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慶檔音樂節復盤: 超60組流量扎堆，誰才是帶票之王？

繼五一檔后，流量藝人在國慶檔音樂節的比例進一步升高。

回望整個國慶檔，從第一日開始，音樂節相關話題便頻繁登上社交平臺熱搜前列，尤其是“xx音樂節首秀”成為高頻詞，部分音樂節品牌更一度成為熱搜常駐嘉賓。

當演員、偶像、綜藝人、網紅等不同賽道的正當紅流量集中跨入音樂節，甚至成為陣容主導時，音樂節也迎來藝人的結構性變化。與此同時，音樂節演出在接受高流量洗禮的同時，也面臨著隨之而來的冰火兩重天局面。

流量藝人“圍攻”音樂節

相較于前兩年，今年國慶檔稱得上是音樂市場難得向好的旺季。

根據燈塔專業版數據顯示，國慶檔期間，超過40個品牌、152場音樂節在全國各地落地，其中不乏國風、電子、說唱等垂類音樂節，甚至還涌現出不少新的音樂節品牌。

細分之下，我們也能夠看到，今年的國慶檔中，演出陣容中流量藝人的含量也呈現出高占比趨勢。

根據音樂先聲不完全統計，包含長短劇演員、偶像、短視頻網紅等賽道在內，共計有超過67組流量藝人出演音樂節。其中演員（注：以藝人現今事業重心為劃分標準）跨行或撿起唱跳老本行的含量頗高，共計有30組，如張新成、張晚意、任嘉倫、侯明昊等；而年輕一代偶像，則有ONER、R.E.D、univu5等組合也在音樂節頻繁刷臉。

值得關注的是，除了勞模薛之謙與旗下藝人郭冠廷，以及新晉歌王陳楚生等外，黃子弘凡、ONER、井朧、王翊恩、黃譽博、展軒、卓沅、梓渝則是國慶檔音樂節行程最密集的前十位流量藝人。

不僅如此，部分音樂節也在接軌流量藝人的過程中呈現出“大換血”變局，尤其是新興品牌更是呈現出與傳統音樂節不同的運營模式，整體規劃更加趨向于“流量拼盤”。

比如10月8日舉辦的襄陽國潮音樂嘉年華共計12組嘉賓，流量藝人便占據7席；同樣的，阜陽斑馬音樂節共計9組演出嘉賓，其中6組為流量。在此背景下，諸如短視頻平臺語音廳“聽潮閣”，短劇演員姚冠宇、ABO耽美劇《垂涎》衍生組合Desire4等也成為今年國慶檔“拼票房”的主力新面孔。

同時，音樂節主辦方也在縮小“滾哈”音樂人的占比，流量藝人甚至可單開一日，也足以支撐票房。比如寶雞銀杏音樂節三天演出中，流量藝人占據40%以上，僅10月3日為“正統”音樂節陣容。類似的還有太湖灣音樂節、銀河左岸音樂節、元氣森林音樂節等也是如此。

而從單日演出的流量藝人數量統計來看，10月2日銀杏寶雞音樂節、10月3日蘇州元氣森林音樂節、10月4日常州太湖灣音樂節，分別以單日匯聚10組并列拔得頭籌；多場共計方面，共有17組流量藝人出演的三日常州太湖灣音樂節則位居榜首。

一個比較明顯的變化是，相較于此前多以“大雜燴”式的演出陣容排列組合，今年多場次的音樂節按照不同風格來劃分演出內容的做法也更加普遍化；而部分單日場音樂節，雖然避免不了雜燴陣容，但多以“音樂嘉年華”名義舉辦類音樂演出。

事實上，非專職音樂人勇闖音樂節賽道早已不是新鮮事，早年有如張曼玉登上草莓音樂節舞臺，如今也有如張藝興這般下場成為音樂節主辦方，而更多流量藝人的入局，某種意義上也在為這個市場注入更多破圈流量。

但同樣不得不承認的是，音樂節也的確在被允許淪為流量藝人的“粉絲見面會”，甚至深陷為了圈錢喪失專業性的口碑危機。

流量藝人與音樂節的雙向奔赴

客觀來看，流量們的“入侵”，在當下恰恰是一種雙向奔赴的的結果。

自2020年以來，歷經低潮到井噴、過度飽和，音樂節陣容同質化、藝人秀費陡增、票房難以覆蓋成本等現實焦慮愈發嚴峻。即便音樂節演出逐漸下沉至三四線城市開外，與文旅合作節流開源，但在極致的內卷下，因“不可抗力”延期、取消的現象依舊普遍。

因此，為了刺激票房、增強陣容吸引力，乃至拉高品牌贊助合作，不少主辦方也越來越傾向于打流量牌。某主辦方曾透露，一位粉絲粘性頗高的非頭部流量演員，不亞于半個薛之謙的號召力，“基本能夠給票房保底一半左右”。而流量頻頻入局音樂節，也為市場帶來了更多跨圈層的關注度與話題度，算是一種優化演出陣容、刺激票房增量的賣點試驗。

可以看到，不乏本身懷揣“歌手夢”且出身科班、但最終從事其他賽道的流量藝人，其實與音樂節舞臺并不違和。典型代表如男團出身的侯明昊、曾舜晞以及音樂劇專業出身的張新成，其中張新成的《莎士比啞》也經由音樂節舞臺頗受好評，在短視頻平臺掀起翻唱、翻跳Challenge。

再如黃子弘凡、王翊恩、井迪&井朧等同樣擁有不俗音樂基礎，但因通過影視、綜藝、短視頻神曲等非專業身份得以“飛升”成功的年輕藝人，也借音樂節舞臺打破刻板印象，以專業音樂人身份被熟知。當然，類似于ONER、XG等天然被冠以“偶像歧視”色彩的年輕偶像藝人，也不乏因音樂節舞臺逆轉口碑。

隨著“哈人”打破每逢音樂節必搖滾、民謠為主的類型標簽后，不管是演員還是偶像組合，亦或是相聲演員、綜藝咖等，音樂節的舞臺都在間接成為一方集宣傳曝光、打破圈層、吸引新受眾的錨點。

之于非專業出身的藝人而言，這不僅僅能夠得以分得一塊短期快速變現的音樂節蛋糕，同時也無疑能夠拓寬知名度和職業路線的未來可能性。因而也能看到，越來越多的流量們愿意“首秀”音樂節，乃至成為音樂節的演出常客。

音樂節創“新”，要用好流量

不過，在演出市場火熱的東風下，不管是主辦方還是藝人方，都有些操之過急，或者說還沒想好怎么用好流量。

畢竟，絕大多數的流量們都難以撐起一場多達40分鐘的全開麥乃至唱跳俱佳的音樂演出。客觀來說，即便不少藝人或多或少擁有音樂學習基礎，但由于大多本職并非專業歌手，仍然存在著一定的能力不足，宛如KTV水準、音樂審美翻車等也是無法回避的問題。

甚至，哪怕有些跨界藝人本身發行過單曲、專輯或是網絡熱歌，但往往囿于缺乏 大眾金曲，這也導致翻唱華語經典也成為了他們出演音樂節的首選，諸如陶喆、王力宏、方大同等歌手的作品都是翻唱的熱門選擇。比如張晚意國慶檔兩場音樂節的演出歌單大多為不同的翻唱曲目，其中《我們的歌》更是因其“一身正氣”的方式演唱情歌造成的反差感，在短視頻平臺出圈。

而流量藝人登陸音樂節多為近兩年的初次嘗試，“首秀”也成為今年音樂節市場的一大焦點，尤其是流量首秀的帶票能力更是證明了粉絲經濟足以”救市“的可能性。但同樣的，市場上也出現了部分藝人團隊坐地起價、獅子大開口的現象，令主辦方叫苦不堪。

比如10月2日，高位熱搜“藝人音樂節坐地起價”事件便是如此。據N次方揚州棗林音樂節發布的聲明顯示，某青年表演嘉賓團隊在首秀演出推進約兩個月后，以“合作條件不匹配”為由要求提升合作價格，在被拒絕后又以多理由稱如若主辦不同意，便只能延期或取消演出。

這種現象也并非孤例。去年，音樂先聲在與部分音樂節主辦團隊的交流中便了解到，作為“新招牌”的流量藝人在官宣前夕變卦常有，不乏以透露某一主辦方邀約價位“挑起”主辦方之間的競拍加價，乃至推進過程中臨時加價。而這種存在法律、政策管控漏洞的情況，也間接助長流量們成為音樂節高成本投入的因素所在。

對音樂節市場而言，“流量至上”的質疑也無法回避，身份危機愈演愈烈。畢竟，只顧流量性，舍棄本該是核心的音樂性、專業性，音樂節也不免陷入高成本、高票價、高風險的惡性循環之中。

與此同時，我們也看到，在8天國慶檔中，關于藝人番位、超時與否、藝人待遇、位置等爭議事件頻發，甚至不乏掀起粉絲線上罵戰、線下扯頭花，多地音樂節也深受超前夜排、粉絲圈地、代排代跑、大型應援等飯圈文化的蔓延影響，這些也同樣在改變音樂節的消費場景。

比如10月2日的常州太湖灣音樂節，吳青峰粉絲與陳楚生粉絲因超時掀起罵戰，矛盾焦點在吳青峰是否存在超時導致陳楚生“沒有時間安可”；無獨有偶，在10月4日的寶雞銀杏音樂節Desire4粉絲與展軒粉絲、同一天的蘇州元氣森林音樂節任嘉倫粉絲與侯明昊粉絲也同樣如此，甚至出現粉圈要求主辦方、藝人方道歉的集體維權風波。

說白了，音樂節創“新”，首要問題便是處理流量藝人、粉絲經濟與專業演出之間的“平衡。稍有不慎，便存在因熱度、利益而消耗行業口碑、信任乃至向上繁榮的風險。

結語

在內卷之下，音樂節卷陣容的流量博弈本質上無可厚非。

畢竟流量藝人、粉絲經濟都不是原罪，流量們的演出也的確為音樂節市場帶來了可行性較強的跨界合作。只是短暫的熱度井噴，如何惠及音樂節品牌的IP化生，仍有待思考探索。

消費者不會永遠為流量的噱頭買單，但卻會對一場具有專業性、高體驗感的音樂節念念不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