成本測算”（含中國則聯盟成本降至 0.2% GDP）也印證：中國作為EMDEs的核心成員，其是否加入減排協作（偏離 BAU、走向凈零路徑），直接影響全球排放總量和減排成本。

3. 目標差異（2030年NDC）：EMDEs“承諾力度不足”，需外部支持

圖3中“NDC 2030目標”曲線與“BAU”曲線的對比，反映“承諾減排” 與“無干預排放”的差距：

發達經濟體：NDC目標顯著低于BAU，承諾力度較強

發達經濟體的NDC 2030曲線遠低于其BAU 曲線，說明其承諾的 2030 年排放量比“一切照舊”低很多，減排決心明確，這與發達經濟體“歷史排放責任”和“減排能力”相匹配。

EMDEs：NDC目標與BAU差距較小，承諾空間有限

EMDEs 的NDC 2030曲線雖低于 BAU 曲線，但差距遠小于發達經濟體，其原因在于 EMDEs 需在“發展（保障民生、工業化）”與“減排”間平衡，自主減排能力有限，這也解釋了報告提出“氣候融資聯盟”的必要性：需發達經濟體提供資金支持，幫助EMDEs縮小“NDC目標與BAU”的差距，進而實現 1.5℃目標。

（五）生物多樣性喪失：熱點地區（圖4）

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的定義為：“擁有至少1500 種特有植物物種（Endemic plant species），且其原始棲息地范圍（Original habitat extent）已喪失至少 70%”。

圖4 生物多樣性喪失

（六）氣候行動與自然保護之間相互關系

氣候行動與自然保護之間大多（非全部）呈相互支撐關系：氣候變化與生物多樣性喪失呈“相互加劇”態勢（形成惡性循環）。重新造林（Reforestation）和生態系統恢復（Ecosystem Restoration），可為實現全球變暖應對目標所需的減排量貢獻 20%-30%。

（七）治理

目前全球氣候與生物多樣性行動主要依賴全球條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UNFCCC、《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Kunming-Montre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但存在顯著短板：

美國退出《巴黎協定》，迫使現有合作安排需重新審視。等待美國轉變立場是“災難性的選擇”。地方（次國家）主體（如地方政府、城市）的行動往往比國家政府更具雄心。

替代方案是建立“意愿聯盟（Coalitions of the Willing）”，該聯盟需滿足以下核心條件：成員資格以“良好行為（good behaviour）”為前提，即需履行明確的氣候與生物多樣性行動承諾；成員可獲得切實利益，尤其在貿易領域，如綠色貿易優惠；聯盟內部形成“相互強化”的協作機制，如成員間通過資源共享、政策協同提升行動效果。

三、氣候轉型與自然恢復的四大支柱架構

如圖2所示，四大支柱具體包括：1、分層碳聯盟（Tiered Carbon Coalition）；2、氣候融資加強（Climate Finance Boost）；3、綠色產業伙伴關系（Green Industrial Partnerships）；4、自然與碳市場（Nature and Carbon Markets）。

（一）支柱 1：加強氣候融資（Climate Finance Boost）

（基于博爾頓（Bolton）和克萊尼延 huis（Kleinnijenhuis）撰寫的第 5 章內容）

1、核心協作形式是構建“氣候融資聯盟（Climate Finance Coalition）”，通過國際協作推動資金流向減排領域。

2、機制設計，即發達經濟體為“愿意推動經濟脫碳的部分發展中經濟體”提供“有條件的財政支持”，即發展中經濟體需達成預設的脫碳目標，方可獲得資金。

3、成本測算（基于1.5℃溫控目標的電力行業脫碳）。

電力行業脫碳的年度成本取決于聯盟規模，分以下三種情形進行成本測算：一是涵蓋所有發達經濟體+中國→成本占比低于GDP的0.2%；二是不含美國+含中國→成本占比是GDP的0.2%；三是不含美國+不含中國→成本占比是GDP的0.3%。

主要結論是氣候損害（如極端天氣導致的經濟損失）加劇，會減少“可參與盈利性融資的主體數量”，即氣候風險越高，資金提供方參與意愿越低。

（二）支柱2：綠色產業伙伴關系（Green Industrial Partnerships

（基于麥克威廉姆斯（McWilliams）等人撰寫的第 6 章內容）

1、核心協作形式是建立“綠色產業伙伴關系”，通過產業鏈協同實現 “南北共贏”。

2、兩大核心舉措

①上游綠色生產轉移，采取的行動是從發展中經濟體進口綠色中間產品，如光伏組件原材料、風電設備零部件；要達成的目標是提升歐盟產業競爭力（如降低原材料采購成本），同時降低歐盟能源成本。

②補貼與貿易政策協同，采取的行動是將政策支持重點對準下游綠色產業，如新能源汽車制造、綠色建筑，且將歐盟產業政策與貿易政策、氣候政策、技術轉移政策掛鉤。要達成的目標是推動“全球南方”（發展中經濟體）綠色產業發展，同時助力歐洲構建“具有競爭力的脫碳產業體系”。

（三）支柱 3：從大氣中移除碳（Carbon Removal from the Atmosphere）

表1：碳移除技術類型與規模對比（技術型與自然型）

技術類型

英文縮寫

技術全稱

減排等效規模

年移除量

技術型碳移除

DACCS

直接空氣碳捕集與封存（Direct Air Capture and Storage）

相當于全球化石燃料年CO?排放量的5%

約190億噸CO?/ 年（19GtCO? per year）

技術型碳移除

BECCS

生物能源碳捕集與封存（Bioenergy with Carbon Capture and Storage）

相當于全球化石燃料年 CO?排放量的 1‰

0.004 百萬噸 CO?/ 年（0.004 MtCO? per year）；另有數據標注為 0.03 百萬噸 CO?/ 年（0.03 MtCO? per year），推測為不同情景下的測算結果，需核對原始圖表確認

數據來源說明：

基于植被的碳移除（CDR，Carbon Dioxide Removal）估算：來自 GCn2024 報告（Vegetation-based CDR estimates from GCn2024）。

非基于植被的碳移除（CDR）：來自《碳移除現狀報告（2024）》（CDR not based on vegetation from the State of CDR report (2024)）。

土地利用變化估算：來自三個核算模型，1997 年以來基于火災的變異性數據（Land-use changes estimates from three bookkeeping models, fire-based variability from 1997）。

整體數據參考：弗里德林斯坦等人（Friedlingstein et al. 2022，）、全球碳計劃（Global Carbon Prolect 2022）。

（四）支柱 4：負排放（Negative Emissions）

（基于埃登霍費爾（Edenhofer）等人撰寫的第 7 章內容）

1、核心市場化工具，即推出“清理證書（Clean-up Certificates）”，作為負排放領域的新型交易憑證。

2、兩大制度創新

①將排放權與“未來碳移除量”掛鉤（Emission-rights linked to future removals），即企業持有的排放權可與未來通過技術/自然手段實現的碳移除量關聯，增強減排激勵。當下投資技術解決方案（By investing in technological solutions today）是引導資金提前布局負排放技術（如 DACCS、BECCS），加速技術成熟與規模化。

②納入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ETS），即將負排放相關憑證與現有ETS機制整合，提升市場流動性與政策協同性。設立“歐洲碳中央銀行（ECCB，European Carbon Central Bank）”，作為負排放市場的“監管與金融核心（錨點）”，負責證書發行、交易監管與資金調配。

四、三點啟示

1、EMDEs必須納入核心協作。

EMDEs的排放規模（2/3 全球排放）和 BAU 上升趨勢，決定了 “僅靠發達經濟體減排無法實現 1.5℃目標”，這是報告提出“意愿聯盟需包含EMDEs”的根本原因。

2、氣候融資是關鍵工具。

EMDEs “NDC與BAU差距大但能力不足”，需發達經濟體提供資金（如報告中“氣候融資聯盟成本 0.2%-0.3% GDP”），幫助其從BAU轉向NDC和凈零路徑。

3、發達經濟體需承擔更多責任。

發達經濟體“排放下降、BAU與凈零差距小”，有能力通過“綠色產業伙伴關系”，如轉移綠色技術、進口EMDEs綠色中間品等支持 EMDEs，同時實現自身產業脫碳（雙贏）。

綜上，該報告通過“歷史-未來”“EMDEs -發達經濟體”的雙重對比，清晰傳遞了“EMDEs 是全球減排核心、需發達經濟體支持、需構建協作機制”的核心觀點，為報告“四大支柱”架構提供了數據支撐。

本文根據會議記錄整理。吳壽仁，上海市科學學研究所學術委員會主任。文章觀點不代表主辦機構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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