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陳寅恪何以眼光奇差，最看重的學生偏毫無學術能力？

陳寅恪一代宗師，晚年最看重的學生，卻是個平平無奇的小女生，確實很讓人費解。那女生畢生在學術上毫無作為，連同班同學都頗輕視，終其生不過一介中學老師而已，連“學者”都不是，著實透著奇怪。難道本土近百年最厲害的史學大師，眼光居然差到離譜，會欽點一位資質平庸之人當“傳人”？倘貴為史學家，連身邊人都看不準，似乎也難怪錢鍾書會瞧不上這位陳師伯，私底下嘲笑他“迂謬可笑”（《容安館札記》第210則），甚至還當別人面批陳書“適足令通人齒冷耳”（范旭侖《容安館品藻錄》頁135）。

至于“小女生”，就是高守真女士。說起來，高女士還是敝人廣東潮汕大同鄉，大約1925年出生，1950年代畢業于省內中山大學歷史系，晚到2001年才辭世的，生前是汕頭市澄海中學歷史教師。她一輩子默默無聞，生活很坎坷，遲至39歲才結婚，也沒留下什么文章與著作，唯一有價值的文字遺物大概就是殘存的“一些課堂筆記及零星的談話記錄”，儼然非“能讀父書”者，更非“能傳父業”者。她在孤獨寂寞中撒手后，也就生前就職所在的澄海中學印了一份“訃告”而已，一輩子就這么草草完結了。她到底是1925年生人，還是1927年生人，大家實際也沒搞明白。

如今尚有陌生人聽聞高守真之名，大抵就兩個緣由，也均與她自身才情或成就無關：其一，她有個很有名的爹，那就是掌故學家高伯雨，老報人羅孚譽之為“在南天不作第二人想”，實力亦堪與高拜石頡頏，乃是名父之女；其二，按陸鍵東暢銷書名作《陳寅恪的最后20年》的說辭，她是陳寅恪從教30多年生涯中親授的“最后一個學生”，且是陳寅恪唐筼夫婦倆都最喜歡的后輩，差不多是彼時惟一能升堂入內室的“關門弟子”。而今網上廣為流傳的那張“陳寅恪中山大學授課照”，坐三戴眼鏡的那位“小女生”，就是大學生時代的高守真女士。到了1957年底，高女士即將大學畢業，陳寅恪曾力求中大校方讓高守真留校，當他的全職助手，可惜遭到拒絕，只因高守真未曾入黨。

圖：坐起第三位戴眼鏡女生即高守真，后排埋頭記筆記者為汪廷奎

晚年陳寅恪，尤其愛重高守真女士，當是彼時中大師生人所共知之事。端木正1950年代任教于中大政法學系，晚年還津津樂道，有位名為“高守真”的小女生最受陳家“喜歡與信賴”。到了2018年，時隔60載之后，當“陳學家”張求會探訪中大老畢業生汪廷奎時，已是90高齡的汪老先生都還清晰記得，同學高守真是陳寅恪最喜愛的學生，且是老師惟一指名留校并當助手的。只是汪老先生似乎很自負，言辭間似乎瞧不上高，直白嘲笑她“其實并不聰明，程度也不好”。而對于陳何以又偏愛這么表現平平的學生，汪思來想去能找到的唯一理由，就是陳高兩家熟悉，揣測是所謂“世交”，猶如當下的“關系戶”。汪老先生還自許是彼時同學中底子最好的，說陳寅恪講課全然對牛鼓簧白費口舌，惟他“一個人基本上能夠把他講的內容記下來”，以至于照片中就他低頭做筆記。所以陳寅恪對高同學青眼有加，他顯然不大服氣，60多年后都無法釋懷。（張求會《馀生流轉：陳寅恪的生前身后事》，廣東人民2025年版，頁134）。

可事實上，據張求會事后考證，陳寅恪與高伯雨絕非“世交”，此前都不認識。二人唯一的往來記錄，還是高守真作介紹人疏通，彼此互贈過新書而已。也就是說，1950年代的中大歷史系，每年招收學生70多名，三四年下來至少有學生近300人，可陳寅恪就偏愛高守真，只能是他自己的心意，并無戚誼因素。而高守真女士往后余生的表現，又似乎真能大抵證實老同學汪廷奎的評議并非蓄意貶損，她是真的在學術上無所作為，后半生就在老家一所普中無聲無息地逐漸消失。若非1980年代后“陳寅恪熱”興起，她必將徹底隱入歷史塵埃，正如我手頭在讀的李濟自傳所感慨的那般，猶如“時代洪濤中的砂礫一樣，沉淀到海底去了”。

是直到1990年代初，陸鍵東要寫《陳寅恪的最后20年》，才多方打聽偶然找到了高守真，獲悉大量第一手信息之外，才讓她作為陳寅恪學生突然“浮出水面”——該書第七章整整一半篇幅是專述她與陳寅恪夫妻交往史的。但即便是陸鍵東，盡管滿心的尊敬與感激，書中照樣很直率寫到，高守真是修選陳寅恪“元白詩證史”課程“30多個同學中很普通的一個”。我想，陸鍵東大概率也會和張求會同樣疑惑：陳寅恪一代史學大師，如此明眸善睞獨具只眼，古今多少蒼茫事都目光如炬，何以在看待“高足”這個事上偏偏奇怪地“翻船”了，難道大師照樣一老就糊涂？這種走眼，似乎也與陳寅恪“人設”嚴重不符。

這個事的解釋，依我所見還屬陸鍵東的看法最見允當。據陸說，高守真“一生苦寒”，離校后也再未涉足“專業史學研究”，不管資質還是實績似乎都不足稱道，何以陳寅恪如此器重，他起初也茫然難解。但當他現實中接近高后，似乎一下子就恍然大悟了，那就是高守真為人如此質誠、樸實、謙遜，她對恩師陳寅恪的感情是無法言表的深厚！盡管半個世紀已過，在電話中一聽“陳寅恪”大名，仍抑制不住的激動，講起恩師來滔滔不絕，而且“她只談先生的好，其謙恭讓我震驚”，實際她性格木訥并不善言辭。陸鍵東說，他寫作期間幾乎采訪過所有與陳寅恪有過來往的人，獨高守真的那份“忠誠”是令他最感深刻的。他說，陳氏夫婦那么偏愛她，只有一個解釋最接近“真相”：高守真為人太忠厚了，也可說是陳寅恪中大學生中最忠誠的。

也就是說，陳夫婦與其說尤其重視高守真，不如說是最信任她。換言之，陳氏夫婦最看重的，是高守真的人品，而非什么才學識。雖說也是1950年代的“高材生”，亦有時代誤人的因素，但高守真女士似乎也真缺少學術潛質。高守真老人自己，晚年面對來訪者，也曾“無限內疚地稱自己是陳老不成器的學生”（《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修訂本，頁180）。盡管真要實事求是地說，當時的中大也就是個了不起眼的地方大學，立校主要是為了解決吾粵子弟教育問題，生源是比較不理想的，陳寅恪在那能招收到的學生，多出嶺南省內，本身也多是水準平平者，陸鍵東說他們“外語尚未過關，文史基礎知識貧乏”也當是實情，所以宜乎當日陳寅恪的講授幾乎都聽不懂，日后也沒躋身出多厲害的學人出來（最有名的應該是蔡鴻生、姜伯勤、胡守為三位教授），高守真置身其中或許還真難說有多糟糕。

圖：高守真之父高伯雨（1906－1992）

藉此似乎也可以看出來，以陳寅恪的段位，一生中所學所教都是最頂尖學府，接觸過的“英才”乃至“天才”不知凡幾，對于這些外在只怕還是最熟視無睹的，是不會有什么濾鏡的。他最看重一個人的，不會是才華或學識，而是人品。這一點，其實也曾是本土傳統知識分子的認知共識，他們自有一套知人論世的價值標準，鑒人最重“內在”。在他們眼中，饒是不世出的天縱奇才，若品行不過關，抑不過“小人”而已，是不足掛齒的，反之亦然。陳氏弟子藍文徵回憶，早年陳義寧在清華研究院教學，就是主張“治學與做人并重”，平日總以學問道義相期的（《藍文徵文存》，江蘇人民2012版，頁269）。更別說，陳寅恪晚年備受傷害，多少暗箭就來自學生，而惟有高守真這樣老實且忠誠之人才是絕不會背叛他的那種人。他有這個識人之明，后來事實也證明他眼光沒差，并不曾走眼。

陳寅恪一生，手下出那么多高弟，但真正感人的，我以為是蔣天樞與高守真（至于劉節從日記看反倒頗冷淡，黃萱則屬于貢獻最巨），而這兩位恰好都是人品絕高者，人則難說“絕頂聰明”，學術成就也更不好置喙什么，識者自有公評。家雞野鶩同登俎，春蚓秋蛇總入奩，當現代大學的機制導致無法自己選擇學生時，過去老輩學者那套察人方法，似乎還是靠譜管用的。想1980年代，今之滬上名教授劉永翔登門拜訪錢鍾書，問及為啥不招學生助手，錢就指了指小區不遠處俞平伯住所說，當初俞老先生最青睞的某助手兼高足，恰是后來落井下石背刺他最厲害的，把俞平伯整得苦不堪言，“殷鑒不遠”云云（《蓬山舟影》，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5版，頁29）。所以錢鍾書這方面很徹底，誓不蓄門弟子，對外宣告“茍有自稱為予晚年門下士者，非吾徒也，諸君鳴鼓而攻之可也”（此處復旦王教授又躺槍）。

事實也證明，當“影底河山頻換世”之際，陳寅恪親自口授心傳苦心孤詣培養出來的才學最好的那批學生，表現多堪憂。早年最器重的“天才”學生周一良金應熙汪篯們，自然都成了趨時趨新的“圣之時者”，并不值得他托付與信任。他們不想公然“謝本師”，陳自己也要動手“清理門戶”的，同校同系的高足金應熙就被明言“終身不許其踏入家門”（仇鹿鳴《書生金應熙 》）。陳在嶺大時的第二任學術助手程曦，是追隨他數十年的老門生，其畢業論文《惲南田研究》老陳給過91分的高分，據說“陳寅恪為程曦傾注的心血是最多的”，其學識才情不可謂不高，可在1950年代陳寅恪孤立無援最需要他幫助的時候，他照樣“不辭而別，有負師恩”，老了以后又在那表示悔恨，痛哭流涕一番，于事何補？“畢竟一書生”，“書”這東西確實是翻來覆去之物。

這都說明，當滄海橫流之際，人品確實高于才華，也更能見證一個人的底色。陳寅恪晚年更看重學生的人品，而非才華與學識，也未必沒有“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后的憂懼。當然了，彼時的陳寅恪也是英雄老矣，“小女生”最能討老人歡心，中郎寥落，謝公偏憐，亦屬人之常情。這種狀況，在眼下大學中，這也是極常見的了。

2025.10.18午后，增補改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