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衡陽180家政府部門、公職單位，被人敲詐、詐騙近200次？

作者｜秦仲海陸火

自前知名網絡大V陳杰人后，湖南再度出現一樁“涉媒體人員敲詐勒索政府部門、公職單位”的奇案。

2025年10月16日，湖南省衡陽市祁東縣法院對彭譽泉等人涉嫌敲詐勒索、詐騙一案一審公開開庭審理。

祁東縣法院已公開開庭審理該案。圖據網絡

筆者獲悉，彭譽泉系湖南鳴洋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下稱“鳴洋傳媒”）法定代表人；其以鳴洋傳媒為主體，與多家機構媒體合作，提供軟文發布、活動策劃、報刊訂閱等經營性業務。

公訴機關指控稱，十余年間，彭譽泉等人假冒“記者身份”，或利用“輿論監督”相威脅，或以“開展正面宣傳”為由，敲詐、詐騙總金額超200萬元。

筆者注意到，該案一共183家被敲詐、詐騙的被害單位，有180家系政府部門、公職單位，包括多個政府民生部門、多個鄉鎮政府、多家公立學校及醫院等等，再現“個人敲詐政府”的荒誕奇景。

一位知名刑辯律師說，按照公訴機關指控的邏輯，180家政府部門、公職單位，竟能被一個“假記者”敲詐、詐騙十余年、近200次——衡陽這些政府部門、公職單位，在面對“輿論監督”時的軟弱無能，著實令人震驚。

01涉媒體人員被指控“敲詐勒索”“詐騙”

根據知情人士的介紹，湖南衡陽人彭譽泉于2013年成立鳴洋文化；此后，其以該公司為主體，向多個機構媒體提供諸如軟文發布、活動策劃、報刊訂閱等經營性業務。

“簡單來說，他是多家機構媒體的‘編外經營人員’。”該知情人士說。

該知情人士還介紹，中國媒體環境充滿復雜性，盡管相關管理部門明確要求“采編、經營兩分開”，但實際情況中，新聞媒體的“經營能力”，往往與其“采編能力”有直接關系；采編能力強，經營能力便會更強。

“采編與經營兩分開的要求，在很多情況下淪為了形式。”該知情人士說，媒體行業的諸多亂象，因此而生，從未有效杜絕，彭譽泉作為“編外經營人員”，為諸多機構媒體提供經營性業務，便屬這些亂象中的一部分。

2024年11月，彭譽泉等人因涉嫌敲詐勒索罪，被湖南省衡陽市祁東縣公安局刑事拘留。

該案被告人彭譽泉。圖據網絡

根據知情人士介紹，彭譽泉等人被抓，與彭譽泉、中經網工作人員羅某某、發改網工作人員王某某3人欲曝光祁東一鎮政府“違法征地”之事有關。

公訴機關指控稱，2023年5月，羅某某、王某某、彭譽泉三人，以“曝光祁東縣歸陽鎮政府征地拆遷的負面消息”向當地政府施壓，索要“宣傳費”3萬元。

此外，彭譽泉本人還被指控近200起“敲詐勒索”、“詐騙”犯罪事實。

公訴機關指控稱，2014年至2024年11月，彭譽泉假冒多家媒體的“記者”，虛構、捏造衡陽地區基層黨政機關、事業單位、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存在負面輿情，以發布負面輿情、曝光負面信息相威脅，使上述單位、企業或個人產生恐懼心理，被迫與相關文化傳媒公司簽訂“該合作協議”；協議到期后，又被迫續簽，長期被勒索“宣傳費”。

公訴機關稱，2014年至2024年11月，彭譽泉單獨或伙同他人，先后實施110起敲詐勒索犯罪，涉案金額164萬余元，實際所得156萬余元。

此外，根據公訴機關的指控，彭譽泉還假冒“記者”，謊稱有能力消除負面輿情，為衡陽地區基層黨政機關等開展正面宣傳為由，實施72起詐騙犯罪，涉案金額70萬余元。

02敲詐的受害者大部分系政府部門

根據公訴機關的指控，彭譽泉“敲詐”“詐騙”的受害者，絕大部分均系衡陽當地的政府部門、公職單位。

筆者梳理發現，這些政府部門、公職單位，包括衡陽市煙草專賣局、衡陽市交通運輸局、衡陽市質量技術監督局、衡陽市民政局等等，幾乎涵蓋了管理衡陽國計民生的各個部門。

此外，衡陽各區縣的多個鄉鎮政府、醫院、衛生院、學校等，均成為彭譽泉“敲詐”“詐騙”的受害者。

根據公訴機關的指控，彭譽泉“敲詐”“詐騙”的單筆金額，少則2、3千元，多則10余萬元。

祁東縣檢察院指控彭譽泉敲詐勒索、詐騙犯罪。圖據網絡

值得一提的是，庭審信息顯示，該案中，除了祁東縣歸陽鎮一名掛職副書記魏某“舉報”之外，沒有其他任何一家單位在被“敲詐”“詐騙”后向警方報案。

庭審信息還顯示，在偵查階段，衡陽市公安局雁峰區分局甚至出具了一份情況說明，認為彭譽泉并不存在“威脅、強迫行為”，現有證據不足以認定其構成犯罪。

此外，郴州市中院因與彭譽泉有過三次合作，已被專案組列入調查范疇；但郴州市中院出具情況說明稱，在與彭譽泉開展相關宣傳合作過程中，雙方均按合同履約到位，“我院合法權益未受到侵害。”

庭審信息顯示，有多家與彭譽泉有過合作的政府部門，未被列入到受害單位名單之中，其中包括祁東縣委宣傳部、石鼓區委宣傳部、衡陽縣委宣傳部、郴州中院、衡陽縣法院等等。

庭審信息還顯示，盡管彭譽泉被指控“敲詐”“詐騙”了183家政府部門、公職單位、企事業單位，但全案資料中，沒有一份受害單位的陳述被列入案件材料。

“警方、檢方說，這些都是受害單位。但這些受害單位，并沒有向警方、檢方講述他們受害的任何經過。”一名知情人士說。

03政府能否成為被敲詐勒索的對象？

根據公訴機關指控，彭譽泉以“輿論監督”之名，向各地政府部門、公職單位索要錢財，十余年間竟然屢試不爽。

對彭譽泉的相關行為，究竟應當如何進行法律評價？這涉及一個常談常新的老話題：政府，究竟能不能成為被敲詐勒索的對象？

一個通俗、且被廣泛認可的觀點是：政府是沒有感情的國家機器，政府不會害怕任何個體，自然不可能成為被“敲詐勒索”的對象。

廣東省惠州中院2019年作出的一份“敲詐政府”案的判決文書，在互聯網上廣泛流傳，并成為同類案件的重要參考。

惠州中院在該判決書中明確指出，敲詐勒索罪的客體，是一種復雜客體，對被害人既侵犯財產權利，又侵犯人身權利，如果被害人拒絕勒索者的要求，只會損害財產權利而不危及人身權利，則不足以構成敲詐勒索罪。

惠州中院強調，XX鎮政府不能成為被要挾、被勒索財物的對象，因為XX鎮政府作為政府機構，沒有人身權利，不會、也不可能因為被告人的行為，而在精神上被強制、產生恐懼感和壓迫感。

知名法學學者羅翔接受媒體采訪時亦曾指出，在此類案件中，如果敲詐勒索罪成立，那么政府就將成為“被害人”，這會導致整個法律秩序的錯亂。

以“通過信訪敲詐政府”為例，羅翔指出：公權力沒有討價還價的空間，如果上訪者的要求合法合理，就應當按照法律規定滿足，如果不合理，就應當按照法律法規予以拒絕——如果超越法律規定，礙于上訪壓力予以同意，那這種行權方式本身就是濫用職權，涉嫌瀆職犯罪。

羅翔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政府不能成為“敲詐勒索”被害人

說回彭譽泉一案。庭審信息顯示，彭譽泉的辯護人在庭上亦發表了類似觀點的辯護意見。其辯護人指出：

按照公訴機關的有罪指控，案件中涉及的180家政府部門、公職單位，他們浪費納稅人的錢財，用于配合“敲詐勒索”犯罪，不僅是軟弱無能的表現，更已涉嫌瀆職犯罪。

“作為政府部門、公職單位，它們究竟有沒有基本的法治意識？有沒有區分善惡的能力？有沒有與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的勇氣和底氣？”其辯護人當庭提出質疑。

筆者獲悉，該案目前一審尚未宣判。此案后續如何，筆者將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