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里士多德著作是真是偽,這是一個老話題,網上已有很多文章論述,將為何說其是“托古偽作”或“大部分是托古偽作”的原因分析的很清楚,而且有理有據。
因此,包括亞氏在內的古希臘著作真偽,真提不起太大的興趣再談。但奈何總有人一本正經的卻又充滿臆測的“考證”,最終得出亞氏著作真實可信。
為此,筆者就從中國文獻流傳角度,再談一談亞氏著作流傳真偽,看看亞氏著作到底可不可信,或者說有多大的可信度,到底符不符合正常傳承規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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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文字讀音含義變化
隨著時代變化,文字讀音含義也會變化,中國相關案例很多。
甲骨文中的“我”,是一件帶鋸齒的大殺器,但周朝時卻變成了第一人稱;易經中的元亨利貞之“貞”,2000多年來被解釋為“正也”,但甲骨文中的“貞”卻是“占卜之占”,占卜之人稱為貞人,因為認為能與鬼神溝通的貞人品行端正,所以“貞”被引申為言行一致、端正之意;唐朝之后,“乖”意為“聽話”,但以前卻是“不聽話”。因此,時代不同,文字含義會因某些原因而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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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談的是文字含義會變化,而讀音方面變化就更大了。筆者舉個例子:南北朝時,文人用當時的語音讀《詩經》時發現好多詩句不押韻,于是發明了“葉韻”,就是便將詩經中某些字臨時改讀某音、以讓其押韻,我們遇到過的“遠上寒山石徑斜(xia)”其實也是“葉韻”,類似案例還有不少。因此,不同時代語音會出現變化,甚至是大變化,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中外莫能例外。
因為漢字表意,兼且比較穩定,因此我們雖然不清楚商周秦漢語音,卻依然可以了解文獻含義(字義變化有一代代文獻幫助),但即便如此,其中爭議之處多了去,為商周秦漢某些文獻中的字義到底是什么,古今學者都吵翻了天。其中,因為時代不同,對應文字的服務、制度、物品等已經消失或轉變后,又沒有字典予以解釋時,就更難破譯,數千甲骨文未能破解也與之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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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亞里士多德的著作,從失傳到再發現,中間至少時隔千年左右,那么后人如何完美的精確的識讀表音的古希臘文?即便古希臘語一直存在,一直有人使用,但歷經千年左右,語音和字義必然會發生很多變化,那么如何能識讀古希臘文?如果一代又一代有人以當時的理解抄寫亞氏著作(后文有相應分析),那么誰敢保證我們看到的就是亞氏原著?
其次,什么才叫傳承有序
雖然“傳承有序”四個字不難理解,但談及古希臘古羅馬文獻傳承時,某一群體卻總是難以理解這四個字的基本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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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典文獻傳承有序表現在兩個基本方面:其一,縱向時間上沒有出現斷絕,一代又一代傳承了下來,比如史記,西漢末《史記》的零章殘句已傳播到邊郡,東漢初在洛陽的書店中有《史記》出售,東漢末魏晉時《史記》流傳漸廣、士大夫家多有其書;其二,橫向上歷代文人墨客皆有相關記錄或引用。
除此之外,中國現代考古興起之后,在地下不時還能挖出一些“文獻物證”。
因此,這些傳承脈絡清晰的文獻,后人才會相信;相反,某個時段傳承不太清晰的文獻,封建時代就有文人懷疑是偽作,比如“孫子兵法”因為缺少春秋時的傳承證據,于是宋代就有人懷疑是戰國時的偽作、不是春秋孫武作品,近代錢穆等學者進一步提出孫武與孫臏可能是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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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在于:包括亞氏在內的古希臘著作,失傳千年左右,何談“傳承有序”?既然沒有傳承有序,還一本正經的說是2000多年前的原著,豈非荒謬?即便西方考古挖出一些不知真假的亞氏著作殘片,但就能說后世的亞氏著作全部真實可信?
一本正經的論證亞氏作品傳承可信,反正就是拿不出正兒八經的傳承證據,于是只能滑向“神秘主義”,就是有一群高尚的人,躲在某個不為人知的角落,他們存在的意義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傳抄亞氏等古希臘著作,后又傳給了阿拉伯人搞大翻譯,最終又傳到歐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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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衍生龐大研究作品
中國古代經典著作,不敢說所有,但絕對是基本都能“發光”,都能引起世人注意,以“道德經”為例:
其一,春秋時代老子或老萊子寫就道德經,郭店戰國楚簡道德經可以證明,里面就有濃郁的春秋或戰國前期風格;其后,戰國時代有人在此基礎上“改寫”,馬王堆漢帛書道德經可以證明,里面反戰、表達“天下一統”的思想非常強烈,與戰國亂世讓人反思戰爭相關。現在流傳的“通行本”道德經與漢帛書依然存在差別,這也是“改寫”的結果。
對于經典著作,后人總會在前人著作上不斷“層累”,就導致我們看到的道德經某些內容與春秋風格格格不入。類似的還有“山海經”、“禮記”等,所以現在學界談論某書時往往會說“成書年代”,就是因為存在“層累”問題,一代又一代抄寫但又添加了自己的內容,只能以最終成書年代為準。同時,因為初期是傳抄,導致道德經版本特別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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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果一代又一代有人以當時的理解抄寫亞氏著作,那么誰敢保證我們看到的就是亞氏原著?其實,后人在前人著作上“層累”的問題,在中國以外是普遍現象,比如阿拉伯的《道里邦國志》、《地名辭典》等都有嚴重的“層累”問題。其他經典基本都“層累”,偏偏放過包括亞氏在內的古希臘經典,一本正經的原汁原味的傳抄?
其二,漢晉之后,對道德經的研究,不再是這種粗暴式的層累,而是采用周易研究方式(周易包括易經和易傳,其中易傳一部解說和發揮《周易》的論文集,成書于戰國或兩漢),就是對原文“注釋”或解釋,即不破壞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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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道德經的確是千古經典,因此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都研究道德經,不僅寫下很多相關文章,而且還有數千“道德經注”。至于儒家經典,注解和研究的相關文章就更多了。總之,中國經典著作基本都是一代又一代無數人去研究和注釋。
問題在于:亞氏著作相當經典,古希臘其他著作也很經典,那么古代的相關研究文章呢?當然,對古希臘經典的注釋暫且不談,因為西方古代基本沒有,但沒有注釋體系(沒有這一系統,就很難保證著作原汁原味的傳承,且讓后人更能讀懂),相關研究文章理應要有,且對應古希臘的經典程度,和歐洲古代發達程度,理應要有相當數量的研究文章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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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亞氏著作傳承來看,所謂亞氏數百萬字著作,好聽一點是“亞氏著作值得懷疑”,或存在最初簡短的原本,后世不斷增刪層累出數百萬字,不好聽的是“亞氏著作就是托古偽作”。
如果一定要說現在亞氏著作全是古希臘時的原著,那么,除非,在上千年的時間內,真有一群學識必須淵博之人,不受外界干擾、躲過無數兵荒馬亂和人間慘劇,默默無聞的躲在某個旮旯,一代又一代的傳抄包括亞氏著作在內的古希臘經典,且傳抄翻譯時還要考慮到字義變化等,最終將亞氏著作等原汁原味的傳承下來。但可能嗎?
最后,如果換成中國有這樣一批失傳千年的經典著作突然出現,內容講述夏商中國如何先進等,西方會深信不疑嗎?當然,這肯定是個偽命題,因為首先質疑的肯定是中國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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