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德發：土地、農民和時代的“繾綣與決絕”

根據趙德發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改編的電視劇《生萬物》熱播，讓“土地與農民”這一浸透著農耕文明記憶的話題重回大眾視野。

劇中，老地主寧學祥出門辦事，總背著個糞筐，邊走邊拾糞；貧民鐵頭為了能有塊長久租種的地，鬧起了革命；總也吃不飽的費大肚子，種了一輩子地，卻不會像一般農民那樣用步子丈量土地，因為他從未擁有過一塊屬于自己的地……這些從原著中萃取的鮮活場景，正源于趙德發扎根魯南農村數十載的人生積淀。14歲輟學喂驢掙工分，當過民辦教師與縣委干部，卻始終未脫離土地，親歷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推行……這些從泥土里長出來的經歷，讓他筆下的魯南鄉村真實又粗糲，也寫活了農民對土地的癡戀與執著。

《生萬物》并未完整呈現原著內容，只截取了前8章進行改編。故事立足于抗日救亡的大背景，“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這其中，嗜地如命的老地主寧學祥，劇里改變了他在原作中的命運，細致呈現了他在世事變遷中的人性轉變——當鬼子進村繳糧時，他和村民們一起放火燒地；臨終前分地、獻地，也算是壽終正寢。

當熒幕上的“流量下鄉”重溫對土地的深情繾綣，現實中的“決絕離土”卻已成為一代人的抉擇——這種鮮明的對照，讓“繾綣與決絕”的矛盾，在當下更具深意。電視劇里沒有呈現的原著后半部分，正是聚焦城市化浪潮下農民與土地關系的轉變。

“我想寫出這個歷史大趨勢。”趙德發接受現代快報專訪時說。他更直言，想要重新喚起農民對土地的熱情，關鍵在于提高土地收益、理順土地關系。唯有尊重土地的滋養之力，才能讓“五谷豐登、天下太平”的樸素期盼，在新時代延續生生不息的活力。

文字來源：現代快報/現代+記者 陳曦

想寫一部《創業史》那樣的作品，

寫出歷史大趨勢

讀品：您作為原著作者，對《生萬物》這部劇最直觀的感受是什么？

趙德發：非常精彩，引人入勝。雖然我是總策劃之一，也看過劇本，但最終呈現的電視劇還是給了我很大驚喜，我看的時候多次流淚。最后繡繡和大腳手拉手登上鱉頂子，看著遠遠近近的土地說 “但愿五谷豐登，天下太平”，這個場面是我設計的，臺詞也是我寫的。當時導演讓我想想結尾怎么處理，我就寫了一段，沒想到導演真用了，莊戶人家不就盼著“五谷豐登，天下太平”嘛。

讀品：您在寫作《繾綣與決絕》時，有對標和看齊的作品嗎？聽說您寫作之初，就想寫出柳青《創業史》那樣的作品。

趙德發：我心里一直有個決心，也算是野心，要向前輩作家學習，寫出一部反映農村農民真實面貌、貼近歷史真相、精彩好看的一流作品。

至于說創作之初，想寫《創業史》那樣的作品，那是一個妄想了。那是1981年，我還在公社當秘書，我們公社在全縣率先搞農業生產責任制。當時看著農民們歡欣鼓舞的樣子，看著豐收的喜人景象，我就想到了柳青——當年他正是趕上農業集體化，寫出了《創業史》；如今農村又迎來這么大的變革，我也想寫一部那樣的作品。事實上并沒有實現，當時我寫了個十萬字的大中篇，叫《在那冶紅妖翠的河邊》，結果失敗了。當時只看到實行責任制后農民的歡欣鼓舞，只看到了“冶紅妖翠”的表面熱鬧，卻沒看到這片土地上歷史積淀之深厚與沉重，沒能把更深層的東西寫出來，作品自然立不住。

讀品：后來到了1995年左右，您又重新想寫這部作品了。

趙德發：對，這個時候就要扎扎實實，爭取寫好、寫成功，為此我下了很大功夫，做了很多準備。我讀了好多書，中外的農業農村經濟學著作都看，連《劍橋中國史》都讀了。法國孟德拉斯的《農民的終結》，書里寫到“20億農民站在工業文明的入口處”，這句話給我的啟發特別大——傳統意義上的農民已經進入終結階段，只是西方從20世紀中葉就開始了，中國則在20世紀末才起步。我就想把“中國傳統農民的終結”寫出來，寫出歷史大趨勢：那些對土地有繾綣纏綿之情的農民慢慢變少，甚至以后可能不復存在，越來越多的人會決絕地離開土地、走向城市。

再就是藝術上的準備，看了中外作家寫農村農民的經典，巴爾扎克的《農民》、左拉的《土地》、賽珍珠的《大地》都看了。中國的，從《暴風驟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到《創業史》《艷陽天》《金光大道》，再到《古船》《白鹿原》，一路看下來，就看前輩們到底是怎么寫農村寫農民的，把他們的優秀創作經驗學過來。

讀品：劇中對農事農俗農活的展現特別吸引人。您為什么對農村生活這么熟悉？

趙德發：我生在魯南莒南縣的農村。14歲那年，為了幫家里掙工分，我就主動輟學了，一是覺得家里困難，二是當時學校也不正經上課，就回生產隊要活干。隊長讓我割驢草喂驢，每天掙6分，能掙3毛錢，對家里來說幫了大忙。那時候一個成年勞力一天能掙10分，工值5毛錢左右，有的地方還更低。

到了第二年，我去生產隊的粉坊當小會計，粉坊就是做粉皮、粉條的地方，這個時候我就覺出了后悔，覺得輟學太草率了，一想到自己的前途就發怵：就算以后能掙10分、當個整勞力又能怎么樣呢？15歲那年秋后，我去村里小學當了民辦老師，重新拿起書本。那時候我拼命找書讀，不管從哪兒搜羅來的書都看。8年之后，我23歲那年，趕上山東省招公辦教師，我考上了中學語文教師，這算是我人生的第一個重大轉變。轉正之后次年，我就結婚了，對象是早就定下的，第二年生了女兒，娘倆都是農村戶口。后來生產隊解散，家里分了地，我經常回家幫忙種地，有時候還得像牛一樣拉著耙耙地。

25歲我調到公社當秘書，27歲去縣委辦公室當秘書，29歲成了縣委辦公室副主任，30歲又任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到了機關，我跟農村還是貼得很近，家里有地，父母親友都在農村，農村的任何變化，一場旱、一場澇都讓我牽腸掛肚。實行農業生產責任制的每一個環節我都了解，因為在縣委書記身邊工作，起草很多文件，這些經歷對我積累素材太關鍵了。你看《繾綣與決絕》里寫“大包干”的一些過程，全是我的第一手材料。

我是直到30歲的時候，才通過業余時間學電大拿到了第一張文憑。那時候我已經迷上寫作了，打定主意這輩子要搞文學創作，雖然改行后在機關干得很順，但我初心不改，一直想當作家，但是在縣委的時候沒有時間寫作，欲寫不能、欲罷不能。1988年山東大學招作家班，我就從縣委組織部辭職，通過成人高考考上了山大作家班，期間寫了些作品，其中短篇小說《通腿兒》得了第四屆《小說月報》百花獎，算是我的成名作。到這時候我才發現，自己不后悔了，也不自卑了——我覺得像是冥冥之中有安排，讓我在農村摸爬滾打這么多年，接受土地的喂養，獲得這些素材來圓我的作家夢。要是我從小一路讀書，上中學上大學進了城，人生可能就是另一個樣子了。

讀品：您寫這部作品時，創作狀態是怎樣的？

趙德發：我從小在農村長大，一直到去山東大學作家班，才算真正離開家鄉。不管是在村里、公社，還是在縣里，都一直跟農民、農村、土地打交道，聽了太多故事，好多我都記下來了。就說費左氏，她的原型就在我們村。她剛嫁過來沒多久，丈夫就沒了，后來婆婆也走了。她沒改嫁，覺得家業得有人繼承，不能絕了后，于是她幫公公續弦再娶。小婆婆后來生了三個兒子，她幫著把孩子拉扯大。她去世的時候，三個小叔子都披麻戴孝、行孝子禮，這事兒至今在在我們村還是傳為佳話。

電視劇刷屏背后，

中國人骨子里的“土地情結”動了

讀品：原著中，您通過寧學祥拾糞、封大腳開荒等細節，揭示了農民深重的“戀土情結”。這是否與您對沂蒙農民的觀察有關？

趙德發：在我們那里，糞筐就是老農民的標配，無論窮富都是這樣，一出門就背上，見到糞就拾，老地主老富戶也是這樣，親自帶領農民去耕種田地。在我小的時候，農村已經實行集體化了，他們還是背個糞筐拾糞，主要是用于自留地和菜園。開荒也是普遍的做法，家家戶戶都想著盡量增加土地。1982年，家里老婆孩子都分到了承包地，我老婆竟然嫌地少，我不在家，她自己還去菜園邊上開荒種麥，但那塊地太貧瘠，地面坡度大，存不住水，長得太差，最后只打了一瓢麥子，而且都是癟子，不成功，只好放棄了。

我老婆都想著要開荒，你看農民戀土情結有多么深重。這是因為過去中國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活下去、活得好”，要實現這個，就得把地種好，還得盡量多弄點地。許多農民，尤其是中等以上的農民，他們的人生目標，就是讓土地盡可能多一點、更多一點。

讀品：包括寫費大肚子也很傳神——他雖然種了一輩子的地，但是他不會像有地的農民那樣用腳走路丈量土地。

趙德發：有地農民和無地農民不一樣。有地的農民要千方百計地創業守業，無地農民千方百計地要有地種，而且要種得穩當，而不是動不動就被財主抽走。所以說封鐵頭鬧永佃，爭取永佃權，現在年輕人根本不懂這對當時的佃農有多重要——他們種著財主的地，得仰人鼻息，財主一不高興把地抽走，就沒活路了，所以才拼了命爭取永佃。至于那些純粹的貧雇農，靠給人當“覓漢”過活的，想法又不一樣。他們打短工掙點錢，家里經常斷糧，他們有的還能守著正念，有的就容易生邪念，像封四就屬于后一種。

讀品：封大腳是原著中的核心人物，他對土地既有“宗教般的生命皈依”，又因時代變化陷入“繾綣與決絕”的矛盾。他身上是否寄托了您對傳統農民命運的思考？

趙德發：封大腳這個人物也是有原型的。他是一個老莊戶，對土地感情深厚，農活樣樣精通，就因為太愛地，合作化時他不愿交地，被迫交出之后喪失了勞動熱情，每到收莊稼，還去原來屬于自己的地里收，而且理直氣壯，別人覺得可笑，他自己卻覺得理所當然。“大包干”之后，他的勞動熱情重新煥發，一直到90年代土地被征用，這時候他已經老了，也只有無奈和慨嘆。盡管我濃墨重彩寫他在土地上的作為，但在歷史車輪向前推進的時候，也寫出他的不解與抗爭，當然這種抗爭是微不足道的、無效的。我寫這個小說，想讓讀者看到農業農村發展過程中農民感情命運的變化，在他身上，我也寄托了對漸漸逝去的農耕文化的懷念與思考。

讀品：有評論認為，《繾綣與決絕》區別于傳統農村題材作品，以“還原”代替“顛覆”，客觀呈現了地主與農民的關系——既非《暴風驟雨》中“水火不容”，也非《白鹿原》中“親如家人”。您當初為何選擇這一視角書寫鄉村社會關系？

趙德發：土地與農民的命運密切相關，為了突出這種命運感，我就設計了繡繡被綁，父親舍不得賣地贖她的情節。我了解過去的農村狀況，知道那些人并不是非黑即白，不能簡單地二元劃分，好多人都是善惡并存，而且人們之間的關系盤根錯節，摻雜著政治、經濟、文化、血統等種種因素。而且人們做事的動機也復雜得很，有的甚至匪夷所思。所以我寫小說時，就想盡量還原一個村莊、一群人，讓讀者感受我的想法。

“流量下鄉”遇見“決絕離土”，

映照時代土地觀的變遷

讀品：《生萬物》熱播，讓更多年輕觀眾關注到“土地與農民”的主題。在城市化快速推進的當下，您希望年輕觀眾從劇和原著中，讀到哪些關于土地的意義？

趙德發：我希望年輕人看了劇或書，知道我們的前輩是怎么在土地上生活、怎么從土地上走過來的。他們步履艱難，頑強地求生存求發展。過去，土地是農民的生存基礎，也是精神歸宿，農民對土地奉若神明。今天，大多數人生活在城市，即使沒有過去那種土地崇拜了，也不能把土地忘掉，因為任何人都要吃飯，糧食安全是國家的重大課題，所以才劃定了18億畝耕地的紅線。我雙手贊成——耕地可不能再減少了，一旦缺糧那是大事！過去長輩們聊天，總說不敢想過去沒糧食的日子，吃了上頓沒下頓，沒法過。要是那樣，就是一個國家的災難。另外，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也成了不少返鄉青年的生活保障。所以，今天我們還是得尊重土地。

讀品：“繾綣與決絕”的矛盾，在鄉村振興背景下，是否有了新的內涵？

趙德發：“繾綣”與“決絕”這兩種對待土地的不同態度，在農民群體當中依然存在，但是“繾綣”少了許多，“決絕”多了許多，因為城市化在繼續，速度越來越快，更多的青年農民走向城市。

現在提鄉村振興，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比如怎么喚起農民對土地的深厚感情，讓他們愿意好好種地，就必須提高土地上的收入。現在許多年輕人甚至農民對土地沒有感情，覺得光種地掙不著錢，一畝地純收入才1000元左右，在城里打工一個月好幾千，誰還愿意守著地？除非在城里實在沒出路了，才回家蹲著。鄉村振興不是蓋幾間新房、刷幾條標語、建些文化設施就夠了，更重要的是把現有的土地管好，把土地關系理順，充分調動農民種地的積極性，讓我們的土地永遠生生不息，滋養萬物。

讀品：網友稱這部劇的熱播是“流量下鄉”，您有沒有料到這部寫于三十年前的作品，在今天能有這么高的收視？

趙德發：完全沒料到。這本書是我40歲那年寫的，想不到在26年之后它會被愛奇藝看中拍劇。我當時估計能拍好、會熱播，但沒料到會火到這個程度——每天收視量過億，各種評論鋪天蓋地，我都驚呆了。

前幾天我去連云港市圖書館做講座，才知道書里寫到的“青口”，劇里郭龜腰提的“去青口販貨”，在連云港、在贛榆區青口鎮引起了熱議。在我小時候心目中，青口是個大地方。我爺爺是個鹽販子，年輕時“攆垛子”，趕騾子在村里收了花生米、花生油去青口販賣，中途要住一宿，第二天一早趕去青口賣掉，再去裝鹽，馱到臨沂賣掉再回家。這一趟要走三天，能掙一塊大洋。爺爺常跟我說這事兒，說辛苦得很，還說“真怪，清水里撈白銀”，指海水產鹽，能換銀錢。1995年寫小說時，我把爺爺講的事情寫了進去：封大腳在青口看到大海，看到漁民跟農民不一樣的活法，突然明白世界上的人分兩種，一種靠海為生，一種靠土為生，各有各的過法，他覺得自己就是“從土里刨食的，以后還是老老實實回家種地。”沒想到這么個小情節，現在能引起這么多共鳴。三年前我寫長篇紀實文學《黃海傳》時，又去了黃海西岸，從日照往南走到長江口，特意到了青口河口。我在那兒站了好久，想象爺爺當年在這里販鹽的情景，特別感慨。

文章來源：現代快報讀品周刊

《繾綣與決絕》| 人民文學出版社

趙德發1955年出生，山東省莒南縣人，中國作家協會第八、第九屆全委會委員，山東省作家協會第五、第六屆主席團副主席，日照市文聯原主席，山東大學特聘教授。已發表、出版各類文學作品約900萬字，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繾綣與決絕》《君子夢》《青煙或白霧》《雙手合十》《乾道坤道》《人類世》《經山海》《大海風》等，長篇紀實文學《白老虎》《黃海傳》等，出版有《趙德發文集》12卷。曾獲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人民文學獎、《小說月報》百花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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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