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感嘆：如果思想的頂峰是毛主席，那戲劇的頂峰就是樣板戲！

本文陳述內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贅述文章結尾

那年冬天，北京的夜格外冷。

京劇團排練廳外頭是一地薄雪，汽燈亮了一整夜。

排練廳里坐著一個裹著軍大衣的男人，戴著厚眼鏡，正一筆一畫地改劇本。

有人看見他泡著隔夜的茶水在硯臺里化墨，手邊是一碟花生米。

他不是別人，是汪曾祺。

那時候的汪曾祺，剛從張家口“下放”回來。

之前他在那邊種土豆，還用蘿卜雕花。

據說他能把馬鈴薯雕成牡丹，苦中也不忘“作樂”。

可這次不一樣，他手上拿的不是刀，是筆。

要寫的，也不是小橋流水，是樣板戲《沙家浜》。

這事兒說起來有點反差。

汪曾祺被很多人叫做“寫菌子的大師”。

他的小說里光是描寫食材的詞就比別人整篇文章還多。

他愛寫昆明的雨，愛寫北京的胡同，愛寫高郵的河。

他的散文溫潤，像陳年的普洱。

不吵不鬧，卻能讓人記住。

但偏偏就是這樣一個寫生活趣味的老文人，參與了樣板戲的創作。

那么，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得從更早的時候說起。

1939年，汪曾祺考入西南聯大。

那是個戰火紛飛的年代，搬了三次校才落腳昆明。

汪曾祺帶著一個藍布包，走進了那座臨時搭建的大學。

他聽聞一多講《楚辭》，上馮友蘭的哲學課，后來都成了他寫作的“底子”。

不過他也?！?strong>逃課”，不是去茶館寫詩，就是在街頭寫小說。

體育課曠了，英語考試忘了，成了出名的“補考大戶”。

可就是在那種“散漫”中，他寫出了《小學校的鐘聲》《雞鴨名家》。

沈從文看了他的文章，說了句：“記下來了。”從此，他成了沈從文的學生。

兩人不常說話，但來往頻繁。

沈從文的書桌上，常放著沒喝完的普洱茶和隨手畫的小畫。

汪曾祺從那兒學到了一個道理：文字不能只寫遠方，更要寫人間。

后來進了北京京劇團，是因為單位調動。

他起初并不習慣那里的節奏。

排練廳總是吵，創作組里意見也多。

那時候的文藝創作講“三突出”，什么都要為“主題”服務。

但汪曾祺堅持：即使是革命戲，也不能沒有“人情味”。

《沙家浜》原本叫《蘆蕩火種》，是根據抗戰時期陽澄湖新四軍傷員的真實故事改編的。

這個題材早在50年代就有人寫過，最初是滬劇。

到了60年代末，中央點名要把它改成京劇樣板戲。

那時，樣板戲是“文藝的頂峰”，每一個字都要斟酌。

汪曾祺加入的時候，劇本已經有了雛形。

但他覺得不夠。

他加了環境描寫，加了市井對白，還堅持要寫蘆葦蕩的月色。

有人提醒他：“這個時候，得注意主題，你懂的。

他沒吭聲，只在劇本上寫了一句：“風聲緊，雨意濃，天低云暗。”這十八個字，后來成了《沙家浜》最有名的一句唱詞。

一次深夜排練散場，有人看見他一個人坐在臺口發呆。

問他在想什么，他說：“我寫郭建光夜奔的時候，腦子里老是林沖。”這不是玩笑。

他當真是把傳統戲曲里的意境，硬是嵌進了樣板戲里。

1970年，國慶觀禮。

汪曾祺也在天安門城樓上。

他戴著眼鏡，站在人群里，聽著《沙家浜》的音樂響起。

他沒說話。

有人記得他那天只說了一句：“如果思想的頂峰是毛主席，那戲劇的頂峰就是樣板戲。

這話，后來被很多人引用。

但他說得挺平靜。

他不是那種會高聲吶喊的作家，不在大場面抒情。

他更像一個在城市邊角寫菌子和鴨蛋的人。

但在那個特殊年代，他用自己的方式，留下了一點東西。

他晚年寫過一篇文章，講《沙家浜》的劇本創作。

他只輕描淡寫提了一句：“設計蘆葦蕩布景時，腦子里是沈從文寫的湘西河汊。”就是這句，把整個過程的分量拉了回來。

1964年，《沙家浜》正式上演。

那年年底，劇團在北京演了二十多場，場場爆滿。

到了1970年，樣板戲成為全國文藝的主流，《沙家浜》也成了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但沒人知道，那個在后臺改唱詞的老頭，后來再也沒寫過劇本。

他回去寫小說了，繼續寫北京的修鞋匠，寫昆明的菌子，寫高郵的老河道。

再也沒人叫他“劇作家”。

• 參考資料：
• 崔左夫，《血染著的姓名》，上海文藝出版社，1958年。
• 劉飛，《火種：新四軍陽澄湖抗戰紀實》，人民出版社，1961年。
• 張炯主編，《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選評·現代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年。
• 汪曾祺，《關于〈沙家浜〉》，載《汪曾祺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
• 中國國家京劇院編，《樣板戲資料匯編》，文化藝術出版社，198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