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奧斯卡到比特幣：人類為何癡迷于排名和地位游戲？

【編者按】：知名硅谷風險投資人納瓦爾·拉維坎特（Naval Ravikant）最近在《Modern Wisdom》的播客里聊了將近三個小時，他在對談中反復區分兩種人生游戲：一種是地位游戲，另一種是財富游戲。

地位游戲的規則很簡單——比較、排序、優勝劣汰。誰的頭銜更好看，誰的社交圈更高端，誰看起來更“成功”。

大多數人的焦慮，恰恰來自于：明明已經很努力了，卻始終站在一個永遠有人比你更靠前的排行榜里。納瓦爾指出這種內耗的根源是非常清晰：只要你還在和別人比較，你就已經輸了。因為你正在玩一場名為“地位游戲（Status Game）”的致命毒局。

因為地位這套系統，從來不是為了讓個體滿足而設計的。地位始終處于流動狀態，它只負責制造下一輪競爭。

美國知名經濟社會學家托比·斯圖爾特從博士論文階段起便致力于拆解社會等級體系運作的“黑箱”，在其新作《地位游戲》中，斯圖爾提出了一個與納瓦爾一致的清晰判斷：在贏家通吃的環境中，地位本身就是資源分配機制的一部分。能力、努力與成果之間，并非直接對應，而是要經過身份、背書與關聯度的過濾與放大。

獎項、排名和背書的實際運作方式

盡管評論家在引導我們的消費選擇方面作用巨大，但他們并非唯一的“施膏者”。各類獎項和榮譽——普利策獎、奧斯卡獎、諾貝爾獎等——在建立關于品質的文化共識方面也扮演著重要角色，讓人們能夠更快地決定應將注意力投向何處。授予獎項的做法在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開始盛行。分別成立于 1635 年和 1816 年的法蘭西文學院與法蘭西藝術院，就是從那時起開始頒發獎項的。從那以后，獎項的數量急劇增加，作家戈爾·維達爾曾打趣道，美國的“獎項比作家還多”。

獎項有時還會扭曲歷史。以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教授珍妮弗·杜德納的卓越成就為例，她與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埃瑪紐埃勒·沙爾龐捷一同被認為是 CRISPR技術的研發者。然而，正如你可能想到的，這項技術并非由她倆獨立完成。該領域的研究者表示，在 10年間，有一群科研人員做出了許多基礎性的科學發現和技術突破，這些成果最終促成了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的誕生——這項技術很可能會徹底改變多種遺傳病的治療方式，其影響或許還遠不止于此。然而，由于像諾貝爾獎、科學突破獎這類最具聲望的獎項，每次只能頒給少數幾個人，它們因此在某種程度上扭曲了歷史：它們將杜德納和沙爾龐捷（或者達爾文）這樣的獲獎者抬到了極高的位置，以至于許多貢獻不相上下的研究者（比如華萊士）會徹底從我們的集體記憶中消失。

有些人不怎么把獎項當回事。一個令人記憶猶新的例子是珍珠醬樂隊的主唱埃迪·維德，他在格萊美頒獎儀式上發表獲獎感言時敷衍地說：“我不知道這意味著什么。我覺得它什么意義都沒有。我就是這么想的。”然而，環顧我們周圍的人便會發現，維德的觀點只代表少數派。獎項之所以數量如此之多，正是因為它們承載著強大的社會功能：就像備受贊譽的評論家的觀點一樣，它們傳遞著關于地位的信息。而且，獎項的聲望越高，其傳遞的范圍就越廣。

獲得獎項并非僅僅是對某人（被認為做出的）卓越成就的認可，更是對這種卓越的公開宣告——無論獲獎者的表現是不是真的那么出眾。“受膏”的本質就是得到那些備受尊崇之人的公開認可，而負責為知名獎項遴選獲獎者的評審委員會成員，幾乎無一例外都屬于這類德高望重者。

當地時間2025年11月10日，英國倫敦，匈牙利裔英國作家 David Szalay在布克獎頒獎典禮上發表獲獎感言。視覺中國 圖

一旦獲得一項新的、引人注目的認可——無論是金球獎、全英音樂獎、布克獎、普利策獎還是金棕櫚獎，都會讓獲獎者的地位發生明顯變化。在此之前，獲獎者與其他水平相當的同行并無顯著差別；而獲得認可之后，獲獎者便凌駕于其參照群體之上，獲得了更高的關注度和新的聲望。正是這種公眾對獲獎者社會地位認知的顯著變化，為他們帶來了新的機遇。格萊美獎得主會收到更多演出邀約，奧斯卡獎得主此前那些冷門電影也會迎來觀影熱潮。這些極具聲望的獎項為獲獎者的履歷增色不少，而在帶來新機遇的同時，它們也改變了獲獎者的創作生涯和經濟軌跡。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獎項的作用遠不止于宣揚獲獎者的成就。當然，它們會激勵我們努力表現——誰不渴望獲獎呢？但它們也滿足了我們與生俱來的、想要與他人進行比較以評估自身價值的欲望。著名社會心理學家利昂·費斯廷格提出過一個著名理論：當人們無法通過客觀的、非社會性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能力時，往往會通過與他人比較來滿足自我評估的需求。文化產品的創作者會為獎項展開競爭，這不足為奇：評選委員會在選出獲獎者的過程中，會對候選人進行篩選和排序，從而提供每個人的成就相對地位的信息。作為對此感興趣的公眾，我們也會關注獎項，因為我們癡迷于精英群體，通過他人成就的比較獲得間接滿足。誰最有才華？誰速度最快？誰最富有？誰最聰明？誰最美麗？誰是金牌得主？誰在自己的領域里絕對是最頂尖的存在？我們對這些問題永遠樂此不疲。

人類相互比較的欲望也催生了我們對各種排名的集體癡迷。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Glassdoor 給雇主排名；《新聞周刊》給醫院排名；《金融時報》和各種排行榜給投資銀行排名；貓途鷹給酒店和餐廳排名；《人物》雜志似乎給所有人排了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給大學排名；高中、大學乃至整個國家都給學生排名；《紐約時報》給暢銷書和各類最佳產品排名；社會保障局給嬰兒名字的受歡迎程度排名；《福布斯》給億萬富豪排名；各類社群則會給職業排名——醫生相對于護士如何，護士相對于電工又如何。

我們會根據城市的規模、污染程度、生活成本、生活質量給它們排名，甚至連不明飛行物目擊次數都可以拿來排名。運動員的排名依據的

是各種奇奇怪怪的統計數據。谷歌搜索結果本身就是大型網頁排名算法的產物，而谷歌用戶最喜歡向這項服務提出的請求就是提供“最佳”排名。我們確實很喜歡排名。和獎項一樣，排名通過將某些文化創作者和文化產品的質量標記為相對他人他物而言的“最佳”，從而對其“施膏”。而且，由于“另一條不確定性原理”的存在，我們也需要排名。在缺乏客觀標準的情況下，排名為我們做選擇提供了一種快速簡便的捷徑。

背書的作用與之類似，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施膏”的是已然獲得“受膏”的個人或實體，而非嚴格意義上的專業評論家或獎項評審委員會。埃拉·菲茨杰拉德的歌聲堪稱傳奇。但在 20 世紀 50 年代，對于一位身材“豐滿”的黑人女性而言，僅憑才華并不足以讓她登上最知名場館的舞臺。據稱，菲茨杰拉德曾說：“我知道自己在爵士俱樂部演出能賺不少錢，但我真希望能在那些高檔場所表演一次。”

這時，光彩照人的瑪麗蓮·夢露登場了。她是菲茨杰拉德的鐵桿粉絲，曾花大量時間聆聽她的唱片。1954 年兩人在洛杉磯相識后，便維持了一段終身友誼。傳說當夢露得知菲茨杰拉德沒能在洛杉磯一家名為“莫坎博”的著名夜總會獲得演出機會時，她決定伸出援手。夢露告訴夜總會老板，如果他能邀請菲茨杰拉德演出，自己每晚都會坐在前排。1955 年 3 月，菲茨杰拉德在這家俱樂部連續演出了兩周，她的事業從此一飛沖天。

我們的社會地位既取決于我們的成就，也基于我們的先天特質，但現在我們知道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我們在世界上的位置不僅與我們的成就和出身有關，還取決于我們所結交的人——那些庇佑我們的“影子”，以及我們所握的“手”。例如，一位圖書代理商在選擇簽約作家時會十分挑剔，因為他知道自己的聲譽與此息息相關。其旗下擁有著名作家這一事實，就是對他的能力的一種隱性（或顯性）認可，是一種“受膏”。這一邏輯反過來也同樣成立：一位嶄露頭角的作家如果由知名代理商代理，就能獲得助力；這種合作關系公之于眾本身，就是一種寶貴的背書。出版商進而會將這位作家在地位層級中推得更高，幫助聯系知名人士在其書護封上撰寫溢美之詞。這些評論所帶來的提升，與菲茨杰拉德因個人與夢露的關聯而獲得的助力如出一轍。

當我們審視所有這些“施膏”的力量——評論家、獎項、排名與背書——會發現它們都指向同一個現象：它們讓地位“流動”起來。無論是討論大學與學生、畫廊與藝術家，還是律師事務所與律師，一種雙向關系始終在發揮作用：聲望卓著的機構會將自身地位賦予其成員，而具有聲望的成員同樣會為機構提升地位。從更廣泛的角度來看，聲譽源于一個由“映射地位”構成的復雜網絡。你的社會地位取決于你所認識的且會公開支持或認可你的多方參與者。而如果你在社會階梯上所處的位置足夠高，你也會擁有提升他人地位的力量。個體或機構之間存在關聯這一簡單事實，便使得這些參與者能夠將彼此的地位映射給對方。

常春藤盟校的畢業生會因母校的顯赫名聲而獲得助力，獎項得主會沐浴在評審委員會的認可光環之下。而隨著這些畢業生和獲獎者在各自領域不斷發展，他們又會將自己的認可延伸到其他個體與機構身上。當這些人綻放光彩時，他們又會將地位映射回最初助力他們成名的大學和評審委員會。這是一個由尊重與認可構成的共生循環，周而復始，不斷運轉。

比特幣如何跨越鴻溝成為合法資產

與地位高的人或機構搭上關系，其作用遠不止提升一位嶄露頭角者的聲譽。當這類關聯達到一定數量時，它們還能抬高那些不為人所知或不受重視的創新實踐或技術的身價。新的社會趨勢、文化運動、消費熱點，乃至科技領域的探索，都不會憑空獲得發展動力。挑戰現狀的文化運動必須證明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讓公眾相信它們值得關注，并爭取到一群忠實的追隨者。這需要可信度，而可信度主要源自一個渠道：那些已然擁有可信度的主體所給出的有力背書。

當地時間2026年3月11日，波蘭，智能手機屏幕上顯示著比特幣標志，背景是股市百分比數據。視覺中國 圖

以比特幣為例。數百萬消費者持有或交易這種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加密貨幣，截至本書撰寫時，擁有一枚比特幣的“特權”需花費約 10.5 萬美元——雖然大多數比特幣持有者或許都無法說清區塊鏈的實際運作原理。然而回溯到 2009—2010 年，也就是這種所謂“數字黃金”的早期階段，情況卻截然不同：

當時比特幣的購買成本低廉，且被視為邊緣事物或可疑資產。你知道那時誰對比特幣感興趣嗎？是那些想要買賣毒品的人，是那些策劃雇兇殺人的人。他們會打開使用“洋蔥協議”加密傳輸數據的 Tor 瀏覽器，登錄暗網，進入“絲綢之路”或“阿爾法灣（ 它們都是類似eBay[億貝]的暗網市場，主要交易非法商品和服務 ），然后用比特幣進行交易，因為這類交易不會被當局追蹤到。

當然，這種去中心化、基于區塊鏈的數字貨幣概念，也吸引了少數更為主流的人群，但大多數人對其視而不見。那么，比特幣究竟是如何跨越鴻溝，成為一種華爾街金融機構和普通投資者眼中的合法資產類別的呢？

這一聲譽轉變花了數年時間，而其背后的推手，是一群為比特幣注入可信度的知名人士與機構。這群人中包括身材瘦高、性格和善的委內瑞拉投資人邁耶·“米奇”·馬爾卡，以及貝寶（PayPal）聯合創始人彼得·蒂爾——他們通過公開宣傳比特幣并對其進行投資，助力其獲得合法性。為反駁“比特幣不合法、與實體經濟脫節”的說法，蒂爾在 2013 年將比特幣比作美元，他表示：“我們應當把貨幣看作一種永不破滅的泡沫。比特幣或許就擁有成為這種新現象的潛力。”

比特幣走向主流的關鍵轉折點，出現在同年12月：當時，頂尖風險投資公司安德森·霍洛維茨的合伙人克里斯·迪克森牽頭為當時尚處萌芽階段的加密貨幣交易平臺Coinbase完成了一輪2500萬美元的風險融資。這家知名公司對Coinbase的投資，向硅谷乃至全球釋放了明確信號：加密貨幣已然站穩腳跟，不會曇花一現。

無論是智能手機、重組DNA（脫氧核糖核酸）、通用人工智能、太空旅行、小行星采礦、元宇宙中的虛擬現實，還是基因編輯，抑或其他任何新技術——每一項成功進入市場的真正突破性創新，最初都只是一個被大多數人質疑的瘋狂想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類技術才逐漸跨越了人們對其可行性的巨大疑慮鴻溝。而幫助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企業家跨越這道鴻溝，正是知名風險投資公司、杰出科學顧問、著名天使投資人，以及科技生態系統中其他資深精英群體的核心業務。這些參與者不僅是資源提供者，更是“施膏者”：

他們將自身聲譽賦予新興技術，此舉往往是希望通過這種背書，為

自己換取經濟回報。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能獲得地位回報：若能成為一家開創性公司的早期投資者，便擁有了極大的炫耀資本。這再次印證了一點——地位始終處于流動之中。

那些已經擁有地位的人掌握著“使他人神圣化”的權力——他們會將這份認可給予那些看似值得擁有地位的人，而實現方式便是通過某種公開形式對幸運的獲得者表示肯定，比如發表一篇好評、頒發一個獎項、給予一次背書或是授予一個高排名。地位體系存在一個不可思議、近乎神奇的特點：倘若你擁有地位，你可以將其賦予他人，且自身不會因此失去地位。對于金錢這類資源而言，分享得越多，自身損失就越多；但地位并非如此。事實上，很多時候，將地位賦予他人反而能讓你進一步提升自身的地位。當極具聲望的諾貝爾獎委員會公布獲獎名單，或是當知名投資人為某個新想法投入資金時，他們自身的地位往往也會因之而水漲船高。

雖然不公平，但確實每個人出生時都會帶有某些“先賦特征”，而無論在何種時空背景下，社會都會對這些先天具備的特征賦予不平等的價值權重。總有某種性別、族群、父母職業、種姓或宗教信仰會被視為“更高地位”的象征。其次，個人優績也會推動地位的獲得——群體往往會將社會認可與更具影響力的職位，授予那些對群體貢獻最大的成員。最后，“施膏者”（包括獎項評審委員會、有影響力的評論家、頂尖高校、名人，以及任何群體等級體系中的上層人士）會將自身聲望賦予精心挑選的少數“寵兒”，從而推動地位的動態變化。

說到這兒，想必你已經明白，我們并非生活在烏托邦之中。引用《馬太福音》中的那句話：“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余。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本文選摘自《地位游戲》一書，澎湃新聞經出版社授權刊發）

來源：[美]托比·斯圖亞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