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不要憐憫，只要被看見”

10月15日，國際盲人節（白手杖節）如期而至。

它不僅是對全球視障群體的關注與致敬，更像一面澄澈的鏡子，映照出社會無障礙發展的每一步足跡。

近年來，隨著科技迭代加速，“科技如何打破視障者的出行邊界”逐漸從小眾議題，變為關乎平等與尊嚴的公共命題：

當導航軟件能“讀”出紅綠燈的倒計時，當網約車自帶無障礙設施與語音提示，視障者的“出門自由”是否真的來了？

為探尋這個答案，在第42屆國際盲人節到來前夕，我們奔赴武漢，在國慶假期的最后一天，跟隨視障大學生毛凡出門，體驗了他的日常出行。

我們不想羅列冰冷的“科技成果”，只想記錄那些被忽略的細節：他如何在地鐵里辨明方向，如何在網約車中變身為“向導”，又如何在與健視人的互動中，打破“沉默”的標簽。

以下是發生在那天的真實故事：

文 | 張公子編輯 | 卓然

見面那天是個晴好的上午，毛凡站在武漢科技大學黃家湖校區門口，手里拿著盲杖與一部貼磨砂膜的手機。

聽到我的聲音后，他向我發出邀請，聲音清亮，“你不趕時間吧？今天我帶你體驗我日常出行，去兜兜風。”

這是我第一次見毛凡。22歲的他穿著一件白色上衣，說話時會微微側頭，像在捕捉對方的語氣。

圖 | 毛凡正在叫車

2022年大一那年，毛凡的視力突然開始退化，從課本上的字變得模糊，到最后連同學的臉都看不清。輾轉武漢多家三甲醫院后，他被確診為罕見的遺傳性視神經萎縮，全球患病率約十萬分之一。

失明前，毛凡剛入大學，對未來無限期待；失明后，毛凡休了一年學回到貴州老家，學著“接受自己是一名盲人”。去年他重返校園后，從工科專業轉到社會工作，成了這所擁有3.5萬名師生的高校里，唯一的視障學生。

“重回學校后，我和新同學們經歷了一個磨合時期。”轉專業一年來，毛凡與宿舍同學相處雖不再拘謹，卻總保持著客氣的距離。他理解這份不自在，畢竟失明前，他也從未接觸過視障群體，不知道怎么與他們相處。

所以空閑時，他愛出門。他會坐地鐵去青山區見原先的同學們，“他們見到過我以前的樣子，大家反而能好好交流”；他也愛去參加視障群體的活動，“大家彼此之間不會有顧忌。”

圖 | 有老同學的武漢科技大學青山校區，是毛凡經常去的地方

更多時候，他會走出校門叫一輛蘿卜快跑，漫無目的在十公里內轉轉——他在自動駕駛出行平臺蘿卜快跑app上認證了無障礙認證，平臺會指派六代車來接送。

今天，他要帶我體驗的就是這個。

“你坐過嗎？車門打開有提示音，全程都能語音操作。”去年，他作為視障體驗官參與了這款車的功能改良，車里的許多功能，都有他提的建議。所以坐上這車后，他不自覺活潑了起來。

圖 |知道我是第一次乘坐蘿卜快跑后，毛凡詳細地向我介紹車里的功能

“同學約我去KTV，都讓我叫車，就想坐這個第六代，副駕寬敞，功能又多。”毛凡有點小得意，又說起今年前幾天黃金周的事：長春一位病友來武漢復查，檢查完后有一天時間游覽武漢，結果對方既不去黃鶴樓，也不去戶部巷，而是特地來找毛凡，要求體驗蘿卜快跑第六代車。

后來我們又見到了嚴炎和彭杰，才發現毛凡的“健談”不是特例。

嚴炎在江夏區開了家推拿店，門口掛著“炎艷盲人按摩”的招牌。他是先天白內障，一級視力障礙，說話時語言活潑，笑聲爽朗。

除此之外，他還是江夏區盲協副主席，代言過讀屏軟件。

聊到暑假帶15歲兒子去江西旅游，嚴炎止不住自豪：“兒子就是我的眼睛，我們約好了以后要去好多地方’。”

說話間，他還接了好幾個電話，有殘聯邀請他去彩排盲人節活動的，也有預約來做按摩的，掛了電話他笑著說：“我時間安排的挺滿的，都要提前聯系我才行。”

圖 | 嚴炎很喜歡在抖音平臺上分享日常

39 歲的彭杰也是先天性視神經萎縮，3歲那年發病后失明，但不妨礙他成為一個科技愛好者。2002 年，電腦還沒普及的時候，彭杰就用讀屏軟件學會了上網，并做過靚號生意，前幾年還因為朋友說廣東機會多，從湖南老家搬去了東莞定居、創業。

除此之外，彭杰還是老家盲人協會的副會長，這幾年他活躍在網絡上，替殘障人士發聲。比如之前刀郎演唱會時，有視障朋友稱搶不到票，彭杰除了發短視頻號召，還特地打印出了一份紙質說明寄給刀郎工作室，希望他們開通無障礙搶票通道。

從他們鮮活的話語里，你很難將“沉默”與視障群體掛鉤——當站在熟悉的領域里，他們和所有人一樣，渴望分享，渴望被看見。

既然許多視障者本就鮮活生動，為什么大家總覺得他們“不愛出門”？

彭杰幾乎立刻否定了這個問題的前提：“不是不愛，是以前沒辦法出門。門都難出，談什么愛不愛？”

他口中的“沒辦法”，最先橫在眼前的是思想的枷鎖。這一點，30歲的北漂視障測試員劉文雅深有體會。

劉文雅出生于浙江鄉村，3歲因眼疾失明后，“出門”就成了需要“被允許”的事情。家里人要務農謀生，無暇細顧她的日常，加上帶個看不見的孩子做事不方便，常把她鎖在屋里。

“有時來客了，大人會讓我裝作眼睛沒事的樣子，直挺挺地坐著。”后來她視力全無，實在學不會“模仿”健視人的神態了，家人出于安全考量，更是習慣性將她關在房間里，囑咐她不要出去。

“還有些家庭覺得盲人‘丟臉’，不讓出門，”劉文雅解釋，先天視障者若沒經過專業訓練，行為舉止難免和常人不同，可家人想不到這些，擔心“孩子的笨拙冒犯別人”，干脆把人藏起來。

時間久了，周遭的竊竊私語，漸漸像筑成一道無形的門檻，將許多視障者困在了門內。

比思想枷鎖更具體的，是客觀條件筑成的“隱形墻”。

彭杰至今記得一次叫車經歷：當時他沒認證視障身份，想以普通乘客乘車。結果司機停穩后看清他的狀態，沒等他拉車門就脫口而出“你一個盲人還自己出門？太危險了，我擔不起這個責任”，說完便取消訂單便開車離去。

“那時我特別憤怒”，彭杰說。可他反映了多次，平臺也沒辦法，只能讓他認證“視障”身份后，稱通過特殊通道派司機來接送。

可即便后來他認證了視障身份，司機提前知悉情況，烏龍仍時常發生——司機到附近后，總會在電話里下意識問：“你身邊有啥建筑？我打雙閃呢，你看見沒？”

一位開了10年出租車的師傅坦言，自己不愿意接單獨出門的視障群體，因為太麻煩，“地圖定位精準度就100米，前后范圍200米，乘客說不出周圍特點，我咋找？萬一單行道錯過了，還得繞一大圈，不如不接”。

圖 | 也正是因為這些經歷，彭杰喜歡打“蘿卜快跑”，并坐在副駕駛，他覺得圓了自己有“私家車”的夢，因此他每天都坐蘿卜快跑上下車。

更深層的困境在于，這個社會本就是為健視人打造的，從一開始就沒把他們的需求考慮在內。

蘿卜快跑的產品經理唐鳳坦言，自己進入這個行業多年，直到去年所在的產品團隊刷到盲人博士生黃鶯的視頻，大家才第一次意識到“用戶里還有視障群體”。視頻里，黃鶯吐槽乘坐蘿卜快跑時，因看不見輸入框、沒能及時輸手機后四位密碼，導致訂單超時車輛開走。

那之后，蘿卜快跑著手推進視障出行體驗改良，可行業內相關經驗幾乎為零，團隊成員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做開發。

既然“出門”這么難，為什么視障群體還要一次次往外走？

劉文雅的答案很直接：“只有出門，才能打破健視人的誤解。”

北漂租房時，中介好心給她找了好幾間沒窗戶的便宜房，理由是“你看不見，有沒有窗戶都一樣”。她愣了愣，耐心解釋：“我只是看不見，但我需要陽光，和所有人一樣。”

彭杰也常遇類似“善意”：買手機時營業員直接遞來老人機，買衣服時被推薦最便宜的款式，理由都是“反正你看不見”。

“這些誤解都是因為沒接觸過我們，”彭杰強調，“不出去讓大家看見，誤會永遠不會消失。”

出門更是為了擁抱“本不該被限定”的可能。

就業上，視障人士常被局限在推拿、算命等少數行業。

彭杰10歲時，家里人急著給他找“出路”，想送他去學算命，“他們覺得‘瞎子就該干這個，好歹能糊口’”；后來他對電腦產生興趣，周圍人又下意識否定：“你眼睛看不見，學什么電腦？”

圖 | 嚴炎的按摩小店，他說很多視障按摩師，一輩子都被困在這樣的小店里，白天在一樓工作，晚上就住在樓上。嚴炎不愿意過著這樣的生活，所以經常會出去轉轉。

對女性視障者而言，路更窄，“在家養到一定年齡就結婚”似乎成了默認軌跡，劉文雅說：“不走出去，就失去了作為人的基本尊嚴。”

更重要的是，“出門”是被看見、爭權益的第一步。

幾個月前，彭杰去辦信用卡，因視障被銀行拒絕，“他們說‘你看不見，用信用卡太危險’”。他沒放棄，找律師咨詢，去銀行溝通，最終通過網上維權成功辦卡，成了那個網點視障領卡第一人。

“現在視障者能參加全國統一高考，能用上無障礙網約車，都是無數前輩走出去爭取來的。”

“如果我們不走出家門，成天躲著，別人永遠不會知道我們需要什么。”彭杰說。

統計數據顯示，中國有超過1700萬視障群體。

毛凡卻輕輕搖了搖頭，對這個數字做了一點糾正，“這是很多年前的統計口徑了，像我這樣前些年才突發失明的人，其實沒被算進去。”

他頓了頓，又補充道，“而且需要幫助的，不只是視障者。”

他說的是實話。中國有9億近視群體在擁擠的地鐵里瞇眼辨認線路，有因生理退化視野受限的老人在景區對著標識嘆氣，也有從鄉村來到城市的人對著智能導航手足無措。

某種意義上來說，他們也是“視力不便者”，也需要幫助。

而且這些群體往往因生理不便，本身就敏感、自卑，最怕的就是“被特殊對待”——那種帶著憐憫的、大大咧咧的幫助，反而會讓他們更拘謹。

他們真正需要的，是潤物細無聲的支持，是不用刻意解釋就能自在享受的便利。

而科技，恰好能成為這種“隱形關懷”的載體。

就像地鐵換乘口的顏色指引，不用特意標注“盲人專用”，卻能讓視障者通過盲文與色塊定位，也讓高度近視者一眼鎖定線路；景區放大的標識牌，不是為老人單獨設置，卻能讓視障者用讀屏軟件識別，也讓老花眼的長輩不用掏放大鏡。

這種“無差別”的設計，正是嚴炎偏愛使用蘿卜快跑的原因。

圖 | 蘿卜快跑可以自動開、關車門，對許多視障群體來說，便捷度極大提升

“以前出門多靠朋友陪，或者要經常麻煩別人問路，全程把‘謝謝’掛在嘴邊，生怕哪句話讓對方不耐煩，”他說，“可坐蘿卜快跑時，不用刻意解釋自己的情況，不用時刻緊繃著說感謝，反而找回了自在出行的松弛感。”

而彭杰更是在5個月的時間里，乘坐蘿卜快跑超過140次。

圖 | 嚴炎展示如何用AI模型工具充當自己的“眼睛”，通過其內置的識圖功能，他不用再每次要吃藥前，就打視頻給朋友，讓對方幫自己“辨認”藥品名稱了。

彭杰對AI科技的依賴也源于此。“以前別人總說我看不見，這些事做不了”，現在他用網購、出門點菜、認路，依靠語音指令和AI交互就能完成，不用麻煩別人。

這種“自己能行”的底氣，正是科技賦予的。而這份底氣，又漸漸轉化成了更具體的期待。

毛凡有時會暢想：“如果以后能有外部接口，把攝像頭捕捉的畫面傳進大腦，我們是不是也能‘看見’藍天和綠樹了？”

嚴炎的期待則更接地氣：“希望蘿卜快跑能開到更多城市，我想去成都吃火鍋，去西安看城墻，坐自己叫的車逛遍全國。”

這些樸素的期待，也曾將產品經理唐鳳從惶恐中拉出。

在蘿卜快跑第六代車無障礙功能上線前，唐鳳擔心設計不貼合需求；直到一位視障體驗者反饋“謝謝你們用平常心對待我們”，她才松了口氣，在她看來，“最好的科技，是讓人們察覺不到‘無障礙’的存在，卻能在需要時實實在在享受到便利。”

說到底，每個人都有平等享受城市發展與尊嚴的權利。

而科技的溫度，正在于為這份權利筑牢支撐，讓每個生命都能在包容的世界里，自在生長，滿懷期待。

十年前，我曾陪另一位視障朋友走過武漢的街道。

圖 | 當時我們在武漢盲校里

記憶里最清晰的，是他手中盲杖敲擊地面的“嗒嗒”聲，像在陌生世界里試探節奏。

我走在他身側，眼睛緊盯路面，遇到臺階要提前說“小心，有臺階”，看見來車趕緊拽住他的胳膊。他有些無奈地說：“沒有健視人的陪伴，我沒辦法出門。”

十年后重走同一條路，許多細節發生變化。

城市盲道不再被雜物占用，路口有了語音提示紅綠燈，手機里的導航能精準到“前方右轉”。

但我也清楚，改變還不夠——仍有許多視障者出門需要家人陪同，他們依舊深陷在外界的誤會里。

幸好越來越多力量投入其中。

嚴炎說，20多年前，他的活動范圍僅限于公交能到的地方，“那時候覺得武漢太大了，走不完”；現在，他能坐蘿卜快跑去江灘、去東湖，去以前不敢想的地方。

“蘿卜能到的地方，就是我的自由邊界。”他笑著說，希望這個邊界能再大一點，大到裝下所有想去的城市。

10月15日的國際盲人節，從不該只是一天的熱鬧。

它更像一面鏡子，照見城市的包容度，也照見每個人是否愿意多走一步：設計產品時多問一句“視障者能用嗎”，規劃道路時多留一條暢通盲道，遇到視障者時多問一句“你需要什么幫助”，而非想當然地“替他決定”。

就像毛凡說的：“我們不需要被憐憫，只需要被看見。”

這十年，我們打開了一扇門，門后是視障者渴望的“出門自由”；未來，愿這扇門越開越大，讓每個生命都能在陽光下，自在走向想去的地方。

（應采訪者需求，部分采訪者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