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適用一首詩告訴我們，什么才是知識分子的良心

盛唐詩壇——高適（二）

拜迎長官心欲碎，

鞭撻黎庶令人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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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9年，唐玄宗下詔開制舉有道科。

時任宋州刺史的張九皋十分欣賞高適的才華，便將這個珍貴的舉薦名額給了他。年界五十，窮困潦倒的高適倒也也沒有辜負張九皋的賞識，不光在殿試中PK掉了上千名競爭對手，一舉登科，還解褐授官，拿到了心心念念數十年的大唐公務員的offer。

高適能當上這個從八品的封丘縣尉，當真是不容易。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唐朝的制舉制度。

制舉則是臨時舉辦的考試。往往由皇帝臨時立定名目，考試時間和內容也由皇帝定奪。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獨屬于天子的一種特殊的人才選拔權利。在唐朝諸多科舉考試中，只有制舉有資格進行殿試。因而只有通過“制科”的考生，才算是真正的天子門生。

制舉為了廣泛選拔更多的特殊人才，沒有固定的選拔對象，其科目涵蓋軍事、文詞、經術、玄道等。

制舉的參選基礎也比較寬泛，白衣士子，有出身但沒有通過吏部銓選的前進士，通過吏部關試等待朝廷派職的新舊進士，任期已滿停官守選的前資官，以及在職六品以下官吏均可以參加考試，所以制舉的起步就比進士舉高多了。

更何況，要想參加制舉也不是那么簡單，它還需要有一道由州府長官或朝官出具的“表薦”。雖然制舉詔令下達的時候，皇帝們常常會令人才自薦，但終唐一世，真正能夠自薦入舉者屈指可數。

說白了，但凡能參加制舉考試的，不是有實力的，就是有來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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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來看看封丘縣尉這個職務。

按唐制，縣級政權分為赤、畿、望、緊、上、中、中下、下七個等級。京城所在地為赤縣，京兆、河南、太原所轄為畿縣，其余五等則根據人口、地理位置是否為要沖區分。至開元十八年，六千戶以上為上縣，三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的為下縣。

高適任職的封丘縣屬于緊縣，已然屬于比較好的去處了。

是以，他在赴任之時意氣風發，高唱“幸逢明盛多招隱，高山大澤征求盡。此時亦得辭漁樵，青袍裹身荷圣朝”。對于即將知天命的高適來說，這一紙薄薄的任書，不僅僅是五十年砥礪前行的回報，也不僅僅是青袍加身的榮耀，更是承載了他一生的理想和志氣。

對于未來，他一定有過更為美好的憧憬。

所以當好友李頎以詩“小縣情未愜，折腰君莫辭”（《贈別高三十五》）相贈時，他一笑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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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曾想一語成讖，他最終還是接受不了“摧眉折腰事權貴”的不堪，回歸到“躬耕田畝”的現實，像陶淵明一般，試圖用清貧寥落換得一個“人生自在”。

《封丘作》

我本漁樵孟諸野，一生自是悠悠者。

乍可狂歌草澤中，寧堪作吏風塵下？

只言小邑無所為，公門百事皆有期。

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歸來向家問妻子，舉家盡笑今如此。

生事應須南畝田，世情盡付東流水。

夢想舊山安在哉，為銜君命且遲回。

乃知梅福徒為爾，轉憶陶潛歸去來。

這是高達夫的名篇。

全詩語勢生動自然，結構連貫嚴整，層次分明，散句與偶句間互為用，頗具跌宕回旋之妙。

雖然封丘只是個無足輕重的縣邑，他還是期待自己能夠有所作為。可誰知道小小的縣衙也有這般復雜的人事學問，在現實和理想的劇烈落差中，他的滿腔悲慨脫口而出：“拜迎長官心欲碎，鞭撻黎庶令人悲”。

更為可悲的是，他滿心憂憤回家爭取“同盟”，卻不料反遭妻兒奚落，責怪他大驚小怪、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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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適就是高適。

在現實和理想的博弈中，他勇敢選擇回歸初心。“轉憶陶潛歸去來”既是他對現實的妥協，也是他對命運利落的對抗。

拋開詩歌的技巧不說，就僅憑言辭間那般憂戚而不絕望的強烈情感，強言放達之中飽含著的對民間疾苦的眷眷關注之心，以及不肯與世俗同流合污的高尚氣節。就足以使此詩既具歷史的廣度，又達現實的深度，而成為“渾灝流轉”（清末趙熙評語）的千古佳構。

當然，這樣的氣節數百年前的陶淵明有過，與高適同時代的李白也有過。

大家都說不肯為五斗米而折腰的陶淵明，完成了中華民族數千年來最偉大的一次轉身，在政治權威與內在生命價值的平衡之間，尋求到了全新的道德自我發現；而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的李白，更被譽為封建士人們精神解放的典范，說他為士大夫們尋求到了更高一級的“自我認同”。

在我看來，就高適的詩歌價值而言，與陶淵明和李白一般無二的氣節固然可敬，更值得一提的卻是深刻和尖銳的現實批判，以及隱匿于批判背后的更深層次的悲憫情懷。

封丘尉是象征，也是隱喻，早已突破了“州縣從來有瑕疵”的政治狹隘。它既是高適匡時濟世的天下胸懷和錚錚作響的士人風骨，也是高適為生民立命的的悲憫情懷，更是高達夫勇于揭露現實的良知和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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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建功立業的野心里走火入魔的高適，素將王霸大略奉為圭臬，所以孔孟經典、衛霍高節都是他詩歌中的常客。細細讀來，便會發現他的詩歌在尚情主景、雍容豪邁的盛唐詩風中，呈現出獨樹一幟的理性的現實主義精神。

在熱熱鬧鬧的盛唐詩壇，高適的作品實與盛唐大別，也與時輩不同。

他在烈烈錦繡里，看到權貴們的驕矜和腐朽：

邈然在云霄，寧肯更淪躓？——《效古贈崔二》

也在一派和順的邊關序曲里，感知到了不和諧：

戍卒厭糟糠，降胡飽衣食。——《薊門行五首》之二

更在無情的自然災害面前，洞悉了老農們的悲哀宿命：

農夫無倚著，野老生殷憂。——《東平路中遇大水》

他的250多首詩歌，無論邊塞、懷古、行役，還是送別、投贈、酬和，都非常重視內容的充實飽滿和真情實感的傾瀉，尤其是對社會各方面層次矛盾的揭示與擔憂，以及壯志難酬報國無門的憤慨的發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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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這樣的現實批判詩圣的作品里更多，但高適和杜甫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們同樣看清了大唐的沉疴和頑疾，杜甫選擇以痛斥怒其不幸哀其不爭來實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崇高理想；而高適，則表現出了強烈的內化和反省意識，他始終將自己視為王朝的一份子，并把革除這些弊政當做自己當仁不讓的責任和擔當。

“永愿拯芻蕘，孰云干鼎鑊”，是他面對這些社會問題所作出的積極應對，也是他不同于杜甫的獨屬于政治家的風骨。

如果說“風骨”僅是指樂觀向上、功名得遂的歌吟，或是描寫邊塞軍旅生活的豪放、激昂，那就未免太低估高適的“風骨”了。

私以為，以高適為代表的盛唐詩人們的“風骨”，既有與建安詩人們一脈相承的意氣襟懷，亦有建安時代那種宦途蹇迫、功業難就的梗慨悲涼。更為難能可貴的，則是他們融漢魏風骨于時代精神的使命擔當，以及從不退卻的悲憫情懷。

只不過以功業為始終的高適，用個體獨有的肝膽和胸臆，將這份悲憫情懷，發為耿耿之氣，凜凜之骨。

而高適的可貴，正在于這份肝膽和胸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