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北京律師僅通過一紙訴狀，撤銷一起rush行政處罰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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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朋友，重大好消息！

本律師代理的兩起案件，今天雙雙取得滿意的結果，其中一件備受關注的行政訴訟案件，與rush相關。

這起案件自本律師介入以來，歷時三個月，最終為委托人爭取到了撤銷處罰決定的滿意結果。

這是一件少見且真實的 rush 行政處罰撤銷案件，其間暴露出的程序違法問題，不僅直接影響了本案的結論，也為今后類似案件的維權方向提供了重要參考。

更重要的是，這一結果也打破了長期以來“rush 處罰無法撤銷”的固有認知與迷思，律師證明只要依法維權、合理舉證，哪怕面對的是行政機關的處罰決定，也依然可以讓法律的天平回歸公正的方向。

這類案件，關鍵不在材料、觀點堆得多，而在于能否精準找到決定勝負的那處嚴重違法。打得準，比打得多更重要。在這起案件中，本律師介入后，僅憑一份訴狀，被告就愿與原告達成調解。

在此之前，很多人刷短視頻或小紅書時，都會看到一些“專業人士”聲稱自己代理的rush 案成功撤銷處罰，但鮮有人公開展示撤銷文書，更少有人愿意分享具體的執法經過與庭審細節。本律師始終堅持以真實案件、真實結果為依據，力求讓每一位讀者都能看到最具參考價值的實務經驗

因此，本律師鄭重保證：文中展示的《撤銷處罰決定書》真實、合法、有效，不存在為博人眼球的虛構情節。

如果你也希望撤銷rush 處罰，或希望了解更多維權途徑，歡迎添加本律師微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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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我將從執法過程、訴訟經過，以及為何本案能夠撤銷而其他案件卻不行三個層次，為大家深入解析，并回答大家最常咨詢的問題。希望能為正遭遇類似困擾的朋友提供切實參考和幫助。

1.執法過程

我的委托人居住在某市（非北京）A區。

某日，B區派出所兩名民警及一名男子突然上門檢查，從委托人在A區的住所中搜查出三瓶rush。

沒錯——本案是有實物的。

經常閱讀我文章的朋友應該清楚，在當前rush 相關執法實踐中，若未查獲實物，執法機關一般不會作出處罰決定，因為無法證明所涉物品中含有亞硝酸異丁酯成分。

本案的特殊之處在于，后續執法程序——包括入戶檢查、詢問、勘驗筆錄、檢查筆錄、拍照取證、證據保全、稱量筆錄與照片、以及檢驗報告——整體而言都較為完整、細致，程序上基本合法。

當然，這里的“細致”是相對于北京地區的執法水平而言。

正因如此，本案在實體與程序層面上的撤銷難度，都明顯高于我在10 月20 日發布的那起“rush行政訴訟”案件。

2.訴訟經過

在找到我之前，這名委托人已經做完了行政復議，很不幸，復議機關維持了處罰決定。在看到復議階段，公安分局提供的答復材料后，發現了本案執法過程事實上存在以下問題：

（1）未獲管轄，先行執法

本案處罰作于某月1日，然而，被申請人提交的一份《指定管轄審批表》落款日期卻是2日。也就是說，在尚未取得指定管轄權之前，B區公安就已對居住及違法行為均發生在A區的委托人作出了行政處罰。

這意味著，B區公安在沒有經過合法指定程序的情況下，先行實施了處罰，程序順序明顯顛倒。按照法律規定，指定管轄屬于前置程序，只有在上級機關作出《指定管轄決定書》后，受指定機關才具備對案件進行調查、處理的權限。

另外需要注意，被申請人提供的僅為《審批表》，而非正式的《指定管轄決定書》。審批表只是單位內部流轉使用的文件，性質上僅表示領導是否同意擬由該局管轄他區案件的意向；而最終是否批準，還應以正式印發的《指定管轄決定書》為準。

舉個例子，我們日常看到的政府發布的通知，都是正式的文件，而不是政府內部會議紀要或部門意見。審批表與決定書的區別，就如部門意見之于正式通知，前者僅具內部參考效力，不能對外產生法律后果。

依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八條：“行政處罰沒有依據或者實施主體不具有行政主體資格的，行政處罰無效。違反法定程序構成重大且明顯違法的，行政處罰無效”。

因此，被申請人在不具備法定管轄權的前提下作出的行政調查與處罰決定，屬于違反法定程序構成重大且明顯違法，應認定為無效。

（2）檢查未出示檢查證

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七條的規定，公安機關在檢查公民住所時，必須出示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機關開具的檢查證明文件。

而根據委托人的陳述，當時民警入戶檢查時，并未出示檢查證。雖然后續在答復材料中，被申請人補充提供了檢查證，但這并不能證明其在實際執法過程中依法出示。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證明行政行為合法性的舉證責任在被告，也就是說，公安機關需要提供充分證據，證明其在現場確實出示了檢查證。

在實踐中，要證明這一點，通常需要依靠執法記錄儀錄像作為證據。然而，在此類案件中，執法機關往往無法提供或不愿提供完整的現場錄像，這就使得其執法程序的合法性存在明顯違法。

（3）其他違法

其他部分的違法情節由于較為敏感，暫不適合公開說明。

如果各位在rush 相關問題上遇到類似困擾，需要委托律師提起撤銷處罰的行政訴訟，我可以在面談時，結合本案的實際情況，詳細說明本案提供的訴訟經驗與注意事項。

3.律師心得

在基本了解案件案件存在違法情況后，下一步就是律師為客戶制定適合的訴訟策略。在與許多客戶溝通時，我發現大家往往特別喜歡從主觀動機上進行辯解，無論是事發當時做筆錄，還是事后咨詢律師，大家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

“我就買了一次，也沒影響別人，不是故意的……”

這里，我想分享一點辦案的經驗——這句話，我幾乎跟無數客戶都講過：

無論是刑事案件，還是行政訴訟，主觀心理都很難“獨立”成為有效的辯解理由。

注意，是“獨立”。

舉個例子：一宗故意殺人案件，到底是“殺人故意”還是“傷人故意”？兩者的量刑差距巨大，如果我是嫌疑人，為了自保，我一定堅持說自己只想傷人，從未想讓對方死。

如果你是他的辯護人，你會選哪個理由為他的主觀心理做辯護呢？

我？以上我一個也不選。

我有自己的方法論：一個人的客觀行為，就是他主觀心理最直接的映射。

我們可以看他打擊的位置：如果攻擊的是心臟、頸動脈、頭部等一擊可致命的部位，我們可以認定他具有殺人故意；如果只是扯頭發、打胳膊、踢屁股——這些難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部位——那更可能是傷人故意。

這樣的判斷，是否比投票選項更有說服力呢？

在rush 類案件中也是如此。

違法人當然可以申辯“主觀上沒有惡意”——這是權利，但要讓法院采信，必須有客觀證據支撐。

比如常見的辯解：“我只是好奇，不知道那是什么”“別人說是香薰”“我沒意識到違法”——這些理由既無法證明主觀心理，也無法用客觀證據印證。

“我不知道”“我不清楚”這類否定式陳述，本身就缺乏可驗證性。

因此，我在處理rush 行政訴訟時，從不寄希望于這種主觀辯解。

我更傾向于選擇客觀、可見、有法可依的程序違法作為核心突破口，甚至“情節顯著輕微”這樣的理由，我都很少使用。

在這起案件中，我最終選擇了最明顯、最重要、由被申請人自己提供的證據——管轄權違法，作為撤銷處罰的首要理由，提交給法院。

事實證明，我當時的判斷是正確的——正是這一法律策略，最終促使本案被告主動撤銷了行政處罰決定。

當然，這樣說略顯武斷。

事實上，那些不便公開的敏感違法情節，我認為同樣在這一結果的形成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因此，如果你也因為rush 被行政處罰，可以重點參考本案中關于管轄權的思路。

若處罰決定是由非本人居住地或事發地的執法機關作出，那么極有可能存在管轄不當的問題。此時，建議盡快聯系本律師，提起行政訴訟，通過法院審查被告提交的證據，從而核實并質疑該處罰行為的管轄合法性。

4.為何本案能夠撤銷而其他案件卻不行

其實，我好像一直沒有跟各位透露過——今年夏天，北京某區就曾有一起涉rush 行政處罰案件，在復議階段被撤銷，原因十分典型，也極其嚴重。

簡單來說，就是鑒定程序存在重大違法，如果細節公開，恐怕會引發一場不小的輿論風波。

我可以透露的結論是：收繳物并未按照法律規定保存30 天即被銷毀，導致后續無法重新鑒定，無法確認收繳物品究竟是什么。

不過，這起案件的結局并不適合公開宣傳。當時，我的委托人與被申請人達成了私下和解，也向對方承諾，不對外發布相關內容。

皆大歡喜吧——委托人當時確實也是這么想的。

然而，近兩個月后，事情出現了戲劇性的轉折。

在沒有新的鑒定報告的情況下，該派出所竟然再次傳喚我的委托人，連續詢問十余小時后，重新作出了一份新的行政處罰決定書。

你沒看錯，是“新的”。

原有的鑒定報告因嚴重違法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又沒有新的鑒定結果，但被告機關仍執意作出處罰。

因為委托人此前已經被執行過拘留，此次處罰未再執行。

他拿到新的文書后，立刻聯系我。

我當時還打趣道：

“讓你早點申請國家賠償，你不去，放他們一馬，結果現在反被咬一口。”

而今天分享的這起案件，也有著類似的戲劇性。

我們最終并非通過法院判決勝訴，而是在法院主持與見證下，由原告先撤訴，被告出具撤銷處罰決定的方式，實現了和平解決。

在簽字前，我特意向被告確認了一句：“不會像北京那起案子那樣，又來一新的吧？”

對方笑著回答：“那是北京，我們不會那么胡來。”

得到明確保證并經法院確認后，我才讓原告在撤訴申請上簽字，事實證明，這次對方確實信守了承諾。

我始終認為，地方執法機關的誠信與法治意識，也是影響此類案件能否依法、公正處理的關鍵因素。

很多案件，其實都存在足以撤銷處罰的嚴重程序違法，而每當我指出這一點時，委托人無一例外都會問我一句：“律師，能撤銷嗎？”

我的回答永遠只有：“如果依法判的話。”

沒錯，今天這起訴訟中，被告意識到了自己在執法過程中的問題，主動與我們聯系，商量出一個多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我認為——這才是政府機關應有的態度。

不是死咬不放、推諉責任，更不是通過各種方式去影響復議或訴訟的結果。

知錯就改。

這四個字看似簡單，但在現實中，卻常常難于上青天。

我始終覺得，我們的很多執法機關，其實配不上這么善良、講理的公民。就像那起北京的案件——為了不給執法機關添麻煩，委托人放棄申請國家賠償，結果又被罰了一次；今天這起案件，被告機關主動提出合理方案，原告也愿意退一步，最終和平解決。多好的復議申請人，多好的原告啊。

所以，一地的法治意識與執法作風，是不是才是真正影響案件結果的關鍵因素呢？歡迎各位在評論區留下自己的觀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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