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天上”擲到地上：林豆豆的三次自殺

▲在《空軍報》任編輯時

的林豆豆

從“天上”擲到地上：

林豆豆的三次自殺

作者｜官偉勛

選自｜《我所知道的葉群》

出版｜中國文學出版社

版次｜1993年5月版

圖源｜網絡

編輯｜策山

（本文約1.4萬字）

林豆豆之一

在毛家灣時期，我跟林豆豆基本上沒有接觸。

我只見過她二三次。一次是圖書室初具規模后她來過一次，怯生生的，走馬觀花地轉了一圈，問我有沒有《千家詩》這本書，我說沒有。她來去匆匆，像怕被什么人看見似的，很快就走了，以后再也沒來。

那時她在《空軍報》社工作，我以為她經常下部隊轉，沒時間來，“9·13”后才知道，不是因為沒時間，而是因為她跟葉群間的關系一直很緊張，所以凡是葉群調來幫助工作的人，林豆豆均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以免招惹是非。

另一次見到林豆豆，是林彪接見我那一次，她和林立果都在走廊頭上站著。

林彪一家

還有一次就是間接接觸了。

那是1969年春節前后，我剛進毛家灣沒有幾個月。有一次，林辦秘書李××帶著兩篇文章到我住的小后院來說：“這是豆豆最近寫的兩篇文章。你是專家，葉群主任說讓送給你看看，請你給提提意見。主任說，處長不要客氣，大膽提，還希望你今后多在寫作上給豆豆一些幫助。”

說實在的，我從來也沒把自己看成“專家”，也深知林家一女一子當時在我們空軍的“崇高”地位。那時候正是“不可分”論最猖獗的時候。所謂“不可分”，就是毛主席跟林彪不可分；江青跟毛主席“不可分”；葉群跟林彪“不可分”。以此類推，林家的子女自然也就跟林彪不可分了。因此，當時的空軍首長，空軍領導機關的—些部長、處長們，對于林豆豆、林立果都是絕對尊重，不敢妄加評論的。

但既然葉群讓看，讓提意見，而且葉群在找我去上課時，又當面提出讓我給林豆豆的作品提意見的要求，我也就只好“勉為其難”了。我客氣了幾句，便將這兩篇東西接過來了。一篇是《井岡山人民想念毛主席》，一篇是《最新最美的人》。都是春節前后林豆豆在江西采訪時寫的，后發表在《解放軍報》上，我仔細看了一遍，認為主題好，文字也不錯，但人物寫得單薄，可能與作者深入時間短，對人物不夠熟悉，而又倉促成篇有關。我把這些意見寫出來，附在兩篇作品后面還給了李××。

以上就是我在林辦一年半時間內，跟林豆豆之間的幾次直接與間接的接觸。

然而，由于我的這段特殊經歷，由于這之后幾次震動中外的大變故，使我，也使林豆豆等所有當年在毛家灣待過的人的生活道路，發生了許多意想不到的大曲折、大變動。因而當這些人若干年后意外地再次會面之時，產生一些特有的興趣、情緒與好奇心。當然，也仍有對不幸遭遇心存余悸，因而在偶爾“狹路相逢”之時，是避之唯恐不及的。

我是屬于充滿好奇心的一類。我很想知道當時究竟發生了些什么事。雖然報上有了，文件中也講到了，黨的若干問題的歷史決議也出來了。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當然擁護黨的決定。但對于一些事件的細節，可能由于職業的習慣，我還是情不自禁地總想要知道一些，也總想從中探索一些歷史的教訓。我相信，這也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一直倡導的思想路線，所以我沒有避諱，見了面時，我總想問長問短，想多知道點“內幕消息”。當然，如果人家不愿意談，我們就只好尊重人家的意愿，自覺地決不糾纏了。

1981年12月19日，是個星期六，兩天前剛下過一場雪，天氣奇冷，我的上呼吸道感染，患了感冒，咳嗽得厲害。當時我還住在長椿街北京市衛生局的宿舍，在西郊復興路61號院，報社臨時借的房子中上班。

那天下午，我正在帶病寫時事講話稿，經濟部的一位王同志來到我的辦公室說：“老官，下邊來了個同志要見你。”我說：“請他上來吧。”他說：“他不上來，在那里等你。”

是誰呢？我放下筆站起來，邊想邊下到一樓會客室。推門進去一看，從沙發上站起一位身穿陸軍棉大衣、棉軍服、高個子、黑皮膚、大眼睛的陸軍軍官，他上前一步伸出手：“你是官偉勛同志嗎？”他說話帶點湖南口音。

“你是？”我握住他的手問。

他說：“我姓張，外邊有個同志想見你，你有沒有時間出去見—見？”

他沒講是什么人，看樣子他不想講，我遲疑了一下，便說：“可以。”跟他出了門。一出門，他立即戴上一個幾乎捂住半個臉的大口罩。這個動作引起我的注意，我心中就更加嘀咕是什么人要見我了。

我問：“你從哪里來？”

他說：“河南。”

他個子大，走得又快，顯然不想與我交談。出大門來到加油站前的自行車道上，他便在一位個子不高的女同志面前站住了。

我看了一下這位女同志，她穿一身舊黃色軍棉襖，藍棉褲，黑舊布棉鞋，脖子上圍一條長而寬的白色毛線圍巾，一直圍到鼻子上，只露出兩顆烏黑的眼睛。

我走到她面前，就是這個人要見我？她是什么人？

沒等我問，這位女同志抬起一只手，輕輕地把圍巾往下拉了拉，露出了她的整個臉龐，她淡淡一笑，輕輕地問道：“還認識我嗎？”

啊？是林豆豆！

她不是已經得了精神病，關進精神病院了嗎？她不是已經死了嗎？她不是……一連串的傳聞立即泛上我的腦海。

噢，原來她還活著！

這位當年全國二號人物的掌上明珠，毛家灣大院中唯一的“千金”，走到哪里都被前呼后擁地保護著，當作貴賓接待的人物，如今在寒風呼嘯中，穿著一身舊棉襖，立在街頭。她雖然還只有三十來歲，但比起當年來，顯得更小，更瘦了，干澀的沒有光澤毫無修飾的短發，隨便結了個短辮貼在腦后，面色憔悴，兩顆黑黑的眼珠，深邃而且埋藏著憂傷。

地上到處是殘雪，西下的太陽已毫無暖意，我看著眼前這位當年帥府小姐，孤獨而落魄的神情，“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那首舊詩，驀然涌上心頭。

“你好嗎？”我問她，又補問了一句：“身體還好嗎？”我又上下打量了她一眼。

“還好。”她似笑非笑地說。

她見我又看了看旁邊的那位自稱姓張的同志，便指了指他說：“他就是張清林。”

噢，我心想，這就是傳說中的、在北戴河與她訂婚，后來在審查期間與她結婚的那位醫生了，我伸手再次跟這位張同志握了握手。

張清林、林豆豆夫妻

“你現在在哪里？”我問。

“在鄭州。”

“這次來北京是——？”

“來看病，順便辦點事。”

“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一個熟人家里。”

這個回答顯然是有保留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完全可以理解她的謹慎，因而毫不介意，也就不再問了。

“聽說你在《中國農民報》，還看到你寫的文章，今天路過這里，順便來看看你。怎么樣？還好吧？”她說話還是那么從容，冷靜。

我告訴她我在這里很好，并簡單地告訴她，我轉業到重慶，調回北京的經過。

她苦笑了一下說：“你還是不錯的。當時我就對王××說，官偉勛這個人還是能看出葉群的一些問題來的，你早早離開了毛家灣，離對了。”

“你知道你是怎么離開毛家灣的嗎？”她問我。我說我不知道。

“你還不知道？審查我的時候，專案組讓我交代過你是怎么離開毛家灣的。還就是×××讓我交代的。你沒聽說？”

我說我一點也不知道。

“都是葉群搞的，”林豆豆說，“葉群不是讓你搞文物來嗎？你不愿意給她搞，還跟別人說了，是郭××向葉群匯報的。葉群一聽就火了，把你趕走了。我那時候不在北京，回到北京聽秘書說了，我就對王××說，官偉勛這個同志不錯，他還能看出些問題來。當時我們很想找你談談，安慰安慰你。又怕你把我們說的向葉群匯報，就沒敢找你談。這些事都在交代材料里寫了。”

我聽她這么一說，很高興我曾懷疑過，搞文物是導致葉群趕我出來的原因，但僅僅是個猜測，沒有證據。今天一聽，果然如此，而且她早在七八年前就已經向組織上寫了這份證明材料，所以我不但高興，而且很感謝她能如實提供情況。

“還有個事你不知道吧？你從林辦回來后，家里的一些人要抓你。說你一定在上邊犯了錯誤。他們來找我打聽，問你出了什么問題？想整你。我讓王××告訴他們，說你在那里干得挺好，是因為工作需要回來的，他們才沒整你。”

有人可能趁機整我，我是想到了，卻沒想到豆豆為我說了話，保護了我。整，倒是沒整，對我的使用和任命卻造成了影響。在“文革”期間，許多人飛黃騰達，扶搖直上，我一直蹲在1960年的任命與級別上，一動未動。但后來看，這也未嘗不是好事，所以我對誰都不恨。

我們三個一直站在馬路邊上談著。也不知是因為天冷，我出來時沒穿大衣，還是因為突然遇到這位傳奇般的風塵孤女，心情激動，所以我感到有些渾身發冷。也快到下班時間了，我還要回去收拾收拾，寫完我必須寫完的時事講話稿。林豆豆大約看出我的心情，就說：

“再見吧。”

我問她還要在北京住多久？她說還要住幾天，辦完事再走。她沒有說什么時候再來找我，也沒說讓我到什么地方找她們。她不講，我也不好問。我考慮到這次見面后，不知還能不能再見面，也為她今后的前程擔心。我想，她難免還會遇到許多曲折與坎坷，我考慮再三，覺得還是應該對她說說我對當前形勢的看法，希望她對自己的前途，能有信心，希望她能繼續堅強地活下去。

在分手之前，我告訴她：“我看現在的路線政策是正確的。早就該把全黨的工作中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了。我們國家只會更實事求是，更民主，更講法制，這個勢頭不可能逆轉的，我們應該對未來充滿信心。”

她靜靜地看著我，靜靜地聽著。她沒點頭，也沒搖頭，她是個看問題很敏銳的人，后來我曾猜想，她當時一定在想我為什么突然向她講這些話。等我說完，就跟我握手告別了。

時已黃昏，西下的太陽已淹沒在一片陰霾中。我望著他們兩個遠去的身影。逐漸在暮靄中消失。遠了，我才看出，她的腳有點跛，走得慢而且吃力。心中不由泛起一種憐憫之情。她一會兒被說成“9·13”的功臣，一會兒又被說成“林彪留下來的釘子”。真難想象這個弱小身軀的心靈，承受了多么巨大的壓力！

不錯，她現在過的生活，跟一般群眾的生活相比沒有什么大的不同，但是，她的“落差”畢竟是太大了。她是從高空完全被動地被突然擲向地面的，落體加速度，她竟然沒有粉身碎骨，而且堅毅地活下來了！

這有多么不容易！

林豆豆之二

沒想到，五年半之后，她又來到了北京。1987年7月14日，一個星期二的晚上，我剛從東郊報社開完編委會回到家中不久，為去北戴河參加一個會議做準備時，她突然來訪。我沒想到，這位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現，來無影去無蹤的傳奇式的人物，居然知道我的新居。

她穿一件普通的的確良白上衣，藍褲子，黑色圓口布鞋，那天正下雨，她的鞋和襪子都濕透了。進屋后，我愛人找出一雙布鞋給她。這位當年的帥府千金，在接受別人饋贈照顧時，純樸得從不知道說句什么客氣話。我從北戴河回來后得知她是重感冒臥病在床時，曾送去些點心飲料之類，她也沒有一句客套話。

她告訴我，她這次來京是為了治病并落實政策調回北京分配適當工作的。她說有希望解決。

1985年的林豆豆（劉偉欽 攝）

從神情上看，比五年半前相見時，已經可以發現一些明顯的變化。她說話比較流暢了，偶爾也有點笑容。從初步交談中，我獲悉她曾得到不少老同志的關懷幫助。她這次能在中央某機關招待所住下就是某位很有名望的老同志關照的結果。

從她的談話中我還知道，中央某機關對她的態度還是不錯的。雖然還沒有考慮接受處理她的問題（像她這樣的人物沒有高層領導的指示，中央機關工作人員是不會過問的，這雖不能說是正常的，卻是可以理解的），能讓她在這里住著，就已經很不錯了。

林豆豆告訴我，她上次來京時，親戚朋友都不敢見她，像躲避瘟疫一樣躲著她。這次好多了，許多人不再像上次那樣害怕了，敢見她了。

這是些小小的變化，但決不可小看這些“小小的變化”。由于她的特殊身份、特殊地位，就使她具有一種政治氣候測試儀、溫度表的作用，她的環境、處境的變化，反映了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進步、理智與健康的新趨向。

還好，她這次來京奔走、申訴，終于有了結果。她給中央領導同志寫了信，中央領導同志很快就做了指示，指示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找她談話，幫助她解決問題。

現在，她和她愛人張清林的工作問題，他們遷回北京的戶口問題，都已在中央有關部門的關懷下，基本得到了解決。

由于她在奔走期間，恰好多次經過我所在的地方，所以使我有機會了解了若干我一直不了解的問題。她談的一些情況由于都是第一手材料，是耳聞目睹的一些事情，所以我想，我把它記錄下來，對于后人了解這段歷史，也許不無用處。

罕見的母女關系

1974年“批林批孔”一開始，林豆豆服藥自殺，對于這個剛剛30歲的帥府千金來說，誰也難以想象，這已經是她第三次自殺，第三次死而復生了。在這之前林豆豆已“死”過兩次，一次在1964年，一次在1968年，這兩次都是與葉群有關，尤其是第二次，是由葉群一手逼成的。

1964年林豆豆整20歲，又是名牌大學“北大”的學生，這本應是一個人生命旅程中最充滿活力最富于美好幻想的時期。然而，回到家便被圈在高高圍墻之內，在母親嚴厲管教之下，長期處于與人世隔絕狀態，沒有朋友，沒有常人所有的社交活動，尤其在聽了父親對黨和國家所發的一些令人沮喪的議論后，這位正在妙齡的少女卻第一次萌發了輕生的念頭，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由于發現及時，因而使她的生命得以延續下來。

葉群、林豆豆母女

1968年這一次，葉群將林豆豆毒打得最慘，打得死去活來。由于豆豆從小性格內向，倔強，不肯屈服，又不肯講話，葉群就更加惱火，越打越很。狠到先是拳打腳踢不過癮，不解氣，竟狂暴到揪林豆豆的頭發。把林豆豆關在黑屋里，一關三天，不給吃的。這些情節，不僅豆豆自己跟我講過，原林辦秘書也給我講過，說：“葉群心狠手辣，在養蜂夾道打豆豆那一次，把豆豆的頭發都揪下來了，一把一把的，豆豆指著地上的頭發給我看，我抓起一把看，上邊還帶血，我都哭了！”

這是1968年夏天的事。就在這次毒打之后，葉群又來找林豆豆叫罵，讓豆豆開門，不見開門，葉群又歇斯底里大發作，在門外用最臟最下流的語言撒潑地罵，邊罵邊砸門、踢門。罵了很久，不見任何動靜，她感到有些異樣了，急忙命人砸開門，進去一看，豆豆已躺在地上，口吐白沫，不省人事。她這才發現豆豆已經服了大量安眠藥自殺，急急忙忙去醫院洗胃搶救。

豆豆住院期間，葉群對豆豆自殺一事采取嚴密的封鎖措施。除了在場的人以外，嚴禁向任何人傳播。更禁止向林彪透露。

林彪在他這一家的三個人中，最喜歡的是林豆豆。他認為只有豆豆還能給他講點真話，談得來。時間一久見不到，他就想他這個唯一跟他談得來、能給他帶來一些愉快的女兒。他幾次問豆豆哪占了？得到的回答是“到外地去了”。林彪是容易騙的。問過的事，過一會兒他就忘了。這正是葉群肆無忌憚地指使辦公室人員一起說謊騙他的重要原因之一。

林豆豆出院后，葉群把她關在毛家灣，讓她“好好休養”。豆豆想見林彪，葉群怕她見了林彪泄露出她挨打自殺的事，不讓她見。說林彪“又出汗了”，等林彪好了再說。豆豆雖有懷疑，但也無可奈何。

騙林彪的“理由”說得太多了，林彪也不太信得過了。“為什么出去這么久，也不回來看看我呢？”內勤發現，林彪這位全國的第二號人物。“最高副統帥”，想女兒想得竟然拿著女兒的照片掉眼淚。葉群只好再編謊言，說豆豆已經回來，但得了肺炎，怕傳染“首長”，所以現在還不能見，等她好了就來看他。

幾個月過去了，葉群看豆豆恢復得差不多了。她估計不會出現什么難以駕馭的意外事故了，才決定讓豆豆去見林彪，但這次見林彪，卻由她自始至終陪伴著。林彪能見到林豆豆，已經非常高興，很放心了，還沒說幾句話，葉群便以兩個人身體都不好，都應當注意休息為由，結束了這次見面。而且，即使在這短短的會面中，林彪問了幾句話，大都還是葉群代答的。

“關于這次自殺的事，林彪一直不知道嗎？”我問。

“不知道。一直到他死，也不知道。”

使我驚奇的不僅僅是她父親至死都不知道自己的女兒曾遭受如此可怕的折磨，還有林豆豆在講起這件事時的冷靜。

她緩緩而談，沒有眼淚、沒有悲傷、沒有激動。我不由得想，是不是她的眼淚早已哭干了？還是她那已經飽受12級搖撼震蕩的心靈，已經不再能由常情激起波瀾了呢？

葉群為什么對她那樣狠？

葉群這個人，雖然沒有曹操的膽識、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但在學習曹操的“人家哭時他能笑，人家笑時他偏哭”，以及瞪著眼說假話這些方面，倒學得很像。

我進毛家灣不久，在一次講課時，葉群聽著課，便又隨意瞎聊起來。她忽然問：“你看豆豆長得像不像我？”

“像，既像主任又像首長。”

“是嘛，人家都說她長得像我。可是她就是不相信，老懷疑她不是我生的。都是讓‘壞人’挑撥的！”這個剛剛還唉聲嘆氣的女人。忽又“咯咯咯咯”地笑起來，說：“到現在還是個黃花閨女喲！結婚是怎么回事，她還不知道呢！”她突然轉過頭看著我問：“在你認識的人當中，有沒有合適的？給豆豆介紹一個？”

我遲疑了一下，說還沒發現。

她嘆了口氣，說“做個母親不容易。她是我在戰爭年代生下來的。那時候條件很差，生下來才三斤半重，沒法帶，送在老鄉家里養著，后來聽說那家成分不好，嚇得趕緊又要回來了。沒想到能把她養活大。現在又為她的婚姻操心。我們看上的，她看不上。她看上的，我們一了解，又有病。一家子盡是病號怎么行？唉，為了這些事……”

為了這些事怎么了？她沒說下去。

那天上課，她為什么突然談起這些？直到“9·13”事件過去多年以后，在我見了原林辦的秘書和林豆豆時，才解開這個謎。原來，她一方面是為了察看她毒打林豆豆，導致林豆豆自殺的事，是不是泄露出去了？一方面是為了在我們面前掩飾并歪曲她之所以對林豆豆下毒手的原因。

她把她們母女之間政治上、原則上的分歧，在閑聊間說成是為“找對象”有不同的看法引起的。

林豆豆和葉群的根本矛盾是政治上的矛盾。

葉群學生時代在北京師大附中上學，家境比較清寒，那時她還是比較用功的。學習成績還比較好。

全國解放后回到北京。林彪一直有病，正如她經常叨嘮的，她和林彪實際上只不過是“政治夫妻”，生活幾乎根本不在一起。這對于一個養尊處優年華正盛的貴夫人來說，自然是難以忍受的。

不僅如此，這個從小就爭強好勝、不甘寂寞、充滿虛榮心的女人，見當年的同學一個個贏得了更高的榮譽，更大的名聲，她為自己一直是個十一級的干部，充其量不過是個辦公室主任，而深感“不平”，耿耿于懷，難以忍受。她渴望出風頭，渴望獲取更大的權力。然而，她的強烈欲望卻受到了林彪的壓抑。林彪自從進了城，不僅一直在病中，而且一直反對“串門子”，反對交往應酬。他自己閉門索居不肯交游，也不許葉群出去“活動”。這就更使葉群感到“有志難伸”，增強了滿懷的“生不逢時”的憤懣情緒。

好！機會來了。自從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地位日益顯赫之后，水漲船高，狐假虎威，葉群的地位也開始日漸升騰。人們想見林彪見不上。就是個別能見上的也不能不通過她這個辦公室主任。所以她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也就越來越重要了。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她竟趁“大動蕩”“大分化”“大折騰”、黑白顛倒、是非混淆之機，青云直上，達到了她盡管素有野心但也未欲想象的高度，成了中共中央領導核心——政治局的成員。

葉群“既得隴復望蜀”，貪得無厭往上爬時，經常會遇到一個障礙、干擾，就是林豆豆。

林彪出于自己的官場經驗，出于他對毛澤東的“認識”，他一再告誡自己“不要輕易騎上去”；葉群卻千方百計想騎上去。

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拒絕”毛澤東的安排（很難說是真是假），毛澤東說，重要會議你來參加，一般會議可讓葉群代你參加，林不贊成，葉卻求之不得。

在所有這些方面，林豆豆都站在林彪一邊，葉群為控制空軍，控制吳法憲，把一兒一女安插到空軍，并背著林彪暗示吳法憲任命林立果為空軍作戰部副部長，林豆豆為空軍報社副總編，是林豆豆在一年之后跟林彪說的。林彪大怒，熊了葉群，葉群為此大動肝火，臭罵了林豆豆一頓。從此，她更把林豆豆視為她往上爬的“喪門星”“眼中釘”。處處限制，事事挑剔，而且，特別在兩個方面下力氣：一是包辦林豆豆的婚姻，硬是要找一個自己滿意的，認為可以協助她操縱控制林豆豆的人；二是嚴格限制林豆豆跟林彪的接近，以免林豆豆向林彪透露葉群封鎖林彪的、不想讓林彪知道的東西。

“我很想多給他講些情況，開始還可以，后來越來越不行了。”林豆豆回憶起往事，安靜地、不動聲色地談著：“一是葉群限制的越來越嚴，再是林立果知道了也不高興，所以我有時去北戴河看他（林彪），都不敢在那里多住，多住幾天，李××他們就催我走，說再不走，林立果有意見。”

林豆豆、林立果姐弟

“還有就是，你給他講什么，過一會兒他就忘了。忘得干干凈凈。有一次我告訴他一件事，我囑咐他，千萬不要跟葉群講。我剛走，他就忘了。忽然又想起這件事，把葉群叫來問是怎么回事。葉群一聽就知道又是我給他講的。下來又是罵又是打，把我整了一頓。從那以后，我就更不敢給他講什么事了。他記不住。”

在這母女之間還發生過一件更難令人相信的事。

1962年，林豆豆還在上大學的時候，她對我們黨的領導，對全國形勢，尤其對毛澤東本人，由于受林彪的影響，都有了一些否定性的看法。

“我把這看法寫在日記上，關光烈看了我的日記，非常害怕。對我說，你不能寫這些東西，寫這些東西不得了！后來，不知怎么搞的讓葉群知道了。

1966年，葉群趁我到外地去的時候，讓郭××把日記翻出來拿去給她看。只她一個人看，別人誰也不讓看。她看后，從中選了一些，讓郭××找人拍照。拍后，送到北京市公安局去了，然后便把我所有的日記和我的皮包，統統放進廚房爐膛里燒掉了。”

她苦笑了一下，攤開雙手：“多可惜！那年我18歲，你現在讓我再寫，也寫不出當年那個樣子來了。多可惜！現在就看等到哪一天，看看能不能把北京市公安局的那些照片找到了。”

她深深地嘆了口氣說：“要是能找到再看看，該多好啊！”

“辦公室所有的人都參加了騙林彪。有一次，葉群參加政治局會議去了，林彪問她哪里去了，老保姆王淑媛不小心說了真話，惹得林彪大發脾氣，葉群回來把王老太狠狠罵了一頓，還說要趕走她。”

在對待“最高指示”的態度上，母女也是冰炭不容、背道而馳的。

1968年，林豆豆到青島采訪，寫了篇《三下九廠》，在《人民日報》上發表后，毛澤東看到了，因署的名是個化名，毛澤東便查問是什么人寫的，當知道是林豆豆寫的后，毛澤東很高興，在政治局開會時，表揚了這篇報道，葉群當然高興，認為給她露了臉。當毛澤東看到林彪時，又提起了這件事，林彪不知道這回事，弄得很尷尬。林彪回到家里就發了脾氣，問葉群是怎么回事？葉群才把林豆豆寫東西的事告訴了他。他仍很不高興。

林豆豆向毛澤東敬禮

毛澤東表揚了林豆豆后，江青醋勁大發作，親自跑到毛家灣來找葉群，說什么林豆豆那么能干，是不是讓林豆豆（代她女兒）去主持《解放軍報》算了？葉群當然趕緊表示，林豆豆還是個孩子，她怎么能跟李訥比？

毛澤東自從看了《三下九廠》后，通過W傳達說，要林豆豆以后每隔二個月就寫一篇像《三下九廠》這樣的文章。葉群受寵若驚，林豆豆很不愿意寫，葉群卻正好相反，堅持讓她寫，寫了就給安排發表。這樣一來，既可表示她在“緊跟”，她對偉大領袖的“深厚的無產階級感情”；又可把林豆豆支開，減少她接近林彪的機會。

九月十二日，那個難忘之夜

關于“9·13”的報道，已經發表很多了。有的比較真實，有的虛實參半，有的純是云山霧罩恣意胡想胡寫。但是，關于林豆豆在這個神秘夜晚中，對于這一重大事件的基本態度，報道還是比較一致的。的確是她在發現葉群、林立果陰謀活動后，首先通過“八三四一”部隊向中央報告的。

她為了使葉群和林立果的陰謀不能得逞，還向警衛部隊提出了四條措施：一、調一輛大卡車來，把公路堵死；二、砍掉一棵大樹，把路擋住。大家知道，雙峰山的公路不寬，兩側有的是參天巨松，砍一棵很方便；三是調二十名警衛戰士攔截車輛通行；四是封鎖機場道路。

據林豆豆講，她提出這一方案后，當時警衛部隊的負責人認為是切實可行的，都同意了。但是，當林立果、葉群、林彪即將出來上策的緊要關頭，不知什么原因，這幾條措施卻十分意外地沒有付諸實施。當部隊負責人向北京請示時，遲遲得不到答復。當豆豆抓過電話，親自報告情況緊急時，卻從聽筒里聽到一個完全出乎她意料的“指示”，她一聽，氣得把聽筒摔了。這時外頭的槍聲已經響了！

后來以謝敬宜為首的專案組在審查林豆豆時，林豆豆曾講到這一情況，并追問當時電話上為什么那樣回答？專案組警告她，以后不要再提這件事了。

林豆豆是個守紀律的人，也是個實事求是的人。但，有的時候在有些事情上，要求“兩全”還是困難的。

攔截計劃為什么沒能實現？的確是個謎。有一種說法認為，當時負責處理具體問題的人，對林豆豆說的話，不敢不信，也不敢全信，“是不是她們一家子在鬧什么矛盾呢？”這個說法不是沒有道理的。但人們也不能不注意到，當林彪的車子開出之際，警衛部隊還是開了槍的，似乎又說明是相信林豆豆所說的話。

美籍華人黃仁宇在《萬歷十五年》中講過一段話：“我們的政事，注重體制的安定，而不計較對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犧牲少數人，正是維持大局的辦法。”黃先生對中國的許多見解都是很深刻的，這一見解也不例外。不過我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黨中央，總路線一直是堅持實事求是的。事物本身有它的復雜性，再加上主客觀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徹底搞清需要時間，需要條件。關鍵在于盡可能保留任何有價值的歷史資料。這對于我們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建設更高層次更理想的社會，是十分必要的。

從“天上”擲到了地上

“9·13”這一天，對于林豆豆來說，是她一生道路發生天淵之別大轉折的一天。27年倍受寵愛、“敬重”、羨慕的優裕生活，從這一天開始結束了。從此開始了她欲做常人而不可得的非常時期。

不過，這一轉變，總的說來是極其驟然的。但具體看來，還是有個小小的漸進過程。

“9·13”后約個把星期，林豆豆和張清林從北戴河轉移到北京玉泉山，林開始接受專案組審查，專案組的負責人是謝靜宜。開始主要讓她交代的問題是林彪與劉少奇、鄧小平以及周恩來和各位老帥的關系。

不久又把林豆豆和張清林轉到北京衛戍區×師師部駐地。

林豆豆開始受審查時，拒絕交代任何問題。受到反復批判之后，她就采取了另一種態度，大量“交代”林彪說毛主席的一些“壞話”。這些東西送上去之后，專案組受到了批評，林豆豆自然受到了激烈批判，說她這是有意“放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并不許她再交代這類問題。

專案組在開始階段，一般還保持了“講政策”的姿態。伙食也比較好。自從她講了“毛主席身邊也有葉群那樣的人”之后，處境開始惡化。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林豆豆的身份由“9·13”的“功臣”變成了“林彪留下來的釘子”，待遇大變。專案組態度更兇了，看管更嚴了。伙食標準也由“貴賓”而“小灶”而“中灶”而“大灶”。

在形勢越來越嚴峻的情況下，林豆豆寫信給毛主席，要求跟毛主席談話。毛主席把信批給了周總理。不知為什么，周總理一直拖了八個月，才決定找林豆豆搭話。而且不是像林豆豆要求的“個別談話”，而是地地道道的集體談話。除總理外，參加的還有汪東興、紀登奎、李德生、張才千、田維新、楊德中以及謝靜宜等。時間在1972年8月，談話地點在人民大會堂。林豆豆進去時，上述各位都已坐好在那等著。

▲林豆豆和周總理在天安門城樓上

總理一見林豆豆就首先開腔：“你一個小孩子家，胡寫了些什么？我都看不懂。”

總理的這句話，是意味深長的。

“你要找毛主席談，毛主席讓我找你談。我拖了八個月。不過，現在看來，晚點兒也好。”

總理還說：“你也是有錯誤的嘛！空軍給林立果搞了個可以指揮一切、調動一切的‘兩個一切’，不也給你搞了個‘五條’嗎？說什么事事要向你請示，處處要向你學習！”

林豆豆說：“他們搞那個‘五條’的時候我不知道。我一知道，連夜搞了個針對‘五條’的新五條，都是反那個五條的。”

總理問到會的其他同志，是不是有這回事？有人說有，總理說：“那也是一個共產黨員應當做的嘛！”

就是在這次談話時，由李德生宣布，毛主席同意讓林豆豆回空軍“參加運動”，“接受再教育”。同時宣布林豆豆曾擔任副總編的空軍報社，由于執行了林彪路線，停刊兩年檢查。

談話結束時，總理站起來跟林豆豆握手，其他人也站起來一一握手。林豆豆覺得在這次談話時，紀登奎和謝靜宜的態度“特別兇”，便沒跟紀登奎握手，轉身要走。這一細節，被洞察秋毫一絲不茍的總理發現了。總理十分嚴肅地說：“還有一個呢！”林豆豆轉回身來，跟紀登奎握了下手，走了。

豆豆和張清林被分開了。豆豆轉去空軍東交民巷招待所，張清林轉去西山。都由專案人員看守。專案組也換了一批人。要求林豆豆揭發專案組認為有問題的人。林豆豆不肯濫咬亂揭，被扣上了“對抗運動，保護被揭發人”的帽子，遭到大會小會批斗。

這一切只不過剛剛開始。

對于林豆豆來說，雖然從“9·13”以來一直處在“每況愈下”的總趨勢中，但真正極度的轉化，發生在1974年2月的“批林批孔”運動之后。

所謂的“批林批孔”，實際上是為了“批周公”。“批周公”的一個重要“戰略”就是陰謀通過揭發所謂與林彪事件有牽連的人，搞到“周公”的罪狀。沒有怎么辦呢？于是，“發動群眾”猛批，肆無忌憚地“逼供信”等等都來了。一些在總理直接領導下工作過的優秀領導人，像葉劍英、李德生等都受到了攻擊誹謗，一般人就更不用說了。

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林豆豆的處境進一步惡化，終于，她第三次決心結束自己的生命，再次找機會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但她的“理想”并未實現。在搶救的時候，由于她拒絕回答服了什么藥，醫生只好用擴張器硬把她的嘴撬開，插管子抽胃液化驗，把她的喉嚨都戳破了。“三〇一”醫院再一次從死神手里把她拖了回來。

自殺就是“叛黨”，就是“公然對抗運動”，因此，林豆豆回到東交民巷招待所之后，“理所當然”地受到更嚴厲更嚴密的批斗與“管護”。她住的房間窗戶全被封死，她深感渾身缺鈣，要求曬太陽。看守人員回答說：“你曬什么太陽，毛澤東思想對你來說，就是最好的陽光！”晚上，看守人員吵吵嚷嚷說說笑笑，下棋打撲克，使得這個本來就有那么多的問題想不開的孤女，更加徹夜難眠。

后來，由于天氣轉熱，看守人員也受不了了，便允許在糊有報紙的紗窗上挖了兩個洞透透氣。林豆豆每天靠這兩個洞曬曬胳臂，補充身上需要的鈣。

到了晚上，蚊子也利用這兩個洞飛了進來。沒有蚊帳，蚊子“不分敵我”，誰都咬，看守也受不了了，便在地上灑敵敵畏，天天潑。潑在地上蒸發時，看守人員躲出去，大量毒劑侵入她的肌膚，吸入她的肺腑，二十來天后，她全身出蕁麻疹，眼鼻口都腫得張不開，全身開始糜爛，后又發展到腹瀉，憋氣，胃也開始疼痛，并留下了至今尚未痊愈的過敏性結腸炎。在這兩年的審查過程中，30歲的林豆豆，體重只剩下了30多公斤，頭發大量脫落，還掉了6顆牙齒。

有人暗示她趕快給毛主席寫信吧，再這樣下去她就全毀了。而在當時，像她這樣的問題除了毛主席，也沒有人敢再為她說話了。

1974年7月31日，毛主席收到林豆豆的信，做了批示：“解除對林立衡的監護，允許她和張清林來往，她和死黨分子有區別。”政治局也做了決定，送她去農場勞動，并把張清林調往空軍。空軍組織部門還根據上面的指示，決定“批準”林張立即結婚。如果二人不同意結婚，則豆豆去開封，張清林去嫩江，二人永遠不準再見面。面對這一無可選擇的選擇，二人只好“同意”結婚，雙雙來到空軍開封××師農場，養豬，做酒，干零活兒。在這里已不再像在專案組時那樣天天開會受批判了。但由于接觸農藥，使她的過敏癥又進一步加劇。

1975年10月，是林豆豆一生中的又一轉折。這一轉折，使她被迫脫下她從小就看慣穿慣了的軍衣，換上了便服，由此脫離了生她養她、使她一直感到比家庭還溫暖還親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

政治局為她做的轉業決定說：“恢復黨籍、真名，安排一定的領導職務，要大膽工作。”空軍領導機關在向她傳達這一決定時，林豆豆認為難以接受，要求留在部隊，得到的答復是：如不服從，“從十月三十日停發工資，糧票”。這個從來難得落淚的孤女，大哭了一場。其實她還不知道，當時原在部隊工作的所有受林彪牽連的人，統統被轉到地方，而且受到了更為嚴厲的處理。

有關部隊就林豆豆轉業地點，提了三個地方：鄭州、開封和孝感。當時鄧小平同志主持工作，他在這三個地點中，圈了鄭州這個交通最方便也是最大的一個城市。僅從這點上，也可以看到鄧公的厚道。

林豆豆到了鄭州，在一個汽車廠當了副營級的革委會副主任，因為她沒有子女，而且表示不愿再生子女，所以分工她管計劃生育工作。但由于沒有轉業手續，上不了戶口，因而沒有常人所有的購糧本、副食證，也領不到工作證，實際上還是個“黑人”。但比起專案組時，已大不相同了。

好景不長，1976年5月“反擊右傾翻案風”起，由于她來鄭州是鄧小平圈定的，“城門失火”，再次殃及這條病魚，說她是翻案風的殘渣余孽，她的革委會副主任職務被剝奪了，下放到車間當了工人。她從小上學讀書，長大之后搖筆桿，本來就弱不禁風，加上這幾年得的一身疾病，體質更弱了，在勞動中，力不負重，不幸又把右腳四根趾骨摔斷。

同時，由于她住的破漏小屋緊靠著一家農藥廠，農藥廠不斷排放出來的藥味，使她的藥物過敏癥更加嚴重。一聞到藥味就周身紅腫，奇癢難受，腹瀉不止，終于并發成為過敏性結腸炎和十二指腸滯瀉癥。她的病天天發作，身體衰弱不堪，都一直得不到一定的治療。一直到1984年2月，實在不行了，才把她送進醫院。

由于林、葉的罪行，她家被抄。在她離開毛家灣時，什么東西都不許帶，連她的日常生活用品也在查封之列，只派人給她送了幾件換洗的衣服，可以說，她現在是一貧如洗。每月只有76元工資，她還要用這點微薄的收入，負擔張清林寡嫂遺留下的七個孩子。另外還有個改不掉的老習慣：買書。

然而，比疾病和貧窮更使她痛苦難忍的，是一些無聊“文人”和無聊小報，僅僅為了嫌幾個昧心錢所強加給她的一些莫須有的荒唐事與可怕的罪名。這位善良、清白、正直，已被別人（包括她自己的親生母親）折磨得死過三次的無辜女子，被人描寫成毒蛇、殺人兇手、惡魔，她幾經投訴，卻無人敢于為之說明事實真相。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使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大地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由于歷史的原因，這春日的陽光照耀到林豆豆身上的時間卻來得特別晚，但終也照射到了她的身上。

當五年半后我再次見到她時，我已感到這和煦的春光在她身上發生的作用。她不像過去那樣沉默了，呆滯了，絕望了。她的問題已經直接受到中央的關懷，工作問題、戶口問題都已基本解決。她被分配在中國社科院，她愛人張清林分配在北京市衛生部門。她們分到一套三間一個單元的房子，不過，在她尚未搬去之前，“林彪的女兒”將搬到這里的消息早已不脛而走，“來訪”者跟蹤而至。她們是不是能在這里“安居樂業”，看來還是個問題。她的生活依然很拮據，她的收入十分微薄，但需要她資助的人卻太多。她自己一如既往，既不講究吃，也不講究穿。

“你不會再輕生了吧？”

自從在北京再次見到林豆豆之后，每當看到她那憔悴疲憊的樣子，我都有個問題想問她，但一直張不開口。

但我是個憋不住話的人，終于有一天，我見她精神還好，談興正濃，便突然問起了這個問題：“你經過千難萬險、千錘萬擊的錘煉，今后不會再想到輕生了吧？”

她遲疑了一下，她那遲疑的神情給我一個感覺，她是在考慮是不是如實回答我。她很快做出了決定，說：“我一直保存著一些藥，有時候還是很想吃的。不過不能吃，”她嘆了口氣，“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好像羽絨服的領子卡得她呼吸困難，她用手把領子扒開一些，說：“1981年我回來時，親友們都不敢見我，怕我再牽連他們。現在變了，都來找我，有人還托我給他們辦事，幫他們解決問題。我有個伯父，‘9·13’后一家受到牽連，都被下放到安徽農村去了。我的一個侄子也在那里。中組部很幫忙，同意把他弄回北京。先把他的戶口從農村弄到鄭州，再從鄭州轉來北京。已經辦得差不多了。張清林的幾個侄女，我也要一個個給跑，大的跑工作，小的跑學校。張清林還有個弟弟，過去也受到牽連，想回他原單位，來找我，我給呂××寫了封信。我雖然從‘9·13’后一直沒見過這位老同志，可這位老同志收到我的信，兩天就給批下來，把問題解決了。我過去的保姆王老太太來北京看病，我也得管。還好，我帶她去醫院，醫院還很幫忙，聽說是我的保姆，找最好的大夫給她看。另外還有些同志，在‘文革’時間，跟葉群、林立果他們根本沒關系，僅僅因為陪伴過我，也受到了牽連，現在生活很苦。我也很想盡可能助他們一臂之力。”

原來她一天到晚到處跑，是在跑這些事。

有些搞新聞出版工作的人也在找她，為了避免制造新的麻煩，也為了不給負責為她落實政策的單位出難題，她盡量回避，有時不得不東躲西避，苦不堪言。

“你是不是非常痛恨葉群呢？”她的許多沉重悲劇都與葉群有關，有的就是葉群一手造成的。然而她的回答卻使我深感意外。

她沒有直接回答我，卻從葉群遙遠的過去談起，她說：“葉群也是很不幸的。她上學時功課還是蠻不錯的。考試成績挺好，她還給別的同學打過小抄。她們到延安時，是個很有名氣的‘集團’，眼眶都很高，追她們的人很多。她和林彪的結合，是毛主席和朱德說和的。所謂‘組織動員’，實際上就是‘包辦婚姻’。她在結婚之前，不知道林已結過婚。林受過傷，身體不好，病愈來愈重，全國解放后她們就分居了。可以說，她從很年輕的時候，就已不能享受正常人的家庭生活。”

這些見解是出于母女情，還是出于客觀冷靜的分析呢？她談這些，只不過說明她是就自己所知，在多方位多角度地談論葉群這個人，絲毫不意味著她在為葉群辯護。就我所知，她一直對葉群的野心，對葉群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嚴重錯誤與罪惡，有著客觀公正的評價。

【作者簡介】

官偉勛，山東省平度縣人，1929年2月出生。1945年2月在膠東參加八路軍，歷任敵工干事、文化干事、分隊長、隊長、軍委空軍文藝處副處長、重慶博物館館長、《農民日報》社編委等職。從1950年代開始寫雜文、評論，已出版《苦筍集》《張友漁傳略》《十年京兆》以及中短篇小說集《機場上的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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