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愛情禮物是蟾和蛙，給八旬妻子的遺囑是努力工作

文 ｜ 《中國科學報》記者 楊晨 通訊員 毛萍 張軼佳

父親費梁走后，在母親的授意下，費幼聰將父親的微信名改成了母親的名字：葉昌媛。

爾后，又將父親的頭像換成一張風景照。照片中，秋意綿綿，是父母一起在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里看過無數次的風景。

過去的60余年里，費梁和葉昌媛如影隨形，一個主外、一個主內，一個撰文、一個整理，一個解剖、一個建卡，攜手摸清中國兩棲動物的家底，一起捧回國家自然科學獎，共同創建國內兩棲動物形態鑒別標準和分類體系，完成我國兩棲動物物種的首次編目……

即便是退休了，兩位銀發青衫的老人，每天依舊準時上班。他們一個步子邁得大而緩，一個步子踏得小卻快。一高一矮，手挽著手，春去秋來，無間冬夏。

一年前，這樣的相伴因費梁的突然離世而被打破。

當親友還在為葉昌媛擔心時，上班路上卻出現了一個熟悉的身影——老人挎著包，默默獨行，步伐雖慢卻一如從前般堅定。

退休后，兩位老人每天依舊挽手上班。張軼佳攝

老伴去世后，葉昌媛獨自堅持上班。張軼佳攝

科研搭檔 一個主內一個主外

到今年6月，費梁離開已一年了。84歲的葉昌媛開始適應沒有費梁的日子，例如學用微信。雖然打字還不習慣，但已能熟練發語音。

葉昌媛眼睛不好，費梁幾乎不讓妻子看手機，所以對外交流的工作基本由他完成。

“他比我會說”，只要費梁在，葉昌媛就喜歡“縮邊邊”，依賴著他。一遇到問題，只要叫一聲“費梁”，對方就立馬放下手中的活兒跑來。

他是她的拐杖。每個上班的清晨，從家到單位的800多米路程中，葉昌媛會挽住費梁的手臂，身體微傾，頭向他身上靠。費梁瘦瘦的身板總是挺得直直的，一手顧著葉昌媛，一手拎著厚厚的資料袋。黃昏回家的路上，資料袋里多了新鮮的萵筍、番茄或白蘿卜。

“費梁把我照顧得很好。”這句話葉昌媛總說。與其說是照顧，在共同走過的60余年里，不如說他們各司其職又互為補充。

大部分時間里，葉昌媛主內，駐扎實驗室，負責標本的整理和資料的收集；費梁主外，負責野外科考和標本采集。葉昌媛對物種形態特征掌握得更全面，費梁一帶回新標本，就給葉昌媛看。哪些特征差異在變異范圍內，哪些可能是種間差別，她熟稔于心。

每次費梁外出，葉昌媛最期待的就是收到丈夫的來信。他的書面寫作總是很干凈，工工整整。這些“家書”里，費梁很少提及自己的生活，談論更多的是兩棲動物的“家譜”，日積月累就成了寶貴的一手資料。

葉昌媛說費梁“筆桿子”好，費梁覺得葉昌媛“要點把握得更全面”。所以每次寫文章都由葉昌媛負責初稿，而整理和潤色的工作就交予費梁。

費粱和葉昌媛1979年在四川南坪九寨溝考察。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圖

師從大拿 科研于“白紙”上開啟

至今，費梁的科考筆記仍然是研究所里學習的范本。也正因這一長處，他獲得賞識，從而踏入了兩棲動物研究的大門。

上世紀60年代初，20多歲的費梁和葉昌媛先后畢業于四川農業大學，并前后腳進入了中國科學院四川分院農業生物研究所（現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最早他們去科考，葉昌媛負責兩棲動物標本的采集，費梁加入的是小型獸類考察隊。

一個在西坡、一個在東坡，戀愛中的費梁表達關心的方式就是和道班工人搞好關系，搭個便車翻過山頭，顛簸3個小時去看葉昌媛，或者路過蔭蔽潮濕處時，俯身幫她抓幾只蟾和蛙。

回到所里，葉昌媛向老師胡淑琴報告科考情況時，也翻出了費梁幫忙的成果，其翔實的記錄和工整的書寫給胡淑琴留下深刻的印象。

1962年，研究所對研究人員和課題進行調整，胡淑琴向所領導提出將費梁調到兩棲動物組工作，和葉昌媛搭檔。

1963年，這對科研搭檔喜結良緣，成為夫妻。

巧合的是，胡淑琴和先生劉承釗也是一對科研夫妻搭檔，同樣一個主內、一個主外。他們是我國兩棲爬行動物研究的奠基人，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就培養和組織后輩，奔赴全國各地開展兩棲爬行動物調查，基本掌握了我國兩棲爬行動物區系分布情況。

能在他們兩人手下做事，為國家的科研工作出力，費梁和葉昌媛在高興的同時也深知挑戰重重。

那時兩棲動物的研究，幾乎是在一張“白紙”上書寫的。任務重、時間緊，野外科考和室內標本工作都得抓。

而最讓兩人撓頭的是英語，看到劉承釗和胡淑琴的辦公室里滿書架都是英文書，兩人意識到“英語，得補” 。

他們約定，每天早上6點起床去實驗室，等食堂開門抓緊吃點稀飯、饅頭就到辦公室學英語，直至8點上班。這樣每天基本能保證1個小時的學習時間。

劉承釗和胡淑琴的英文專業書籍就是“教材”。“胡老師和劉老師都用英語交流，容不得我們慢半拍。”葉昌媛感嘆，環境逼人進取，他們只想離兩棲動物的世界再近一點。

1962年9月費梁,葉昌媛于成都。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圖

盤清家底 用腳步丈量兩棲世界

費梁和葉昌媛對于兩棲動物的專注與癡迷，為兒女創造了專屬的童年記憶。

在兒子費翔的回憶里，父母辦公室桌子上，總少不了濕漉漉的青蛙。抬頭環顧，靠墻的柜子里，更是整齊擺放著一瓶瓶各式各樣的標本。桌上的魚缸里，游動著頭部扁扁的蠑螈。地上放置的大盆中，盤踞著一條約1米長的大鯢。

家中也被布置成了兩棲動物的世界。客廳掛著蛙類和蠑螈的水墨國畫，廚房角落的木箱里養著黃粉蟲和蚯蚓——父親告訴他，這是青蛙和蠑螈的食物。

幼時的費翔和姐姐費幼聰經常喂養家中的“小精靈”，喜歡趴在父親的辦公桌上，用顯微鏡觀察蛙卵的細胞分裂。

費翔總羨慕父親可以坐上風光的解放牌大卡車，去往那些神秘的深山叢林。長大后他才知道，大卡車只能載費梁到臨近目的地的縣城，父親嚼著豌豆和土豆，靠著雙腿，丈量了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北到冰城哈爾濱南至熱帶城市三亞，費梁和同事們根據劉承釗傳授的方法，進行細致的摸排和選點，調查兩棲類物種的種類、特征、生活史等。

淺灘或急流里，費梁摸著石頭過河。一邊用腳找到穩定的支點，一邊彎腰翻動石塊，找到蛙類的藏匿之處。抑或側著身，支一桿網兜，在深水或暗溝里慢慢地掏。

如果附近沒有可以借宿的學校或道班，河邊寬敞的平地就是科考人員的臨時“棲息地”。每個人拾幾根木棍，撐一張油布，便算搭起了住所。

發現“新朋友”最讓人欣慰。但要確定是否為新種，費梁、葉昌媛兩人極為慎重。1974年，費梁在湖北利川考察時發現了一只金線蛙，但和前輩以及湖北學者記述的同類相比，沒有聲囊。

費梁立馬寫信給葉昌媛，回成都后兩人又一起研究，但并沒完全下“新種”的結論。

“到底是這類標本都沒聲囊，還是只因個體變異而失去了聲囊？不能草率。”為了把這個問題搞清楚，1979年，費梁重回利川，而且還去了金線蛙的棲息地宜昌、武漢、北京和杭州。在前后采集和對比了上千號標本后，兩人才證實了5年前的猜想，并將物種命名為“湖北金線蛙”。

在2022年《中國生物物種名錄》里，中國一共有68172個動物物種及種下單元，兩棲動物物種有548種。而在新中國成立前，這個數字只有兩位數。

精確到個位數的“548”，正是劉承釗、胡淑琴、費梁和葉昌媛等科研人員，幾十年來跋山涉水和嚴謹治學的結果。

1982年3月費梁等在貴州江口縣梵凈山考察。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圖

1982年7月8日葉昌媛工作照。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圖

筆耕不輟 一家老小齊上陣

兩棲動物界的“人口”普查，不僅要弄清楚“有多少”“是哪些”，還要“分得清”。

費梁和葉昌媛基于不斷豐富的標本庫，開始逐步總結、完善、規范和統一標準量度和相關名詞。每個物種的頭長、眼長、眼距等分別在什么范圍，背上的花紋、疣粒、光澤等各是怎樣的特征，哪些是種級差異，哪些又是屬級區別……他們制定了“一把尺”，便于業內鑒定、參考。

這些成果凝結在《中國兩棲動物系統檢索》一書中，于1977年、1990年和2005年數次出版，是領域內科研人員必備的工具書。

兩人也謀劃著如何讓中國的兩棲動物研究“走出去”。“向世界展示我們的成果，尋求更多發展。”早在1994年，兩人就計劃將《中國兩棲動物系統檢索》增補后編撰成一本英文專著，但后續因為合作上的事宜被耽擱了。

2007年，費梁和葉昌媛決定全權承擔這本英文專著的編撰和出版工作。當時幸得所里領導支持，一句“沒事，你們出”，讓兩人更有信心了。

一套骨骼圖的完成可能會耗費十天半月。費梁需對標本進行解剖，并挑干凈比針還細的皮肉組織，再將骨骼放置于顯微鏡下，用相機對著目鏡拍攝。考慮到以毫米計的軟骨和骨間部分沒法清晰呈現，他特地跟孫女學了PS修圖，以便按比例對骨骼圖進行精加工。

費梁在電腦上精繪兩棲動物骨骼圖。楊晨攝

在內容編排上，費梁繪圖排圖，葉昌媛往框架里“裝”文字。他們力求內容完整，保證物種身體各部分的骨骼都有編排展示，頭骨、舌骨、胸骨、四肢骨……依次排序。

為了使專著的英文翻譯符合現代英文語法和書寫習慣，他們從家中找到了得力的助手：精通英文的女兒，以及母語為英語且還是一名醫學博士的女婿。

2007年開始，連續5個夏天，費梁和葉昌媛都帶著一箱資料飛往美國，把辦公室搬到女兒家。葉昌媛翻譯初稿，女兒和女婿進行精翻和審校。兩位老人常挑燈工作至半夜，孩子們心疼，一遍又一遍地催促他們休息。

終于，2016年，兩人的第一本英文專著，共計1100多頁、近200萬字的《中國兩棲動物》（英文版）第一卷正式出版。

而在此前兩年，兩人還獲得一項殊榮——2014年度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獎項授予由費梁、葉昌媛牽頭的“中國兩棲動物系統學研究”項目團隊，表彰其首次完成了我國兩棲動物物種編目，并編著了《中國動物志·兩棲綱》《中國兩棲動物圖鑒》《中國兩棲動物彩色圖鑒》等專著。

60年來，費梁、葉昌媛累計發表論文近200篇、出版專著近30部，專著、論文總字數多達1366萬字。

2014年獲國家自然科學獎二等獎(2015年1月9日于北京人民大會堂領獎)。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圖

2014年3月24日兩位老人工作照。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圖

鞠躬盡瘁 留遺囑讓妻子“努力地工作”

從2016年《中國兩棲動物》（英文版）第一卷發行之時到2022年底，學界又認定了不少新的屬種。兩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又有了新目標，決定將第二卷拆分成兩卷，內容上做增補。

2022年3月，《中國兩棲動物》（英文版）第二、三卷正在緊張編撰時，費梁開始頻繁嘔吐，并伴隨著劇烈的腹部疼痛。入院后，他被診斷為胰腺癌。

病情肆虐，把老人折磨得沒法進食。4月，形銷骨立的他怕時日無多，只要有意識，就一心撲在第二卷的書稿校對上。

病中仍堅持工作的費梁。費幼聰供圖

他讓兒女在醫院照看自己，這樣就可以騰出時間給葉昌媛，讓她踏實待在辦公室完成書稿。

“我覺得應該這樣，兩人能一起完成的就一起完成。”葉昌媛和丈夫達成默契，她加緊對照參考名錄，仔細查看動物的評級有無變化并及時糾正。一遇問題，就打電話給費梁，隔空討論，合力完成了第二卷書稿清樣。

5月，僅靠輸液維持生命的費梁仍然堅持做第三卷的書目編排和骨骼圖的精繪，想盡量少留一點困難給老伴兒。

5月27日，在費梁失去意識進入ICU搶救前的3小時，他做完了第三卷的樣稿模板，也給妻子留下了囑托：“你一定要努力地工作，細心地工作，堅持地工作。”葉昌媛含淚應允。

6月4日，86歲的費梁與世長辭。

此后很長一段時間，葉昌媛都不接熟人的來電，也謝絕任何拜訪。

因為敏感的她，怕忍不住流淚。當時她才做完白內障手術不久，一旦流淚就“費眼睛”，進而會影響到專著的編撰工作。時間寶貴，葉昌媛一點都不想耽擱。

曾經，那間不過20多平方米的房間，是費、葉兩人退休后主要的辦公場地。靠窗的位置，安放著兩張書桌，二老各占一張相對而坐。

費梁在左，伏案執筆，在寫字板上慢筆緩書，旁邊擺著標本瓶、解剖鏡、顯微鏡；葉昌媛在右，埋頭于“高聳”的書籍和資料中。

如今，葉昌媛的案頭依舊堆滿了資料。房間的格局未變，只是書桌那頭，空出了一塊。

葉昌媛說，以前工作重擔都是費梁挑，他會愁到睡不好覺。現在換葉昌媛睡不著了，但一想到老伴兒，她就安慰自己，該克服的還是得克服。“不然，國家交辦的工作誰來完成？”

這是60余年前，兩人接受所里交辦任務時就種下的“執念”，也成就了他們一輩子對兩棲動物世界的專注與癡迷。

父親離世后，費幼聰擔心母親，每天都接送她上下班。后來老人堅持自己照顧自己，不用女兒操心。

費幼聰記得，在一次散步時，母親突然說了一句：“掩埋好戰友的尸體，擦干眼淚，繼續前行。”

兩人辦公室，只留葉昌媛一人。毛萍攝

熬得住苦 她帶著囑托繼續與時間賽跑

葉昌媛覺得身體還行、能扛，得益于年輕時候吃的苦。

“以前跟著小組去二郎山科考，白天考察好物種的棲息地，晚上就穿雙襪子、套雙草鞋，去河里踩水采標本。”葉昌媛一會兒下水一會兒上岸，襪子濕了干，干了又濕。

野外科考像打游擊，以道班為據點，隔一段時間就要換一處。當時汽車少，前往下一個道班基本靠腳。葉昌媛肩挑扁擔，這頭鋪蓋卷，那頭鐵皮標本箱。最難的是爬坡，她集中精力，默默設定一個又一個小目標：300米、900米、1400米……直至翻過山頭。

1963年葉昌媛,楊大同和儲義珍在貴州印江縣梵凈山野外考察。成都生物研究所供圖

路走多了，苦就熬過來了。

但葉昌媛還是做好了“準備”，一邊趕專著的進度，一邊做好工作的交接，她要和時間賽跑。

這10多年來，老人的身體里陸續安裝了3個心臟支架、1個心臟起搏器和1個人造股骨。去年7月，不慎跌倒后還做了第二次股骨頸手術。她變得更謹慎，平常走路會小心避開不平整的路面。

她不知道能撐到哪一天。“費梁也沒有料到他的病情會發展如此快。”葉昌媛總想起老伴兒在生病初期，精氣神十足，還給醫生打包票：“我們家住5樓，但我一口氣爬到6樓都沒問題。”

好在葉昌媛不是一個人在前行，她的子女和后輩成了左膀右臂。兒女是她的專屬“秘書”，負責完成復雜一點的對接事務。有什么想法或者需要統籌的工作，葉昌媛便告訴徒弟——中國科學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員江建平。

江建平團隊的博士生張美華承接了骨骼圖繪制工作。費梁在生前已經完成了所需標本的解剖以及部分骨骼圖，余下的骨骼圖由張美華借助微型CT儀器進行掃描后，再作精繪。

事情一直在推進。目前，《中國兩棲動物》（英文版）第二卷已順利交稿，年底就能出版，葉昌媛心里踏實了不少。

“等到第三卷正式出版，我就能真正睡個好覺了。”她輕輕地說。

2021年致敬“四川百年百杰科學家”禮贊盛典結束后，二老共享榮譽。費幼聰供圖

兩位老人收到后輩送的七夕花束。毛萍攝

本文轉自“中國科學報”微信公眾號，來源：《中國科學報》 (2023-06-29 第4版 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