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壇不是沒好人，但好人總是不長命

文 | 華一謙

在一些中國精日分子眼中，當代日本依舊是一個擁有強大政治、經濟、產業和軍事實力的地上神國。他們眼里的日本即便遭遇了二戰戰敗和戰后失去N年的重擊，在全球舞臺上依舊擁有超凡的潛力和無與倫比的影響力。

更令人嘆為觀止的是，在精日分子的腦海里，日本這個國家就像戰前的天皇在日本民眾眼里那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盡管它看似溫和且內斂，但卻始終像東京灣海底的奧特曼那樣，保持著“不為人知的強大與威嚴”。

當日本的政客開始采取對外強硬、特別是反華的立場時，這些精日分子有的會赤裸裸稱贊這些政客，順帶發表一些極端恨國反民族言論；有的會震懾于中國人民的強烈集體意見，不敢公開對抗人民群眾，而是選擇通過國內媒體的合法途徑去稱贊日本右翼政客在其他領域的“成就”——比如實現了郵政民營化、比如實現了日本政治長期穩定，來為這些政客擦脂抹粉。

然而，日本在政治上遠沒有這些精日分子所幻想的那樣強大與統一。作為一個半殖民地財閥壟斷資本主義國家，這里沒有完美的制度，沒有毫不動搖的“強者”意志，只有骯臟的政治交易和外部壓力的陰影，以及不受任何實質性處罰的腐敗、官僚斗爭與權力交易。

10月21日，長相酷似《地下交通站》頭號反派角色賈貴賈隊長的高市早苗正式當選日本首相，她便是這一現象的典型體現。日本賈隊長的政治地位與其說是建立在廣泛的民意基礎或強大的個人魅力上，更不如說，她通過與自民黨內部派系、特別是黨內大佬之間的交易，以及在野黨的爾虞我詐、互相出賣，最終贏得了首相職位——這與日本政壇曾經發生過的許多故事無異。

可以說，日本屢次在重大歷史節點中作出錯誤選擇，固然有著根深蒂固的原因，但日本政壇這種“好人不長命”的底層邏輯，也是日本直到今天仍然一條道走到黑的重要原因。（全文八千余字，系統梳理從小泉純一郎開始的日本政壇和中日關系底層邏輯，最好配合之前梳理中日八九十年代關系的文章一同閱讀）

上一次十字路口，小泉純一郎選擇背叛

在討論高市早苗任期內會發生哪些讓我們興奮的搓起小手手的事情之前，先提一下她之前的主要競爭對手，現在的新任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

小泉進次郎，1981年出生。作為高市早苗內閣的防衛大臣，因為曾經說出“因為現在這樣的日本是不行的，所以現在這樣的日本是不行的”以及“我經常思考30年后的我是幾歲”這樣的廢話，被中日兩國網民同時戲稱為“廢話文學大師”。

我總感覺他會在任內說出“有核武器的國家曾經都沒有過核武器”這樣容易引爆外交乃至地緣政治地震的廢話……

此人政壇資歷平平，盡管他頻繁出現在媒體面前，卻幾乎沒有拿得出手的政策主張和顯著的政治成就，能有現在的職位很大程度是依靠他的DNA——攤上了一個當過多年首相的親爹，他的“成功”與政治背景和家族世襲有著不可分割的關系。

2000年小淵惠三去世后，日本政壇進入十字路口。在青木干雄代理首相職務一段時間后，森喜朗成為新任首相——就是那個2020東京奧運組委會的老大。

森喜朗在任期內幾乎沒有做出多少值得稱道的政策或外交成就，反而因為多次失言和丑聞，成為一個小丑式人物。2000年5月他上臺沒多久，就在一個公開場合上發出了“日本是神國”的迷惑言論，瞬間引爆巨大的輿論反彈和國內外的強烈批評。

2000年6月，森喜朗在奈良市的競選演講中再次發出了一堆讓人震驚的言論，他先是表達了對當時的日本共產黨不承認天皇是日本國家象征、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不滿，說到興頭之上，森喜朗更是在演講中表示：“（日共這樣的意見）如何能保衛日本的安全和日本的國體呢？”

對于普通的中國人而言，或許并不知道“國體”這個詞語在日本軍國主義邪教話語體系中的分量。它不僅僅是一個政治術語，更是日本軍國主義思維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國體”不僅是對天皇的尊崇，它還強調日本在世界上的獨特地位，認為“國體”決定了日本擁有對其他國家進行統治、奴役的特殊使命和權力。戰后的日本右翼經常用這個詞語來主張日本應該回歸到戰前，順帶用“國體”來試圖為自己關于戰爭責任、慰安婦問題的立場辯護。

即便森喜朗之后試圖為自己的“國體論”辯解，自稱為“一時失言”，但這一“失言”卻已經深深影響了森喜朗在當時和平主義仍為日本社會主流的日本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緊接著，財團向自民黨議員提供非法政治獻金的事件又揭露了日本政界腐敗的黑暗面，在森喜朗的領導下，自民黨深陷腐敗泥潭。與此同時，盡管中日民間往來和民間感情依然保持良好，但政治上的矛盾卻開始加劇。森喜朗下臺前悍然邀請臺灣的巖里政男竄訪日本，嚴重損害了中日兩國的關系。

這些危機，為小泉純一郎的上臺創造了機會。值得注意的是，小泉純一郎的上臺不僅僅是自民黨內派系博弈的結果，還涉及到他與一些關鍵人物的合作，其中最為重要的便是與加藤紘一的結盟。

加藤紘一是日本政壇中的資深政治家，一度被認為有潛力成為日本首相。他雖然是自民黨黨員，但與許多右翼政治家不同，加藤紘一在外交政策上更為溫和，后來還曾擔任日中友好協會的會長，這一身份本身就反映了他在促進中日友好關系方面的立場和貢獻。然而，加藤對中日友好的貢獻還遠不止于此。

最近一段時間熱播的電視劇《沉默的榮耀》，讓廣大觀眾了解了吳石、朱楓、陳寶倉和聶曦等英雄人物的事跡，而被大陸這邊網友了解不多的是，加藤紘一的朋友圈，實際上就是《沉默的榮耀》未曾拍攝的后續劇情的親身經歷者和參與者。

這里必須提到加藤的學長兼好友淺井基文。1941年出生的淺井基文同志是一位具有左翼傾向的外交官。1963年4月，淺井自東京大學畢業后進入外務省工作后，他利用擔任日本駐臺北“大使館”外交人員的身份，以外交郵包為手段，向島內輸送了《毛選》、馬列主義著作以及大量來自大陸的新聞資料。

后來，他甚至在“大使館”內組織起了一個左翼讀書會，吸引了像陳映真同志這樣的一批志同道合者，走上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革命道路。最后甚至在大使館內建立了進步組織“民主臺灣聯盟”，積極傳播社會主義思想，呼吁臺灣同胞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的獨裁統治，實現臺灣解放和國家統一。

毫無疑問，這一愛國進步組織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恐慌。1968年，"民主臺灣聯盟"遭到臺灣警備總司令部的鎮壓，陳映真等同志不幸被捕入獄，直至1975年蔣介石病亡后才重獲自由。

諷刺的是，摧毀“民主臺灣聯盟”的關鍵告密者并非日本駐臺機構人員，而是一個當時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時任《聯合報》記者楊蔚。1950年白色恐怖時期，在島內參與黨的外圍組織的楊蔚因涉案被捕，獄中同志堅決不指認，使他僥幸生還，1959年獲釋。誰知這個曾被同志們在1950年以生命庇護的“自己人”，最終卻在1968年7月，把槍口對準了自己的戰友。

事情發生后，淺井基文同志自然在臺灣混不下去了，但他從未因此改變自己的立場，一直在為社會主義事業和中日友好積極奔走。直到2025年10月的今天，淺井基文依舊在歷史問題，以及涉臺、港、疆、藏等重大原則問題上仗義執言，是我們的好朋友、好同志。

有人或許會問，淺井基文為何要這樣做？對此他毫不諱言：“毛澤東、周恩來領導的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社會主義中國的生動形象，始終在我腦海中縈繞。我的動機很純粹，就是要從事與中國相關的工作！”

雖然加藤紘一并不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但作為學弟兼好友，加藤的中國觀深受淺井基文的影響，尤其到了1990年代中日關系快速升溫的背景下，加藤的角色尤為突出。

到了世紀之交，加藤紘一更是權勢顯赫，已經成為日本自民黨內一位舉足輕重的核心人物，領導著自民黨內最大派閥之一“宏池會”的他，一度被認為是距離首相職位最近的人之一。直到2000年加藤纮一試圖聯合在野黨推翻森喜朗的行動失敗。

在那以后，加藤的政治勢力遭到沉重打擊，從此一蹶不振。于是，加藤開始將他的希望寄托到小泉純一郎的身上。

當時的小泉純一郎和加藤紘一不僅是政治上的盟友，更是戰略上的伙伴。1990年代，小泉純一郎雖然因多次競選自民黨總裁（也能說是首相）失敗一度陷入低谷，但他的政治生命并未因此結束。到了2001年，加藤紘一在東京的料亭內和另一位自民黨大佬山崎拓等人聯合達成協議，全力支持小泉再次競選首相。

這背后不僅有加藤對其個人的支持，還有對中日友好關系延續的深遠考量。在當時日本政壇，包括加藤在內的許多人，甚至在我國的部分政治觀察者看來，都認為小泉的上臺有望繼續推動兩國的合作與友好（見之前文章）。但即便是政治盟友，加藤纮一與小泉純一郎在靖國神社參拜等重大問題上存在明顯政策分歧。

現在日本政治研究者都知道，小泉純一郎上臺之前不僅獲得了加藤紘一、山崎拓等大佬的支持，他還獲得了另一個關鍵的政治支持者——遺族會的幫助。遺族會是一個影響力巨大的右翼組織，在自民黨內掌握著大量選票資源。為了贏得遺族會的支持，小泉在競選過程中秘密答應了一個條件——如果他成功上位，將會參拜靖國神社。

這一承諾并非簡單的政策宣示，而是右翼勢力與保守精英的一次關鍵合流。小泉借此獲得了穩固權力基礎所必需的選票，而遺族會則通過政府首腦的正式參拜，極大地強化了其試圖美化侵略歷史、推動政治右傾化的意識形態影響力。這一互動模式為害深遠，流毒至今。

2001年4月26日，小泉正式上任。到2001年8月13日，小泉按照之前的承諾參拜了靖國神社，這一舉動立即引發了我國及周邊國家的震怒，尤其是在中日關系尚在逐步改善的背景下，靖國神社的參拜無疑為兩國關系蒙上了陰影。

在參拜后，小泉為了維持其政治地位并穩定國內外形勢，表現出一定的“不得已”的姿態。在參拜靖國神社前，他通知了中國政府，并在參拜過程中聲明自己是“祭拜戰死者”；到了2001年10月，小泉更是來到中國參觀了盧溝橋抗日紀念館，對遭受侵略而犧牲的中國人民表示歉意和哀悼，又在盧溝橋上寫下“忠恕”兩字，試圖減少拜鬼舉動對中國民眾的沖擊。

小泉的這種表態在兩邊都沒落下好處，反而引發了左右的同時不滿。在遺族會的眼中，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只是“履行承諾”的舉動，而非真正的悼念之舉；至于一直支持小泉的加藤紘一，更是對拜鬼舉動公開表示強烈反對，甚至內閣內部對此也一度有強烈的反對聲音。為此小泉陷入兩難狀態：一方面，他需要維持與遺族會的關系；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顧及中日兩國民間的情感與國際社會的壓力。

然而，2002年在日本發生的一件事，卻標志著小泉內閣及整個日本政壇的重大轉折。這一事件的發不僅對當時的外務大臣田中真紀子造成了巨大沖擊，也導致了日本外務省內親華派和親俄派的迅速衰退，最終推動日本向親美與右傾的路線轉變。要理解這一事件的深遠意義，我們首先需要從田中真紀子的背景說起。

2001年4月時，小泉最重要的內閣部長是田中角榮的女兒，外相田中真紀子。當時的輿論普遍認為，小泉任命田中是為了改善因為森喜朗的暴走行為而出現陰云的中日關系。田中真紀子上任之后也不負眾望，以鮮明的歷史認知和外交智慧，為動蕩中的兩國關系注入了難得的穩定性。

同年，筆者在央視節目中目睹了田中外相的專訪。采訪中，田中真紀子談到了自己對中日關系的看法，并分享了一段她在家庭中的個人經歷。當時田中的孩子們準備前往中國旅行，為此田中真紀子對他們說了一段話，大致內容是：

“這次去中國旅游，你們要去長城、兵馬俑、豫園對不對？這些地方很有趣，你們一定要玩的盡興啊。可是你們在去這些景點之前，我要求你們一定要先去盧溝橋、一定要先去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紀念館。這不是希望你們去，這是我的要求，你們必須先去這兩個地方，之后再可以去其他地方盡興開心的游玩。”

田中真紀子對孩子們強調，只有先直面中日之間的戰爭歷史，才能真正理解中日關系的重量。當時年僅12歲的我在電視機前深受震撼，也涌起了一陣難以言喻的感動：這才是一個優秀的外交官應該干的事情啊！一位日本外相在國際媒體面前，如此堅定地引導下一代正視歷史，其所展現的政治勇氣和歷史擔當，這種跨越國界的歷史責任感，至今仍令我心生敬意。

然而沒過多久，田中真紀子就因為“和中國太親近”，遭到了日本國內右翼勢力，以及外務省內的親美反華力量的的不斷碰瓷和挑釁。到了2001年年底的時候，外務省內部的閣僚斗爭已經變得非常劇烈。但此時的日本民眾和觀察者普遍將外務省的內斗視作官僚抵抗改革的表現，田中真紀子的支持率一直維持穩定。

到了2002年1月，田中在她的辦公室內收到了她的外務事務次官野上義二的報告，報告提到同月在東京舉行的援助阿富汗復興國際會議期間，野上拒絕了部分NGO參與，這一舉動引發了外務省的新一輪大內斗。

田中接到報告后隨即展開調查，發現問題根源在于眾議院議員鈴木宗男向外務省施壓，試圖影響會議安排。在隨后的國會調查中，支持田中的日共等在野黨議員對鈴木進行了嚴厲質問，導致原定的第二次財政補充預算案未能按計劃通過。

此事過后，盛怒的小泉直接開掉了田中真紀子和野上義二，這事情引發了當時日本社會的劇烈震動，當時大多數日本民眾喜歡田中光明正大的處事作風，不少人認為，田中根本沒有做錯什么事，為什么要撤她的職？當時民間組織“和平之風”的發言人大西健丞的觀點就很有代表性：

“在這件事上，田中的死對頭鈴木才應該負主要責任，野上義二也要負責任，但不知為什么借機除掉了田中。”

許多日本民眾都和大西健丞一樣，對政府免掉田中的職務感到非常不理解。但不理解也沒辦法，因為他們做不了主。事實上，這次事件更像是一場借題發揮、卸磨殺驢的政治大清洗。

這一系列風波之后，日本外務省內部權力格局發生根本性變化：田中真紀子和她的親信，以及外務省內的親華派官僚、業務員要么自己走人，要么被借故拿下滾蛋。

緊隨其后，東京地檢特搜部也入場調查外交立場親俄的鈴木宗男，不查不知道一查嚇一跳，鈴木因其在北方四島援助、非洲援助以及政治資金管理等方面被證實了有極端嚴重的貪污腐敗行為，他的問題嚴重到在日本國內無法輕易放過，司法機關和國會都必須采取行動，將其拿下以安民心。（不過諷刺的是，鈴木宗男現在還是眾議員）

一開始，小泉還想在官僚派系間玩平衡，利用加藤紘一和遺族會玩平衡，利用外務省內親美派、親俄派、親華派相互制約，來維持外交與內政的靈活性。但隨著鈴木宗男事件這場大清洗——田中被撤職、鈴木被拿下，原本的平衡格局徹底瓦解，小泉再想通過派系制衡來掌控政策，就已經玩不下去了。

此時的小泉，或者說，整個日本就只能在親美的道路上一條道走到黑——因為親美派官僚已經迅速在外務省內統一了話語權，掌控了外交政策與對外援助的主要決策權，親華路線、親俄路線的影響力被徹底削弱，成為日本外交史上一次重要的內部重組和權力再分配事件。

之后，小泉純一郎內閣在歷史問題上愈發強硬，外交上全面倒向美國。這正是外務省內部完成這次“清洗”和“換血”后，在政策層面的必然體現。同樣的，他在對靖國神社的參拜上，再也沒有受到外務省內部的任何像樣的掣肘。

當然，隨著小泉多次參拜，隨之而來的外交糾紛也遠超他的預期。中韓等國對此表示強烈抗議，甚至掀起了外交風暴。然而，這時候的小泉手里仍握有其他制衡力量，比如聯合執政的公明黨。公明黨內部為維持與中韓關系、平衡日本國內輿論，不得不在外交與政治博弈中扮演“剎車皮”的角色，阻止事態進一步失控。

在那之后，日本內閣官員參拜甚至幾乎形成了一種“慣例”，包括向靖國神社供奉祭祀品，也逐漸被視為常規操作。

日本門閥政治的底層邏輯

說了這么多，我是想強調一個核心點：任何政策都不是自己長出來的，它必須有人去制定、去執行。而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立場、偏好和算盤，他們不是機器、不是NPC；政治也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公式計算，每一次“人事操作”，都直接影響政策能走多遠、能往哪個方向走。

那么，在日本的政治現實中，決定人事安排、塑造政策方向的根本邏輯究竟是什么？答案往往藏匿于黑箱之中——并非基于原則或公益，而是取決于隱秘的利益交換能力，即誰更擅長于不公開的貪污與為派系“搞錢”的本事；若一個人無法被拉攏或抓住把柄，那么他本身就會成為需要被清除的障礙。

這套潛規則，才是日本政治許多光怪陸離現象的最終注腳。也正因如此，我們便能更深刻地理解鈴木宗男事件的必然性。田中真紀子因秉持相對獨立的政治理念并與中國保持良好關系，觸犯了右翼勢力的意識形態紅線；而鈴木宗男雖同屬右翼，但其在與俄羅斯關系上過于強烈的個人主張與貪腐行徑，同樣對派系間的微妙平衡構成了威脅。

無論其具體立場如何，只要其存在阻礙了右翼勢力對權力的壟斷與分肥，便會成為被清除的對象。這兩起事件從不同側面印證了日本政治生態中“順我者未必昌，逆我者必亡”的殘酷邏輯。

鈴木宗男事件之后，小泉純一郎通過外務省親美派官僚的配合，人事掌控基本盤已經穩固。即便加藤紘一此時對小泉變得極度不滿，但失去人和財的加藤已是過期政客，小泉的首相位置徹底坐穩。在小泉純一郎2006年下臺之后，安倍晉三接任首相。許多人誤讀歷史，認為安倍晉三首次執政是因為他的"親華"立場才變成短命政權的，這種觀點多多少少偏離事實本質。

2006年安倍上任后提出的所謂"中日戰略互惠關系"，實則是將小泉時代對中日關系的破壞予以合法化——相較于1998年《中日聯合宣言》確立的"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這無疑是對兩國關系定位的嚴重倒退。

安倍第一期政權短命的根本癥結，在于其在人事上脆弱不堪的領導力。2007年安倍晉三在接受媒體專訪時，他竟被隨身秘書官當眾羞辱，工作人員不僅將問題單摔在地上，更在直播中直接打斷首相發言。眾所周知，日本政治文化等級森嚴，結果秘書官竟然當眾干出了罕見的僭越行為。他在內閣會議上也面臨過官員們竟然拒絕遵守首相入場行禮慣例的集體怠慢。這些說明，安倍在他的第一任期始終未能真正掌控政權機器，失控的人事安排最終導致丑聞頻發，其執政剛滿一年便倉皇下臺。

到了安倍的第二任期，情況已截然不同。經過數年蟄伏，他深刻領悟到在日本政壇生存的唯一鐵律：必須將人脈、錢袋與官僚任命權牢牢攥在手中。再度出山的安倍，已非當年那個連秘書官都敢當面甩紙、內閣成員入場都無人起立的“弱主”。他通過與“統一教會”等組織深化捆綁，構筑了穩固的金流與票倉基礎；更關鍵的是，他成功將觸角深入官僚體系，掌握了重要職務的人事決定權。此時的安倍，已然能夠看穿乃至默許手下人的許多“小動作”——只要這些動作的最終主導權和控制權始終握在他自己手里。

一個典型案例是2017年自民黨干事長二階俊博訪華時攜帶的安倍晉三親筆信。該信原稿由國家安全保障局長谷內正太郎起草，主要內容是表達了日本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謹慎立場”，或者換句話說，“不滿”。但隨行的首相秘書官、也是安倍的絕對親信今井尚哉卻在沒有通知谷內的情況下，對信件內容進行了實質性修改，內容變得和谷內原件完全相反。

這一改動引發谷內強烈不滿，他指責今井違背既定的外交方針。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作為安倍多年親信，今井擅自篡改致中國最高領導人親筆信的可能性會有嗎？更合理的解釋是，此舉實為安倍授意的“雙軌外交”策略，通過展現靈活性，為改善中日關系鋪路。這一精心設計的信號成功促成了中日關系轉圜。

安倍的經歷揭示了日本政治的真相：制度只是表象，權力的私人化運作才是核心。第一任期因未能馴服這頭權力野獸而敗北，第二任期則通過牢牢掌控人脈、金流與官僚體系得以長期執政。從加藤紘一到鈴木宗男，案例無不印證，日本政壇上政策只是工具，人事和鈔票掌控力才是真正的權力基石。

高市當首相，并不是為了日本

如今，高市早苗所面對的，正是這一脈相承的政治規則。高市早苗的上位幾乎完全依賴自民黨內各大派系的力挺，更多是交易與利益的產物，而非源于民意或政策能力。正因如此，高市她追求的不是國家治理理性或長遠規劃，而是坐穩首相寶座本身。

任何阻礙她權力鞏固的人事安排、派系勢力甚至經濟風險，都可能被她無情地踩在腳下。日本的社會穩定、財政健康、民生福祉，在她眼里不過是權力博弈中的附屬變量；只要能穩住她的位置，如果她有能力搞亂日本，讓日本大亂也可以是個選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高市任命的國家安全保障輔佐官尾上定正公開主張，一旦臺海發生沖突，日本應全力推動美國軍事介入。這種將日本國運捆綁在地區沖突戰車上的冒險思維，與其內政的投機取向一脈相承，所有政策工具都服務于權力鞏固這個唯一目標，即便代價是財政崩潰或地區安全惡化。

沒錢什么大事都搞不定，何況對于一個想做女強人的人。高市早苗上臺后，首要議程便是在明年3月前解決預算問題。她提出所謂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應對通貨膨脹”。然而，在日本已經面臨通脹壓力的背景下，用大量財政支出來刺激經濟，無異于在火上澆油。

高市甚至提出在“高利率情況下進行財政刺激”，這句話本身就很無厘頭。一邊提高資金成本，一邊增加支出，最終結果可能是經濟波動加劇、債務膨脹，而不是通脹緩解。

日本準備在年內減掉汽油稅，這本應是一項減輕民生負擔的措施，但高市說她的計劃是用有限的財政去填補更多支出空缺。換句話說，她要么靠發國債，要么靠央行印錢，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式印鈔救急，表面上是刺激經濟，實際上可能讓物價進一步失控。這套高市經濟學，核心不在于解決經濟問題，而在于顯示她作為首相“有作為”，哪怕方案本身是自相矛盾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高市早苗的基本盤和傳銷受害者沒什么區別。對于她而言，這些支持者只是工具。她的目標很明確：穩住位置、穩住派系、穩住那些可以用來操控的工具，而至于通貨膨脹、債務膨脹、民眾生活、周邊局勢，她不過是無聲旁觀者。

在權力鞏固與國家利益的天平上，高市早苗顯然已做出她的堅定選擇，而這選擇背后，是整個日本政治體制深刻危機的集中顯現。日本政治體制的深層危機，正在通過高市早苗這個放大鏡被加倍放大。

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任何政客若將把自己的派系利益置于國家大多數人的利益之上，最終結局無非兩種：要么是內部孕育變革的種子，要么被外部力量重重教育以校準軌道。歷史上的日本，曾多次在關鍵十字路口上選擇錯誤道路，其中既有其國家民族的整體原因，各路政客的野心也無疑在其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如今的日本又站在十字路口，高市早苗的每一個決策，都在為日本國的最終結局添加砝碼。

該期文章導讀：

走出今天的經濟困境，需要有效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