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第一書記夫人”的命運

來源：摘自《滄桑十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1月出版]

原題：獄友群像

作者：馬識途

在昭覺寺監獄里，有兩個著名的女同志，一個叫肖理，一個叫鄭瑛。她們兩個都是延安出來的老革命，都在省里擔任著重要的領導工作，肖理是省輕工業廳的副廳長，鄭瑛是省婦聯主席。鄭瑛還曾經到中國科學院分院來和我搭檔過，做黨委副書記。她們兩個自然都是貨真價實的“走資派”了。

但是她們兩個還有不同尋常的身份，前者是西南局第一書記的夫人，后者是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的夫人。所以在“文革”中，造反派都把她們說成是“第一夫人”。她們被抓到這個監獄里來，據說和這個“第一夫人”的身份是有關的。

延安時期的李井泉夫人肖理（右一）

這兩位“夫人”，說句公道話，其實算不得是夫人，和那種入城后便什么也不干，或者掛名不做事，或者三天兩頭請病假，不去上班，在家里養尊處優過好日子的真資格的“夫人”完全不同。她們都是抗戰初就去延安參加革命的知識分子，入城以后擔負著一個方面的領導工作，如果說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話，她們是實打實地在走的同志。我和她們過去比較熟，所以我可以證明。

后排右三為廖志高夫人鄭瑛（1973年11月在大寨參觀）

這里說的雖然是實情，可是她們到底被造反派以至被“新生的紅色政權”當作兩個“第一夫人”，捉到這里面來關起。而且似乎把對兩位“第一把手”的憤恨，都弄到她們的身上來發泄，對她們的態度特別惡劣。我想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

現在在省革委會里最“關火”，最有勢力的所謂“二挺”，就是因在宜賓地區自造的獨立王國里作惡多端，被兩位“第一把手”打落下去的。他們對于兩位“第一把手”自然是恨之入骨，所以一當“文革”開始，他們就下結造反派，上連“中央文革”，平步青云，坐上省革委的權力寶座，自然是要“有冤報冤，有仇報仇”的了。對于兩個“第一把手”，自然是要抓起來大批特批，大斗特斗，并且株連一大片當權派的了。

劉結挺（時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

但是中央卻忽然把兩個“第一把手”都弄到北京去監護起來，“二挺”想要在他們的身上發泄仇恨，辦不到了。于是順理成章地把兩位“第一夫人”抓起來，弄到這個監獄里來細細地打磨，也就不足為怪了。

張西挺（時任四川省革委會副主任，劉結挺之妻）

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有的，把她們兩個抓起來，要她們和她們的丈夫劃清界限，揭發西南地區兩個最大的“走資派”、兩位“第一把手”的走資行徑和罪惡勾當，不是革命的需要嗎？

但是據我所知，她們兩個，無論在外面時，造反派怎么觸及靈魂、觸及皮肉以致觸及筋骨，啟發她們的階級覺悟；無論抓到這里面來，對她們管理得如何苛嚴，責令她們老實交代她們丈夫和她們自己的罪行，她們似乎都無動于衷，一直不肯低頭認罪，不肯寫交代材料。

于是軟硬兼施的辦法都使了出來。“二挺”是有名的報復能手，豈能叫她們好過？這一點她們是深知的。后來的事實也是我親眼得見的。

她們兩個的性格我知道是很不相同的。省委的“第一夫人”鄭瑛是一個倔強的人，不肯信邪，也許按現在的說法，可以叫作“女強人”。西南局的“第一夫人”肖理看起來卻是一個比較溫和的人，雖然大字報上說她在輕工廳里稱王稱霸，在這個監獄里卻是溫文爾雅，不大作聲，把一切都看得很淡，一切都按照監管人員的指示辦。她們兩個都常常被拉出去批斗，把對她們夫君的憤怒都傾倒在她們的頭上，吃的苦頭不少。一個回來看上去憤憤不平，滿腔怒火的樣子；一個回來看上去卻是不動聲色，心安理得的樣子。

挨批斗時的李井泉

鄭瑛在監獄里是有名的“女犟人”，常常和管理人員對著干，硬頂牛。于是多吃苦頭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我們沒有進這個監獄前，是被關在錦江賓館二樓。她被關在我的房間的斜對面。那時不僅革委會的人常來找她的麻煩，有時造反派的人也來，或就地審問，或拉她出去揪斗。于是我就常常聽到這位“女犟人”在和他們對抗，或者在吵，或者在喊。有時就聽到“低頭”“站起來”的訓斥聲，有時聽到“嘭嘭”的聲音，根據我的經驗，我知道她正在被觸及靈魂和觸及皮肉中。而且聽起來她不肯屈服，在進行抗辯，所以折磨的時間就比別的人久些。

左起：廖志高、李井泉、賀龍、閻紅彥

最使我驚心動魄的是有一回，我聽到改造者在她的房間里折騰一陣后，忽然看到兩個大漢倒提起她的腳，“乒乒乓乓”地從我的門口拖了過去，她的頭拖在地上，我看到她披頭散發地一頭是血，令人膽戰心驚。開飯的時候，我問那送飯的服務員，他說，他們拉她出去批斗，她就是不去，罰她的站，要她請罪，她還是不干，于是被狠揍了一頓，強制倒拖出去上批判會去了。他最后似乎是欣賞地說：“這個女人，硬是犟得可以。”

我們都被關到昭覺寺這個監獄來以后，她被關在另外一個小院，武斗她的聲音我自然是聽不到了，可是有時開飯的時候，她到我們的小院來拿飯，倒開水，卻看到她不知是為了什么，站在那里被罰站。看她還是那樣昂首不語，桀驁不馴的樣子。那看守的戰士叫她拿起飯走，她也不理，站在那里，好像要等那個處罰她的改造者來，向他討個“說法”似的。我就知道她在這里面的日子大概也不好過，然而她還是頂著，不肯低頭。這真叫我肅然起敬，夠得上一個“女強人”的稱號。

肖理卻和鄭瑛不同。她在這個監獄里表現出是一個比較柔順的女人。或者在監管的看守看來她是一個“弱者”，一個好對付的人。但是我知道她過去并不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只是到了這里矮檐下，才不得不低頭罷了。她對于一切都看得很淡，保持沉默寡言的樣子，其實她是在奉行“沉默是最大的抗議”這句格言。也許她才是真的“強人”。她明白在這里面是沒有什么道理和是非可說的。而且她估計“二挺”絕不會讓她輕易過去，一切都只有等著瞧了。她到這里面來和我住同一個小院，她的號子在我住的號子的背面一排，斜靠著我的號子。

她本人其實沒有什么大不了的問題，最多是隨大流走過資本主義道路罷了。但是她卻比關在這里面的別的走資派所受的“照顧”多得多，不僅總少不了有許多外面來的造反派來監獄里提審她，每一次提審實際上就是一次批斗會，而且常常把她拉出去上這兒那兒的批判斗爭會，把對她丈夫的批判都堆到她的頭上來。而且上那種斗爭會，實在不是文明社會里所常見到的，她遭的罪比我們哪一個都要慘些。這是我跟她去做過一次陪斗，而親眼得見的。

有一次，外面來人拉她出去斗爭，不知為什么也通知了我去做陪斗。拉我們的汽車還沒有來，我們兩個人坐在地壩邊石條上等。她向我打招呼，想和我說話。說實在的，過去我和她雖然有些往來，可是由于她的丈夫那樣無情地把我拋出來，毫無道理地點名批判，結果落個到這里來坐牢的下場，我不想理會她。她卻偏要找我說話，她說：“今天輪到你來做陪斗了。”

我說：“怎么把我拉來做你的陪斗？”

她冷冷地說：“我這也是代人受批，不是說你是他的‘車馬’嗎？怎么沒有資格做陪斗？”

我明白了，大家批她，實際上是批關在北京的西南局的第一把手的。我是他的部下，自然就沾上邊了。她好像已經習慣于這樣的批判會了，滿不在乎的樣子，寬慰我說：“出去經風雨，見世面也好嘛。”接著她提醒我說：“你該穿得厚點才好。”

其實她不知道，我也算是一個挨斗爭的老把式了，早有挨斗的經驗。我出來時早已做了準備，把棉坎肩穿在襯衣里面，從外面看不出來，而且我還有秘密的防身武器，在褲子里綁上了護膝。因此我可以經得起下跪和武斗。但是我不想告訴她。

過了一會兒，車子來了，平常我們被拉出去，是坐的大汽車，省委書記楊超被拉出去也是坐的大汽車。今天來的卻是一輛吉普車，對她可算是優待了。我們上車后，我自覺地坐在車子中間的地板上，把頭低下去，不得東張西望。肖理卻不學我的樣，而是坐在吉普車的坐板上，而且抬頭望著外面。這對于她又算是特殊化了。車子還沒有開動，她用手拉我一把，指著她旁邊的坐板說：“坐起來。”我看一看押解我們的戰士，好像沒有不準的樣子，我就起來坐在她的旁邊了，而且也抬頭看車外的景象。這的確要舒服得多。

車子彎來拐去，不知道是開到什么單位，我們對這個毫無興趣。反正和過去上批斗會的標準格式一樣，一下車就有幾個彪形大漢，把我們揪了起來，像提小雞一樣，一趟子提到大會場的臺子上去，照規矩做成噴氣式模樣，然后在一片打倒口號聲之后，愛聽不聽地等到那千篇一律的又臭又長的批判稿念完了，再提回到車上去開回來，完成任務。

只是有點不同的，肖理不肯認罪，一要她交代她丈夫的罪行，她總說“不知道”，再說就是“你們去問他本人嘛”。這不是故意放刁嗎？于是憤怒的拳頭就雨點般地落到她的頭上了。她還是沉默著，忍受這一切。這大概已經成為她的家常便飯了。回來的路上，我看她好像沒有那回事似的，木然地望著外邊。

從那次以后，肖理在放風的時候，總想和我打招呼，或者無言地向我笑一笑。很顯然她想取得我的好感。

有一次放風，肖理忽然走到我坐的臺階邊來，和我坐在一起。說實在的，我對她沒有什么好感，我不想多和她打照面。現在她坐到我的身邊了，我不得不打招呼。說了幾句閑話后，她顯然是有意識地對我說：

“我知道他做的有些事情，對不起你，希望你能諒解。那個時候他也是莫奈何，從北京宣布中宣部是閻王殿后，各地都拋出宣傳部長來，他不得不把你和李亞群拋出來呀。”

我當然知道她說的那個“他”指的是誰。但是我對于第一把手，不分青紅皂白地把我拋出來，宣布為“反革命”，在報上點名大肆批判，心中是有氣的。她現在來替她的丈夫表白，我聽不進去。我說：“你現在來說那些所謂‘莫奈何’的話，還有什么意思呢？現在我們都被抓進來了，不都是一樣的命運嗎？”

她聽后默然。過一會兒她又說：“你的命運和我不同，你是出得去的，我是出不去的了。他們強迫我寫揭發他的材料，我一張也沒有寫。我只希望你出去后，告訴他，我沒有做一件對不起他的事。”

哦，我明白了，她今天特地來和我坐在一起放風，說閑話，原來她是有打算的，她想要我將來出去替她給她的丈夫傳話。

但是我自己的命運到底怎么樣，我自己并不能掌握。劉結挺一回四川，發表的第一篇施政綱領式的大塊文章《打倒西南區最大的赫魯曉夫》上，就捎帶地點了我的名，把我算進他的“反革命”黑名單里了。

說我是“走資派”，這倒沒有什么，反正大家都走資，按大家的規格檢討就是了。但是省革委里我的專案組來追究我的是：我是不是四川叛徒集團的首腦，以及我是不是一個國際間諜的問題。這種誣陷是可大可小的，誰說得清？既無法去臺灣查證，更無法到蘇聯和美國去外調，誰知道什么時候才算有個頭呢？我什么時候才能走出這個地獄呢？

肖理自然不知道我的這些莫須有的問題。而且說實在的，就是我被放出去了，也沒有興趣替她去傳話。因此我只用這樣的話來回答：“誰知道我兩個哪一個先出去？”

有一天大清早，我還沒有起來呢，忽然聽到我的號子后邊一排號子外邊，有許多人在說話，就像是在肖理的號子門口。過一會兒，聲音更大，來的人更多。一會兒我從窗邊望出去，一個人用被單包著抬過去了。打早飯的時候，我便聽說：“肖理自殺了。”

我乍一聽說，很是驚異，但隨后一想，我才明白，她是早已蓄謀自殺的了。她前幾天在放風時來找我說話，其實就是她來向我做最后的交代，想要我替她出去給她的丈夫傳話，說她沒有揭發她丈夫的任何問題，她沒有做任何一件對不起他的事。現在想起來，她最后來給我替她丈夫做解釋，希望我能諒解，并要我替她出去傳話，都是出于她的一片好意，我卻一點也沒有理會。想起來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后來聽說，她的自殺是經過深思熟慮和充分準備的。在這個監獄里，最難的事恐怕就是自殺了。每時每刻不僅有看守的戰士一直在盯著你。吃飯和喝水的時候盯著你，放風的時候盯著你，勞動的時候盯著你，上廁所的時候盯著你，睡覺的時候更盯著你。號子里的燈吊得老高，通夜照明，還要你的頭向著窗戶睡，便于他們觀察。還要你的兩只手放在被子外睡，怕你的手在被子里搞什么小動作。不準自己帶藥物進去，外面也不準送藥進來，有病吃他們開的藥的時候，也要看著你當面吞下去。把你的衣物中一切可以作為自殺工具的東西，都要沒收，一切布條布帶不能有，腰皮帶不能系，超過頸圍的鞋帶也不能有，刮胡子的刀片更是禁物，小釘、針頭、可以吞下去的金屬物件，都要沒收。可以說，要想在這里面自殺，真是難上加難。但是肖理還是克服一切困難，自殺成功了，真可說是費盡了心機。

聽說肖理有失眠癥，她每天睡前都要服安眠藥。在這里面關起來的人年歲較大，本來多有失眠毛病，經過這樣那樣的折騰，又在高燈長明下，誰能安睡？很多的人差不多天天睡前都要求服安眠藥，這已經成為常規。肖理天天要求服用安眠藥，并沒有引起誰注意。不過有嚴格的規定，服用安眠藥，必須在監視下當面看你吞服了才算數，一片也不準留下。你想服用安眠藥來自殺，是根本辦不到的。但是肖理正是用安眠藥自殺的，她哪來的足夠數量的安眠藥片呢？據說是她在服用安眠藥片時玩了花樣，她當著看守的面把安眠藥片放進嘴里，吞一口水，看來是吞下去了，其實她把藥片放在舌根下，根本沒有吞下去，等看守走后，她把安眠藥吐出，積攢起來，達到足夠自殺的片數，然后一次吞下去，便達到自殺的目的了。一個人在這里面想自殺，要經過如此復雜和詭秘的過程，要每天當著看守的面，用巧妙的辦法積攢安眠藥片，不動聲色，堅持二三十天，可見她真是用心良苦，也可見她（自殺）的決心是多么大了。

后來又有人說，肖理不是吃安眠藥死的，是她把她的一條布床單偷偷撕成小條，連接成布繩，在木床架上吊死的。到底是怎么自殺的，大家實在沒有興趣去深究，反正肖理是已經自殺死了。除開這兩種辦法，在這里面恐怕是再也沒有可以采取的自殺辦法了。

肖理自殺了，在我們這些“走資派”里，好像并沒有引起多大震動。在沒有進這個監獄前，在外面聽說這個“走資派”被打死了，那個“走資派”被迫上吊了，還有本來有病被折騰而死的，還有不愿受辱受苦吞了安眠藥片安樂而死的，還有的人從錦江賓館九層樓上跳樓壯烈而死的，真是見多不怪了。然而肖理自殺的事，卻驚動了監獄的管理當局，他們除遵照省革委的指示，當眾宣布肖理畏罪自殺，成為不齒于人類的可恥的叛徒外，便是實行大清查，把我們每一間號子都翻個底朝天，把一切認為可以作為自殺工具的東西都沒收了。放風和勞動也看得緊一些了。這么鬧騰了幾天，監獄重新歸于平靜。

但是我的心里卻久久不能平靜。我老在想肖理自殺的事。我想她是在自己感到自殺有把握了，才來找我說話，傳達她的遺囑的。來找我談話的前一些日子，她在放風時總想接近我，向我微笑，對我表示好感，我跟她出去陪斗時，她那么表示關懷，恐怕都不是無所謂的吧。可惜我竟然一點也沒有察覺，而且沒有答應替她傳話，她在死前恐怕是抱憾終天的吧？我一想到這里，真是失悔之至。我好糊涂，竟然忘記了“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句古話。

直到后來我出獄后，我的心里總想著肖理的自殺，記掛著她最后囑托我向她的丈夫傳話的事，我總感到良心的不安。過去我在挨她的丈夫、我們的第一把手的整治時，立下了誓愿，將來我要是平反了，他如果不向我表示道歉，我決不再去看他，無論他做了多大的官。

后來他被解放后，果然做了大的京官。許多老部下都去看望過他，我到了北京，就是不去看他。連我當了全國人大代表，到北京開會，每次他都要到四川代表團來看望大家，每次我都借故上街去了，不想見他。曾經被他在四川整過、后來在紡織部任副部長的劉瞻告訴我說，他曾見到過我們第一把手，他對劉瞻表示了道歉之意，并且托劉瞻轉告在中紀委工作的張黎群表示歉意，可是就是沒有我。

甚至他后來到四川來，還在南充說過地下黨的一些壞話，我更不想見他。連鄧小平同志來成都，接見大家，一塊兒照相時，他也來了，我避開了他，坐得遠遠的，不和他打招呼。

但是我一想起肖理的自殺和她對我的囑托，我在良心上又受著折磨，總覺得對不起肖理。后來有一次我們到金牛賓館去看戲，進了小禮堂，才知道第一把手又到成都來了，就住在金牛賓館，今晚上也來看戲。他坐在前排沙發里，我坐在后排椅子上。

過了一會兒，忽然，我仿佛聽到肖理給我說話的聲音，我經受不住良心對我的譴責，不知怎么的，我站了起來，徑直走到前邊，坐在第一把手后邊的椅子上，他見是我，向我打了招呼。我來不及向他打招呼，匆匆地對他說：“我和肖理關在一個監獄里，她自殺了。她自殺前對我說，要我出來告訴你，她沒有寫一份揭發材料，沒有做一件對不起你的事。”

我親眼看到，他的眼圈登時紅了，用手絹在擦淚，不斷地在“唔唔”地哼著，我知道他很傷心。我沒有告辭一聲，便走到后邊坐下了。

我完成了我應該完成的任務，心里馬上感到平靜了。奇怪，我忽然在心里產生一種快感，一種幸災樂禍的心理：“你也有今天呀。你的愛人在‘文革’中自殺了，你很傷心。你哪里知道我在‘文革’初挨你的整時，我的愛人也被折騰死了，我很傷心。”

但是只有一會兒的快感，幸災樂禍的心理馬上消失了。我自己責備自己，我這個人怎么有這么壞的心理，把快樂建筑在別人的痛苦上，不覺得可恥嗎？其實我們不都是一樣地受“文革”之害嗎？他的痛苦落淚，反倒在我的心上留下不光彩的烙印，給了我痛苦。

作為弱者的肖理自殺了，作為強人的鄭瑛后來被放出來了。我一直在想，鄭瑛臨大難而不屈，不害怕被整死，敢于對著干，骨頭很硬，誠然是強者。肖理自殺了，沒有等到平反，難道就是弱者嗎？她沒有像有些人那樣，在壓力面前便打胡亂說，不惜昧著良心去揭發自己的同事、朋友，以至親人。有的甚至順桿溜，為了自己脫禍，為了成為新貴，不惜去告密，打小報告，坑害別人。她沒有屈服，甚至不惜以死相抗爭，她不也是一個強者甚至是最強者嗎？

我很想歌頌這樣的強者，在那監獄里的時候就想寫詩來歌頌在那種時代不可多得的硬骨頭。然而不知怎的，我竟然沒有寫出來，而且現在也還寫不出來，實在抱憾。現在我把她們在監獄里我知道的事寫出來，也算是一種彌補吧。

作者簡介

馬識途（1915～2024），原名馬千木，1915年1月生，革命家、作家、書法家。1936年參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中文系。曾任成都川康特委副書記，西南局宣傳部副部長，四川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等職。著有《清江壯歌》《夜譚十記》等，晚年寫下文革親歷《滄桑十年》。105歲出版《夜譚續記》，107歲出版《馬識途西南聯大甲骨文筆記》，創造世界罕見的出版紀錄。《夜譚十記》中的《盜官記》被著名導演姜文改編為電影《讓子彈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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