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位青年學者，逝去了

近日，南京大學青年教師東思嘉離世（傳聞zi sha）的消息，讓無數人唏噓嘆息。

她的人生軌跡，幾乎是許多年輕學子心目中“完美的成功模板”：2010年考入南京大學，之后赴美國南加州大學攻讀博士，2019年順利畢業；2023年，她回到母校，成為地理與海洋科學學院的副研究員，隨后轉至能源與資源學院任助理教授、博士生導師。

年僅32歲，便坐上博導之席，屬于鳳毛麟角的天才。而且她還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Science》子刊發表過學術成果。

天賦、勤奮、光環集于一身，按理說，東思嘉的人生才剛剛起航，未來道路應當無限寬廣。不過，正當所有人期待她繼續創造新的成就時，卻傳來噩耗——她選擇了離開。

年僅33歲，一位本應前途無量的青年學者，就這樣結束了生命。

這并不是孤立事件。近幾年，我們已經不止一次聽到高校青年教師的類似悲劇。讓人震驚而難以理解的是，那些原本最聰明、最努力的人，為什么會接連倒下？

其實，在這背后是青年教師們的集體焦慮。

在公眾的想象里，高校教師是體面的職業：擁有穩定的編制、寬松的環境和令人艷羨的頭銜。然而真實的境況卻是另一番光景。尤其是青年教師，他們承受著遠超常人的壓力。

最直接的就是科研考核壓力。所謂“非升即走”，已經成為國內許多高校的硬性制度。青年教師入職時往往是預聘制，幾年之內必須達到一定的科研成果要求，否則就要被迫離開。這個考核標準常常意味著：幾年內必須在頂尖期刊發表多篇論文、拿到國家級項目、帶出博士生。

失敗沒有余地，一旦掉隊，前功盡棄。

而科研成果的產出，本身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靈感的出現、實驗的進展、團隊的配合，每一步都充滿變數。但現行考核制度卻要求他們“精準地產出”，否則就會被淘汰。

這種高壓之下，青年教師長期處于焦慮與恐懼的狀態，什么抑郁癥、焦慮癥都是家常便飯。

東思嘉這樣優秀的人，也無法掙脫學術體制的桎梏。國內科研評價體系“唯論文論”的傾向依舊嚴重，頂刊論文幾乎成為衡量一個人價值的唯一標尺。

這種環境下，學術研究不再是探索真理的道路，而更像是一場永不停歇的KPI競賽。多少青年教師為了發論文，不得不擠壓生活的全部空間，把自己推到極限。近幾年接連幾位離世者，就普遍有過勞死的因素。

當本來追求星辰大海的科研的意義變成了現實的“保住飯碗”，當每一次失敗都可能意味著職業生涯的終結，科研人員的心靈會變得極度脆弱：一個實驗失敗、一篇論文被拒，就可能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除了以上，整個社會精英敘事的綁架，也是青年教師和科研工作者所面臨的外部困境。

在我們的社會，總習慣于把他們當作“國家的未來”、“民族的棟梁”。新聞報道也總喜歡用“年僅32歲就當博導”這樣的措辭，來突出他們的光環。

然而，越是光環加身，越是沒有退路。身邊的人會說：“你這么優秀，一定要堅持下去。”但如果有一天，他們感到無力，想要停下來，卻發現根本沒有可以依靠的出口。

一個人可以失敗，但精英不允許失敗。當“精英”成為他們唯一的社會身份，他們就被困在了孤立的高臺之上。孤獨、焦慮、抑郁，往往由此滋生。

對于這些現象，心理支持的缺位一直都是個問題。

在中國高校里，學生心理健康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但對于教師尤其是青年教師的心理問題，卻往往被忽視。

教師被視為“解決問題的人”，而不是“需要幫助的人”。他們很少被問一聲：“你還好嗎？”他們也很少有機會向外界傾訴。心理支持系統缺失，最終讓許多人選擇獨自承受，直到無力支撐。

事實上，許多高校的教師工作強度，已經遠遠超過公眾的想象。除了科研任務，還有教學任務、行政任務、學生指導、各類會議。一個人同時承擔多重角色，卻缺少最基本的情感支持。

在近幾年的形式主義泛濫下，這些繁雜的額外任務，成了壓倒青年教師們的最后一根稻草，讓他們疲于奔命、缺乏價值感。

連續不斷有青年教師離去的新聞，相應的調整和改變必須要列入議題了。

首先，高校需要反思“非升即走”的制度。科研本身就具有不確定性，評價體系不應當一刀切，而應當更加多元化。要允許失敗、允許曲折，才能真正激發科研的創造力。

其次，一直被提但從未真正實行的評價體系改革也要行動起來。論文重要，但絕不是唯一標準。科研的價值不僅在于“發文章”，更在于對學科發展的推動，對社會問題的解決。評價體系應該體現這種多樣性，而不是用單一的標準去束縛青年教師。

第三就是要建立真正覆蓋教師群體的心理關懷機制。高校需要為青年教師提供心理咨詢和情緒疏導的通道，尤其是當他們面臨重大考核與晉升壓力時，更需要幫助。

最后想說的是，整個社會也要改變對精英群體的想象。不要總是用“天之驕子”的標簽去綁架他們。科研人員首先是一個人，有權利擁有普通人的生活，有權利允許失敗和停歇。

這些問題必須要得到回答，才對得起這個逝去的年輕生命：我們究竟要打造一個什么樣的學術環境？是讓科研成為探索真理、服務社會的事業，還是讓它繼續淪為冷冰冰的論文生產線？科研學術體制究竟是要為青年工作者提供服務，還是要成為他們的枷鎖和桎梏？

東思嘉走了，不管她離世的真實原因是否在以上幾種因素之中，但學術體制必須認真回答這些問題。否則，下一個悲劇，可能只是時間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