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國之所以為王國

新聞是一門生意，一門特殊的生意——至少在美國是這樣。

至今仍印在《紐約時報》頭版頂端的那句口號“發表所有適于發表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如果你仔細琢磨一下，會覺得它在某種程度上意味著“提供所有我們認為有價值的消息”。

密布在各地的記者們每天忙忙碌碌地采集事件的原料，一分鐘數百萬詞，經過他們自己文字的加工，匯聚到紐約總部的14層高的“材料工廠”，排版后制成帶有特殊風格的報道，然后在“紐約時報”這個品牌下按標準化的定價出現在公眾面前。

成就《紐約時報》世界性聲譽的業主阿道夫·奧克斯自身就是一個商人。作為一個一度15歲就退學、從小報館的排字間里擦地板干起的報人，他的成功依靠的是不可思議的經營意識，而不是新聞自由的理想。

他是一個不抱幻想的中間派，愿意和所有集團做生意而盡可能少地觸犯別人，對它而言新聞是一種不帶偏見、可靠、干凈的商品，而不是拿來鼓吹政治社會改革或擁護哪一派主張的工具。

他曾明白無誤地說過，他從來不懷疑消息可以是一種耐用的有銷路的商品。在1896年收購瀕于倒閉的《紐約時報》后，正是依靠著自己的過往經驗和商業直覺，他才成功地使那些見過世面的紐約人接受了經過他重新定位（加上并非不重要的重新定價）的這家報紙。

當然，作為一個杰出的報人，如果到后來還僅僅將他視為是商人，似乎顯得有幾分貶低他的意味，畢竟當報紙強大到足以選擇和拒絕廣告商時，他會刪掉廣告以騰出更多版面給重要新聞，“錢商必須待在他的圣殿之外”，這一點他是毫不含糊的。

“真相，對于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紐約時報》

不可否認，在《紐約時報》內部，長期以來也有一種揮之不去的理念，即“認為《紐約時報》不是商業公司，而是一種使命”，但有時也正是這種信念幫助它在商業上獲得更大的成功。

且不論這本身也是一種精明的品牌管理策略，奧克斯顯然足夠頭腦清楚地意識到，《紐約時報》那種看上去中庸、老套然而可靠、公正的風格會受到這個國家的主流精英的青睞，他們需要的不是政治說教或娛樂小報，因為和奧克斯本人一樣，他們是遵紀守法的好公民。

多少年來，《紐約時報》之所以能成為美國社會秩序的圣經，正是因為它秉持著不偏不倚、超然冷靜的態度。與中國人常常贊賞的那種“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的報人形象不同，奧克斯不欣賞自己的報上出現尖銳的批評，除了社論版外，新聞欄目不打算表達任何意見——盡管你可以說這在客觀上是不可能的，但它至少的確是努力試圖這么做的。曾任該報的主編的伯查爾有句名言：“駐外記者應該是太監。”其意無非是說，記者應該對事實之外的東西無動于衷。

新聞自由的信念與商業經營上的品牌定位，都體現在奧克斯的那個信條之中：“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懼也不偏私。”新聞部里那些自豪和自大的編輯記者們，有時過分認真地從一個側面來理解這句話，仿佛為了核實一項事實而打電話去柬埔寨，只是新聞人的職業道德而無須花錢。

雖然來自廣告的收益是該報所有其它收入總和的三倍，但新聞部里那些高高在上的編輯記者們堅信，新聞是“目前你不知道但應該知道的、有意義的事件”，他們才是報社的靈魂，他們不僅會毫不在意地擠占廣告版面，而且不惜為了自己的正義感去得罪廣告商——無論他們是生產了毒害人健康的煙草還是影響了城市天際線的丑陋地標建筑。

“半真半假也是謊言。”

——《紐約時報》

不過，這兩者其實也并不像表面上看上去那樣矛盾，因為崇高的新聞理想和榮譽感，換個角度看，可能跟一心想把產品做好的工人職業道德無甚區別，在客觀效果上都是保證了產品的質量產出，最終提升了品牌價值。

在中國，“商業化”（有時再加上“過度”二字作為前綴）通常是個貶義詞，“有償新聞”或“媒體商業化”更仿佛是對它們放棄新聞理想和墮落的明證，因為在近代以來中國媒體似乎更多地被賦予“正確引導人民”的角色，辦報是與其說是商業經營，倒不如說是政治實踐。

要說那是“壞的商業化”，那么《紐約時報》至少也讓我們看到一種“好的商業化”——在自由競爭的市場體系下，堅守自己的風格定位，為溫和的中產階層提供不偏不倚的新聞和評論。

僅僅說“《紐約時報》是過去和現在永恒的混合，是一個中世紀的現代王國，有它自己的私法和價值”，那不完全公正，因為在市場機制下，它之所以能生存下來，正是因為有那些需要這一類報紙的讀者存在。《紐約時報》固然不可避免地影響和塑造了這些讀者，但如果沒有這些讀者，它在一開始就不可能存在，更不必說發展壯大了。

如果說這是一個王國，堅守著原先那套古板保守的價值觀，那是因為這么做確實有其必要。1960年代時，曾有一名廣告主向其代理公司揚·羅必凱的老板咆哮：“你手下有200個人，可多年來給我做的廣告都沒什么改變，你養這些人是用來干嘛的？”對方平靜地說：“就是為了防止你改變廣告策略。”

的確，改變并不必然是一件好事。然而，在1960年代的美國，《紐約時報》之所以面臨那么大的變革壓力，是因為它原先所奠基于其上的那個社會本身已發生了劇烈的變化——1960年代以后的美國社會，幾乎在各個層面都變得和之前不一樣了。

對這家報社而言，這既有內部的價值觀更替（老人擔心它丟掉了好傳統，年輕人則覺得傳統成了累贅），也有社會變革和政治沖突的現實所帶來的壓力（此時對風起云涌的民權運動僅只冷靜旁觀是不得人心的），以電子化和無人化為特征的新技術為核心的復雜挑戰，也有文化趨勢造成的新需求——在眼花繚亂翻新的多元文化時尚面前，《紐約時報》的可靠就變成了乏味的同義詞。

它缺乏對新興生活方式和時尚的關注（但媒體總要“滿足商業對新的面孔、時尚、愛好、怨恨的渴望”），排版上也只是在極重要新聞時才發慈悲地配點照片；新聞欄目往往不是適合快速閱讀的尖銳寫作，而是冗長無聊的事實記錄。人們把它稱為“灰衣女士”（the Grey Lady）并不是偶然的——根據老派英格蘭人的信條，好女人都是天生缺乏性感的。

王國與權力 : 震撼世界的《紐約時報》

[美] 蓋伊·特立斯 著

張峰 / 唐霄峰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7月第一版

蓋伊·特立斯之所以能在《王國與權力》中把這種沖突描繪得如此可信而生動，原因之一當然在于他本人就是一個《紐約時報》人——在開始寫作本書時，他從送稿生做起，已在這家報社呆了11年之久。

不過，與他所描述的《紐約時報》缺乏可讀性的新聞風格不同，書中的群像式的描寫給人印象甚深，不免想起該報的另一位著名記者哈伯斯坦在《出類拔萃之輩》中的文筆，讀起來介于小說和社會學之間，甚至懷疑人物特性是否過分鮮明了——因為現實有可能更復雜。作為當時非虛構寫作的先鋒作家，他也具備這群人的共同特質：由于過分真實，因而擅長冒犯。

當年《紐約時報》對這本書的書評，倒并未因它將報社描述為“一頭纖弱敏感的怪獸”并刻畫了內部的權力斗爭而動怒，甚至在面對別人的批評時，它也像批評報道別人時那樣不帶感情色彩。

當然，公平地說，僅僅把那種報社內部的爭執視為某些個人的權力斗爭，恐怕也是不嚴肅的。

固然，報社內部的不同機構往往像一個個辦公室王國，然而這卻是任何一個大型組織所不可避免的現象，而且，也正是這種獨立性促進了繁多的競爭（盡管不是所有的競爭都是健康和必要的），并容納了多種彼此沖突的觀點，新聞版和社論版、編輯部和廣告部之間觀點歧義，甚至互相拆臺，它不強求“統一思想”。最后這一點可能是許多人所難以理解的，而這卻正是美國政治的核心特征，正如國會參眾兩院往往公開和總統唱反調。

說起來，這家報紙本身，對美國國家而言也是個小小的內部王國，自認享有不可侵犯的自治權。當它不顧政府高層的不快，在越戰最激烈的時刻派記者采訪河內時，國務卿臘斯克含蓄（他只能做到含蓄這一步）的施壓也未能讓它屈服——在海灣戰爭之后，這種情景在美國新聞界多多少少已成往事。

如果說內部王國的存在造成阻隔和內斗，那么在好的一面，它也帶來獨行其是的自由；這確實是“權力”，但歷史也一再證明了孟德斯鳩那句名言：“為了防止濫用權力，必須用權力遏制權力。”

*紐約時報上海分社百年，發一篇舊作，原刊2016年10月24日《三聯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