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畫報丨風清道遠 承古彌新—紀念孫伯翔先生書法學術研討會

王學嶺（中國書協理事、行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書如其人，德在其身。孫伯翔先生德高望重，書藝高妙，是中國文聯第十一屆造型表演藝術成就獎、中國書法蘭亭獎終身成就獎獲得者，也是善于施教、桃李滿園的書法教育家。在孫伯翔先生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認真、堅持、包容”的力量。

為藝求真。世事最怕“認真”二字，包括文藝和“武術”，書法是兼文兼武的學問、事物，它不僅要求從業者具備相當的文化素養，還要求其具有堅持練習的實踐經驗。

孫伯翔先生倡導樸實、形似的書寫，力求做到對碑帖由形到神的再現。孫先生致力魏碑，筆下形神兼備，卷中文意盎然，這些都離不開他對書法和傳統文化教學的認真精神。守正方能出新，對傳統執著的堅持才能造就真正的藝術；雄強可以有神，對字體靈活地揣摩才能寫出具有生命力的作品。魏碑中，《龍門二十品》樸拙、蒼勁、爛漫，其中的《始平公造像記》雄峻茂偉，不僅是方筆特質的開創，也是剛強氣質的代表之一，孫伯翔先生書法出于魏碑而更造金玉，將文武剛柔結合在一起，有形有象而沒有病態，尤其適合在當下推廣這種堅定、陽剛、體態完備、樣貌真實、內蘊力量的藝術風格。我記得孫先生經常問起創作需要的準備，如文稿了解的程度、感情借鑒等，不由衷就不要落筆。孫先生很重視書寫時的真情實感，這也正是很多急于求成的學書人容易忽略的地方，而不論何時，浮華旖旎最不可取，唯有真實、樸素、厚重才是長久的。

承前唯堅。孫伯翔先生經常強調的學習理念是要勤奮，要穩重，要堅持實踐；要重視傳統，學“源”，不要學“流”；要重視師資培養和個人綜合學養。有一次我去拜訪先生，他當時正在作畫，其間他講起藝術和多種文化的關系，告訴我藝術家必須首先是文人，必須先要懂得文化，文人可以不會書畫，但書畫家一定要有文化，并且要在傳統文化的濡染之中不斷堅持學習、鞏固，繼而提高自身創作水平。

孫伯翔先生從事藝術創作及教育事業70余年，這份堅持和堅定令人贊嘆。孫先生把傳統文化的各個部分都盡量作為書法藝術的土壤和溪流，從中借鑒、發掘、糅合，使得書作更加豐富和具有生命力。他曾告訴我們：對于書法，一草一木都是老師，一筆一墨都是張力，書法不是孤獨枯燥的技巧，它是需要不斷用心培育的苗圃，時時都不能松懈，才會有收獲。

育才以容。孫伯翔先生教書育人幾十載，辨才施教，循序漸進，桃李滿天下。他不會因某些客觀條件而放棄教學，始終堅信以誠施教，不斷答疑解惑，必將培養出優秀的書法人才。先生不怕做普及性的輔導，也不介意初學者的來訪，只要能將文化傳播出去、扎根下去，能利于大眾學習，他都積極、認真地去做。同時他也將這份溫和與誠摯向外傳遞：要對文化有誠意，對書法創作有誠心；沒有基礎不怕，可以學，沒有情感則不行，那就既學不會也寫不好；教育不是故步自封，教育傳播的前提必須要有廣博的包容心、耐心以及愛心。

最后我想抄錄幾句孫伯翔先生獲得中國書法蘭亭獎終身成就獎的獲獎感言：“幾十年的歲歲月月，（我）看書、寫字無一日懈怠……讀書的過程是學而思、思而學的過程，寫字的過程是漸遠漸變的過程，‘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春播，夏耘，秋收，冬藏。”希望我們大家也都能夠忠誠而真實地堅持對傳統文化的傳播與演繹。大音希聲，大道不器，學書人書寫出來的每一筆都包含了作者的內在情操。我們要立足經典、投入時代、服務大眾、不斷學習，爭取創造出真正的美的藝術。

孫伯翔《蘭》

李勝洪（中國書協原理事，中國書法院原常務副院長）：在當代書法藝術的嬗變中，“守正”與“創新”的辯證關系始終是核心命題。一代碑學書法大家孫伯翔先生，潛心翰墨逾70載，其書法實踐既扎根于傳統北碑的深厚土壤，又在諸方面實現了突破性創造，在當代書壇產生了積極而深遠的影響。以其書法藝術實踐作為鮮活的個體樣本，通過分析其在魏碑書法領域的繼承與突破來揭示其成就背后的思想、哲學邏輯，從而探討“守正創新”的辯證關系，可以為當代藝術創作提供方法論的重要啟示。

守正：對北碑傳統的深耕與提煉。

首先是深入傳統，溯源經典。孫伯翔先生早年就酷愛書法，其先從唐楷入手，后轉向研習北碑。他以“筆法精嚴、結構險絕”為準則，通過“日課不輟”的刻苦臨習，將《張猛龍碑》《始平公造像記》等碑帖的方峻雄強、質樸古拙內化為扎扎實實的書法基本功。先生尤其對《始平公造像記》的臨摹用功甚勤，據說“練字用過的紙一卡車也拉不完”。他的老師王學仲先生曾很感慨地說：“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勤奮、肯下苦功夫的學生。”孫伯翔先生認為傳統是需要深入的，“碑刻如鐵鑄，臨習需如刻石者般虔誠”“只有反復地臨習、揣摩傳統，對魏碑的各種風格、形態、神韻進行觀察、體味、比較、融合，才能夠對原碑的形態、神韻爛熟于心”。所以他數十年如一日地悉心臨摹古代魏碑經典，孜孜不倦地追尋碑學中“金石氣”與“書寫性”的平衡，這種極致追求體現了他對傳統的深入以及對書法經典的敬畏之心。其次是繼承和完善技法體系。他大膽突破了清末民初碑學“以筆追刀”的窠臼，摒棄李瑞清、曾熙等人刻意模仿刀痕的匠俗手法，提出了“使筆如刀”的理念，即追求自然書寫中的刀意：既保留碑刻的雄強與厚重，又賦予筆墨以鮮活的生命力。一管柔軟的長鋒羊毫，側鋒起筆、絞鋒行筆，寫出了那種斧劈刀削、斬釘截鐵、鋼打鐵鑄般的視覺效果與獨特美感。他在實踐、探索、研究的基礎之上，不斷總結、完善方筆魏碑的方法，極大豐富了魏碑書法的技法體系。最難能可貴的是，這種艱難而偉大突破完全是在沒有前人可資借鑒的基礎上，經過長期反復實踐、探索、總結所取得的。最后是堅守傳統書法的精神文化內核。孫先生一貫推崇魏碑中蘊含的雄強、質樸之美，認為這是中華文化“骨氣”與“風骨”的體現，極力主張“書法應承載民族之氣、民族之魂”，特別強調“字內功”的積累，即通過扎實的臨帖與悟道，實現技法與心性的統一。平時除了寫字、臨帖，先生還喜歡作畫、寫詩、讀史，將書法技法、美學與傳統文化相交融。這種堅守使其書法作品超越了形式，而具備了深層且豐富的文化意蘊。

創新：碑學語言的現代性轉化。

孫伯翔先生的書法“重法度，講情性，主革新”，其“出新”或“轉化”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是筆法。孫伯翔先生以超長鋒羊毫書寫方筆魏碑，解決了傳統碑學中剛勁與柔韌難以兼顧的難題。一是用筆“方峻雄厚，蒼拙古茂”，即深入挖掘魏碑方筆的表現力，將其運用推向了極致，起筆果敢犀利，通過切筆、頓筆等動作，使筆畫呈現出有如“斬釘截鐵”般的方形棱角。二是注重筆畫粗細、動靜中的對比與變化，旨在打破魏碑傳統筆法相對規整的特點，巧妙地兼用行草及其筆法，通過“方中有圓、圓中寓方”的辯證處理，賦予線條立體感和生命力，同時強調筆力的表現，使筆畫看似纖細卻剛勁有力，看似粗壯卻不失靈動，逐步形成了個人獨特的碑學語言。其次是結字。他認為字的結構營造是動態的，可以將字拆解為大小不一的“動態部位”，然后通過字形的咬合、錯落、疊加、避讓以及濃淡對比等手法，在個性化重構方面打破了北碑程式化的結體規范與靜態表現，以行書的靈動與浪漫筆意書寫碑體，賦予作品動態韻律及時代氣息。再次是碑帖融合。通過多年的探索，他成功地將帖學的流暢性與碑學的厚重感結合起來，并認為“將來書種、書風之變很可能在碑帖結合上”。在書法實踐中，他在以方筆為主的魏碑中融入行草筆意，通過提按頓挫的節奏變化，賦予碑體“靜中有動”的勃勃生機。他的作品雖然是以碑骨為基，卻以獨特的個性化語言傳達出一種清新、曠達而灑脫的浪漫詩意，成為“碑骨帖韻”的一個藝術典范。品讀孫先生的書法，尤其是中晚期的作品，可謂“是寓雄強于飄逸、寓險絕于平正的藝術佳作，是功力與性情的結合，是繼承與創新的統一”。最后是人貴風骨，藝寫天真。我有緣與孫先生多次見面，獲益匪淺。品讀他的代表作品，你會強烈感受到吸引你的不是單純技術性的探索與出新，而是蘊含其中的風骨與天真。他的字有性情，有哲思，有追尋，有胸懷，有氣質，有格調……而在生活中孫老給我的印象就是一個睿智、純粹、率性、笑口常開而有趣的“老頑童”。我深以為這種人之本色，也是其藝術之本色，因為幾十年來他都堅持“我寫我心”，即遵循內心真實的藝術感受，孜孜以求，砥礪前行，而不是被市場“綁架”或“裹挾”。其書法藝術，從早期的臨摹、仿古，到中期的樸厚、雄強，再到晚年的“清涼之境”，既是技法的演進，更是人生境界的不斷升華，由此推動魏碑書法的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度。這種藝術與人生的雙重境界，應該成為我們當代書法藝術家學習的典范。

守正與創新的辯證統一。

孫伯翔先生曾說：“守正不是守舊，而是讓傳統活在當下。”其書法藝術實踐，始終是圍繞著“傳統為體、時代為用”而展開的。首先是技法層面。他通過反復錘煉基本功，將傳統技法升華為個性化的藝術語言。孫先生曾說：“一幅好字是多因素而生的，筆法、結構、章法、行氣、俯仰、疾徐、剛柔、虛實、延伸跌宕、疏密等，簡言之，即矛盾、和諧、統一的關系，永遠掌握言語的哲理，書家應有能力挑起矛盾，而后再有能力平和矛盾。知其陰，必曉其陽，天覆地載，萬殊一象。形質為軀殼，性情是靈魂。無形質莫論性情，形質由古取，性情應時生。”因此，他提出了“性情第一、形質第二”的理念，認為技法只有在書法作品中為情感表達和精神內涵服務，才能夠使作品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其次是審美層面。孫伯翔先生幾十年來的書法實踐“起于方正，行于溫潤，臻于清涼”，不僅延續了北碑書法的正大氣象、強化陽剛的“壯美”，又融入了行草書的流美與文人的詩意，使作品兼具流妍的“柔美”。到了晚年，他更加注意吸收唐宋帖學精髓，將碑體從“方正”推向“方雄”，再至“溫潤”“清涼”，其衰年變法，字的形態、線條、線性以及質感變化都達到了新的藝術高度，實現了他心中的藝術理想即“清涼境界”。其代表作品雄渾中見靈秀、樸拙中藏機趣，方中寓圓，以剛柔相濟的藝術風格與視覺傳達，正面回應了當代社會對“正大氣象”的審美需求。孫先生八十壽辰自祝詩便是一個很好的注腳，詩云：“余生好求書與畫，逆迫多舛不覺難。方圓幻變無竟了，東涂西抹又十年。朝暮興趣唯浸墨，妙得靈光何時見。紙醉金迷未迷眼，清涼境界自疑仙。”最后是文化層面。孫先生把書法當作一種信仰與歸宿，充滿對人生、自然、藝術的終極感悟。他認為“書法不僅是技藝的，更是文化精神的載體”，書法需要“寫天寫地寫中華民族”。正因為如此，他在《學書隨感錄》中強調“除了多讀美學、哲學書籍之外，要橫向取意，從姊妹藝術上如繪畫、戲曲、建筑、體育中吸取營養”，強調“捕捉大自然的萬物之象”，從自然山川中感悟書法節奏與結構變化的規律。

孫伯翔先生卓越的藝術實踐充分詮釋了傳統碑學在當代語境下如何實現“創造性轉化”。守正不是泥古不化，而是對文化基因的自覺延續；創新并非顛覆傳統、抹殺經典，而是突破陳規、賦予時代精神的藝術表現。在傳統與現代的張力中去尋找新的平衡點，才是“守正創新”這一藝術發展規律的永恒價值。

孫伯翔《二百三千聯》

白景峰（中國書協原理事，人民畫報書畫院執行院長）：拿當代人和古人比高低，是一個很敏感的話題，但我認為，孫伯翔先生是一個例外。20世紀90年代，我們就拿他和古人比，記得2002年的時候，王鏞先生說過一句話，認為孫先生是當代集北碑之大成的第一人，石開先生也認為，孫伯翔先生是趙之謙以來的又一位碑學大家。我們將孫先生與歷史中的人物作比較，并一起討論，會感覺很正常，這是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我們今天現場看到的孫先生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他80歲以后的作品，我認為孫先生的這點與林散之先生有些像。林散之先生在65歲到80歲之間，尤其是70歲左右的作品是最好的，孫先生也是這樣，90年代他出的那本書法集基本都是其65歲左右所書的作品，我認為代表了孫先生的最高成就。75歲以后，先生的書寫有了變化，他的精神讓我們很感動。我們研究先生的書法時，應重點關注其1990年到2015年間的創作，那是先生書法創作的高峰期。

我認為，自清代至今，北碑碑學的發展史上有三個重要節點。第一個節點是趙之謙。趙之謙的書寫有圓筆也有方筆，多是扁方式的，其楷書、行書的成就都很高。第二個節點是于右任。于右任是以圓筆為主，但依然是一種扁方的結構。第三個節點便到了孫伯翔先生這里。我認為孫先生20世紀90年代的字是他書法藝術的高峰，很了不起，彼時他在寫《始平公造像記》，同時也在寫《云峰山石刻》，我們可以看到從趙之謙、于右任到孫伯翔先生，用筆實現了方圓到圓筆再到方筆。趙之謙和于右任都是扁方體系，孫伯翔先生的書寫是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天真爛漫、樸實無華，無疑將魏碑的結構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歷史高度。

20世紀我認為在北碑體系的傳承上可以分為四大類。第一大類是康有為的圓筆體系，當然他也是碑學理論的奠基者，將碑學理論推到了歷史高度。這一體系的弟子中包括徐悲鴻、劉海粟、蕭嫻等。第二個體系是李瑞清的碑學體系。第三個是于右任體系，其弟子都是寫標準草書的。第四個體系是王學仲、孫伯翔體系。孫先生人生中非常幸運的一件事便是遇到了王學仲先生，如果沒有王學仲先生的影響應該不會有孫先生后來所取得的成就。孫伯翔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他完全是按照王學仲先生的指引這樣一路走過來的，包括他的北碑體系，包括寫《始平公造像記》等，都是王學仲先生讓他寫的。

孫伯翔先生的藝術成果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集體成果，先生的藝術影響和歷史定位會是怎樣，其弟子們的研究和傳承非常重要。

編輯：于永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