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汛抗?jié)常湃擞羞@些“大招”

【編者按】剛剛過去的汛期，我國降雨呈現(xiàn)“南北多、中間少”的分布格局。夏秋季節(jié)雨水增多，易發(fā)生洪澇災害，是我國自古以來面臨的自然現(xiàn)象。先民在長期的歷史實踐中，逐漸摸索、創(chuàng)造出不少治水興水的有效手段。本期“文物會說話”有聲海報專欄，甄選6件特色文物，以第一人稱視角，通過有聲海報與AI配音等形式，帶你探尋我國古人整治水利、防治水患中的智慧。

商陶三通

文物自述：

“如今的你們看到三千多年前的我，有沒有一種十分熟悉的感覺？那就對了！因為我自己也發(fā)現(xiàn)，我和現(xiàn)代社會中使用的水泥管，長得幾乎一模一樣。特別是作為管線核心的三通連接處，其承口和插口與當今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在我生活的殷商時代，人們就已經(jīng)關注到城市內澇的治理問題，在都城地下打造了完備的排水系統(tǒng)，便利著居民生活。”

——來自商陶三通的自述

文物簡介：

商陶三通現(xiàn)藏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三接口的“T”形陶制水管，1972年出土于河南安陽白家墳村西地。出土時，三通水管的南北向水管保存17節(jié)，全長7.9米，東西向保存水管11節(jié)，全長4.62米。水管每節(jié)長42厘米，管外徑21.3厘米。東西向水管交界處，有一個三通水管，表明3000多年前鋪設的地下排水管已形成網(wǎng)絡分支。

秦漢石犀

文物自述：

“我因呆萌的外表而被大家親切地稱為‘萌牛牛’，但我的作用絕不是‘賣萌’這么簡單。兩千多年來，我肩負著觀測水位與鎮(zhèn)水獸的雙重職責，忠誠堅定地保衛(wèi)成都平原這方土地不受洪水侵襲。我見證了成都2300年城址未變的歷史，是都江堰水利工程塑造‘天府之國’的重要實證。”

——來自秦漢石犀的自述

文物簡介：

秦漢石犀現(xiàn)藏于成都博物館。1973年，該石犀在成都天府廣場附近首次發(fā)現(xiàn)，但由于當時挖掘技術不足、保護條件有限而被填回。直到2012年12月，石犀才得以“重見天日”。石犀長3.3米，寬1.2米，高1.7米，重達8.5噸。

據(jù)《華陽國志》記載，秦蜀守李冰治水時，曾“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目前沒有直接證據(jù)證明該石犀是李冰所造的五頭石犀之一，但應與李冰治水時建造的石犀同屬一個體系。據(jù)專家推測，石犀的雕刻年代應該在戰(zhàn)國晚期至秦代，兼具水則（古代衡量水位的水尺）和鎮(zhèn)水功能。作為我國現(xiàn)存體量最大的秦漢時期圓雕石刻，秦漢石犀具有極高的考古研究和藝術價值。

漢武梁祠畫像石大禹像

文物自述：

“我是大家廣為熟知的大禹的畫像，來自2100多年前的山東嘉祥武梁祠畫像石。傳說，在距今4000年左右，古黃河流域發(fā)生了大洪水，經(jīng)過大禹治水，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也從那時起，中華文明進程邁入了新階段。”

——來自漢武梁祠畫像石大禹像的自述

文物簡介：

武梁祠畫像石是山東嘉祥“武氏墓群石刻”中的一部分，畫像內容多取自古代傳說及史籍。在其中一幅畫面上，大禹頭戴斗笠，身穿寬袖衣和裳，左手前伸，右手執(zhí)耜，回首顧望。左側榜題為：“夏禹長于地理，脈泉知陰，隨時設防，退為肉刑。”武氏墓群石刻的立石時間為東漢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出土時間為清乾隆五十一年（公元1786年），1961年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唐黃河鐵牛

文物自述：

“歷史上，黃河水患多發(fā)，先民千百年來一直致力于治理黃河洪水泛濫的問題。同時，我們所處的蒲津渡，是黃河邊的一處交通要津，人們在這里建起了能夠抵御河水沖擊的鐵索浮橋。因此，我們龐大、沉重的身軀，既承擔著橋墩的功能，又凸顯著人們對黃河安瀾所作的努力。”

——來自唐黃河鐵牛的自述

文物簡介：

唐黃河鐵牛現(xiàn)位于山西永濟黃河古道兩岸，共四尊。鐵牛鑄于唐開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以穩(wěn)固蒲津浮橋，維系秦晉交通。元末橋毀，久置不用，后因黃河河道變遷，鐵牛沒入水中，1989年重現(xiàn)于世。鐵牛分為兩組，兩牛一組，呈前后排列姿態(tài)，面朝西方。鐵牛每尊高約1.9米，長約3米，寬約1.3米。牛尾后有橫軸，用于拴連橋索，軸頭有紋飾，各軸不同，分別有連珠飾、菱花、卷草、蓮花等。牛側均有一鐵鑄高鼻深目胡人作牽引狀，四牛四人形態(tài)各異，大小基本相同，據(jù)測算，鐵牛各重約30噸，加之下方的底盤和鐵柱，各重約70噸。

鐵牛和蒲津渡遺址，共同展現(xiàn)了我國古代橋梁交通、黃河治理、冶金鑄造等方面的成就，為歷史地理、水文地質、河道變遷、環(huán)境考古以及黃河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資料。

明正陽橋鎮(zhèn)水獸

文物自述：

“身長三尺、背披鱗甲、雙目圓睜，我正專注地緊盯著水面，隨時準備對付河水的上漲。我是傳說中龍所生的九子之一蚣蝮，天性好水。所以，人們常常把我的形象安放在堤上和橋側，賦予觀察水情、鎮(zhèn)消水患的‘職責’。這次我出現(xiàn)的地點，是北京城正陽門前的護城河邊，讓數(shù)百年之后的人們得以了解明清正陽橋和護城河道的位置。”

——來自明正陽橋鎮(zhèn)水獸的自述

文物簡介：

明正陽橋鎮(zhèn)水獸現(xiàn)位于北京正陽門箭樓之南的正陽橋遺址考古方艙。鎮(zhèn)水獸用花崗巖雕刻而成，俯臥在雁翅石條上，形態(tài)渾厚大氣，造型逼真；頭朝東南，俯向水面一側，尾向西北，略彎曲，身被鱗甲，局部飾祥云紋；距現(xiàn)狀地表深2.5米，長3米，寬1.4米，高48厘米。獸首前傾約12度，前傾造型形成高效導流面，洪水沖擊壓強模擬測試顯示減阻率達17%。鎮(zhèn)水獸的發(fā)現(xiàn)，有助于了解正陽橋的地理方位，對研究北京城護城河及防御、水利、交通體系具有重要作用。

清鄭工合龍碑

文物自述：

“黃河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古代的黃河‘三年兩口，百年一改’，水患頻發(fā)，給中華兒女帶來了災難。我誕生于光緒十三年（1887年），是見證當時黃河在鄭州下汛十堡東決口、堵復始末的唯一實物，是研究黃河特大堵口工程的重要參照，具有重要的歷史、科學、藝術價值。”

——來自清鄭工合龍碑的自述

文物簡介：

清鄭工合龍碑現(xiàn)藏于黃河博物館，為清代河道總督、著名金石學家、古文字學家吳大澂親筆撰寫。它是證明光緒十三年，黃河在鄭州下汛十堡東決口、堵復始末的唯一實物，是研究清代黃河特大堵口工程的重要參照，被譽為“黃河上的三絕碑”。

1887年，黃河在鄭州下汛十堡（今花園口鄉(xiāng)石橋村）決口南泛，洪水經(jīng)賈魯河入淮，導致15州縣受災，災民約180萬人。光緒皇帝派多人督促整修堤防，均未獲成功。河東河道總督吳大澂接辦后，籌劃有方、措施得當，于1888年12月指揮決口合龍。這次堵口首先在黃河上使用水泥、電話、鐵制軌道運土車等先進工具和新型材料，工程宏大，史稱“鄭州大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