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大明王朝1566》，必須要開一個“上帝視角”

一直以來讓我講一講《大明王朝1566》的呼聲很高，新年（2022年）第一篇我就寫這個了，翻譯翻譯什么叫做驚喜？

其實《人民的名義》上映那時候，我結合著兩部片子寫過一篇長文，但是由于眾所不知的原因被刪掉了，有機會補檔。很多讀者看了我寫《雍正王朝》那一篇之后，紛紛留言要求我寫寫這部。既然群眾喜歡，我就先來提綱挈領地講一講觀看這部劇的“方法論”。

所謂“上帝視角”，就是要跳出電視劇的條條框框：歷史并非只是權謀的舞臺布景，而是被某種“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統治者，正是這一客觀規律下帝國走向了自噬的深淵。

這一規律它不屬于史書所傳的特定的某朝某代，也不屬于現代人對正義與腐敗二元對立的童話想象；它揭示了一種體制運轉下普遍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合法的非正義”與“正義的不可施行”的荒謬真實。

《大明王朝1566》最為深刻的部分，正在于它并未滑入簡化的善惡二元論，也無意借“清官勝奸臣”的通俗劇式結構來撫慰觀眾的正義焦慮。它的目的是拆解帝制體制中政治權力的構造，與一個龐大、僵化體制運行的內在悖論。電視劇的世界觀中，在一個一切規則皆出自主權者意志的結構中，法度便不可避免地失去其倫理基礎，淪為統治技術的延伸與工具；而當倫理判斷不再來源于個體的良知，而是被體制機制所規訓、篩選與利用，那些看似“道德”的行為，也便不再是德性之自然流露，而是策略化生存的結果。

在這樣的世界里，服從與背叛的界線變得模糊，正義的名義可以被反復占用，道德的姿態可以被徹底空心化。劇中的人物，無論是海瑞、胡宗憲，還是嚴嵩、嘉靖，他們身上最真實的，是在制度深淵中不斷自我協調、自我分裂、自我求生的掙扎，而非任何靜止的道德標簽。

下面我來展開分析。

（一）“主角視角”的誤區

看影視作品我們容易陷入這樣一個誤區：不自覺的代入主角立場。這其實是一個編劇最喜歡用的技巧，讓觀眾跟著主人公的喜怒哀樂走，而忽略了一些客觀問題。比如觀看經典電影《教父》時，你會為柯里昂一家的親情、果決、忠誠所動容，但是忽略了他們是一群殺人不眨眼的黑社會組織。

比如看《走向共和》時，慈禧太后說：農民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壽還要風風光光呢，我作為一國太后，過生日想修繕一下園子怎么了，你們是想讓皇帝顯得不孝順嗎？你一聽——淦，很有道理啊，我過生日還得奢侈下呢，人家可是太后，老太太多不容易啊！

比如《大明王朝1566》中，嘉靖帝說：朕是天下的君父，四季穿常服不過八套，一日三餐不過五味，宮殿失火后一直住在西苑，有一個遮風避雨的場所就行了。現在老了，想給自己修兩間養老的屋子都不行嗎？你一聽——淦，很有道理啊，嘉靖帝天天住在西苑好委屈的，皇帝怎么就不能修自己的宮殿啦？

你一旦這么想，就是陷入了“主角視角”的思維誤區中。慈禧過生日，挪用了北洋海軍百萬兩軍費；嘉靖帝修宮殿，前后花了一千多萬兩，挪用的抗倭、防韃靼的軍費，以及順天府的賑災費用。說白了還是“家天下”以封建君主的需求為先，置國事與百姓而不顧。跳出來了這個視角看一看，是不是他們的行為就值得批判了？

說白了還是要知道自己的定位。《人民的名義》里面黃毛這條故事線煩不煩？很煩。但是不好意思，整部戲里面只有黃毛一家（也就是大風廠）這條故事線里，講的是“人民”。也就是說這條故事線必須要有，不然你咋好意思叫“人民的名義”呢？

很多人看《人民的名義》，不去共情丟掉工作、丟掉工廠、丟掉股份的大風廠工人，去共情一個勝天半子的祁同偉。被祁同偉親戚糟蹋的那個姑娘可有話說。你那么愛祁同偉，祁同偉愛你嗎？祁同偉就連他老家村里的狗都能安排編制當上警犬，但他絕對不會愛你。

同樣《大明王朝1566》中，很多人共情那個商人沈一石。尤其是在資本家橫行霸道、操縱輿論、洗腦群眾的年代，沈一石的同情指數更高。都覺得商人不容易，都覺得商人掙了錢都被官僚占去了，他也是個受害者。

這里有一個明顯的誤導：沈一石抄家后現金確實不多（白銀），但是看看管家的交待——還有六萬多畝的良田，十幾個絲綢作坊，幾百家商業鬧市區的絲綢門店和茶葉門店，上萬架織機，一百八十萬石糧食……

所以說別拿資產不當錢啊！最后胡宗憲的軍費還是靠變賣沈一石這些家產才湊齊的，所以說抄家的目的明明達到了。

有一說一，沈一石就是有一點古典資本家的色彩，把資本都用來積累——即擴大再生產，而不是消費享樂，或者轉移到國外信托資金了。

很多人說他不過是個白手套，但誰說白手套掙不到錢了？你看看賈躍亭之流在美國瀟灑不瀟灑？沈一石本來就是個制造局的文書，獲得了類似“官倒”的原始積累推動，頭四年就增加了一千多張織機，之后雪球就滾起來了。

淌了這個渾水就別想著做白蓮花，不然老老實實當你的文書就行了么。你沈一石委屈？你花二十萬兩白銀買個揚州瘦馬。二十萬兩什么概念？海瑞說農村普通人家一年所有花費不過五兩銀子。

隨便買個藝伎賄賂官員就能養活四萬人一整年，然后再凸凸人設，只喝白水、穿布鞋、坐二等座，就能騙到一群傻子了。他沈一石平時受了官員的氣，壓抑的是有點變態了，然后把氣撒給蕓娘，很英雄嘛。

我們看電視劇，先看看自己手套白不白，不白的話別去共情沈一石了，共情一下作坊的織工吧，看是不是跟你工作的格子間一毛一樣？

（二）“再苦一苦百姓”

千言萬語化成一句話：屁股決定腦袋，想一想咱們的屁股應該坐在哪里，再去審視《大明王朝1566》。

改稻為桑，嚴黨支持，因為可以從中兼并土地、大肆貪墨；清流也支持，因為可以讓嚴黨“物極必反”走向滅亡。但是有誰想到浙江的百姓呢？張居正濃眉大眼，但說的話也讓人不寒而栗——干脆讓浙江亂起來。搞“加速主義”是吧，浙江的老百姓的命只不過是政治天平上的砝碼。

胡宗憲浙直總督，嚴黨的人，為了浙江百姓去江蘇（南直隸）找巡撫趙貞吉借糧。趙貞吉，徐階的學生，心學大家，明白了說我南直隸幾十上百船糧湊得齊，但是我不能借給你——“朝局不容我借給你”“兩邊的人都不讓我借給你”。

嚴黨想餓死多少人無所謂，把土地兼并下來，把改稻為桑做好就成了；清流想搞加速主義，浙江出了流民、出了農民起義，就是搬倒嚴黨的一大契機。最后胡宗憲把趙貞吉逼急了，跟他說：“死十萬人、百萬人都是個數字”——聽聽這是人話么。真就“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唄。

再說楊金水這個人，因為演員出色的展現以及飽滿的人設，楊金水也是《大明王朝1566》人氣最高的幾個角色之一。但是我還想說第一部分的問題，你客觀欣賞一個角色、一個有內涵有深度的影視形象是一回事，代入自己的主觀感情又是一回事。

就說毀堤淹田這種事，跟當年國民黨反動派做的差不多。九個縣幾百萬百姓的人命，就被他們這樣棄之于地，這還有基本的人性嗎，還有基本的良知嗎？幸虧胡宗憲帶著戚繼光及時分洪，但是也淹死了幾萬百姓，受災三十萬人。我們要擱到封建社會，那就是“幾十萬”這個數字啊。

楊金水無辜嗎？你共情楊金水，誰去共情淳安縣建德縣的百姓呢？

看看這一圈子密謀毀堤淹田的人：沈一石，楊金水，鄭泌昌，何茂才，還有一個書呆子馬志遠，他們都已經把人性丟光了。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還是那句話，摸摸自己的屁股在哪里：我們是制造局加班加點的織工，我們是淳安建德流離失所的災民，我們是順天府雪中的遍地餓殍。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要上幾張圖——

看見了吧，我們要穿越到劇里，不是嘉靖，不是張居正，不是裕王妃，不是海瑞王用汲，也不是滿身腱子肉的齊大柱……我們都在這躺著呢：

我奉勸大家一句，看文藝作品的時候不要瞎帶入。你是誰？你是改稻為桑被毀了稻苗的農夫，你是工廠改制丟掉工作的下崗工人，你是毀堤淹田下流離失所的災民，你是企業被官商勾結賣了交不起取暖費的員工，你是順天府漫漫大雪之中的遍地餓殍！

所以明白題目說看《大明王朝1566》要開一個“上帝視角”是啥意思了吧？要看到“封建官僚-百姓”的二元對立。

嚴黨說“老百姓不體諒朝廷的難處”，清流說“再苦一苦百姓，罵名我來擔”——老百姓只不過是賣兒賣女家破人亡，而我清流可是丟掉了寶貴的名聲啊！

所以根源來講，不管嚴黨還是清流，都屬于官僚士大夫集團，只不過一個又當又立，一個臉都不要了。從階級立場來看，沒有一個好東西。

當然也是有人心里有百姓的，海瑞王用汲算一個，胡宗憲算一個。

胡宗憲這個人物形象也非常飽滿，呂芳說他是個“小媳婦”，恰如其分。因為他還想維系這個“系統”，還想維系大明朝的一點臉面，所以處處受委屈。

而海瑞就不一樣了，海剛峰是一個絕對正義的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錯了的話把天捅破了也不怕。這個“系統”已經無藥可救了，那我就從根上否定這個系統。

我們看無論嚴嵩、嘉靖還是徐階，評價胡宗憲都有一句話：老成謀國。就是因為他在竭心盡力地維護這個“系統”、改良這個“系統”。而他跟海瑞雖然心里都有著百姓，但是區別也就在于此——

胡宗憲：老成謀國；海瑞：謀你妹的國啊，干死你們。

（三）海瑞和陳巖石

寫到這里需要說明一下，電視劇中的人物形象與歷史真實人物形象天差地別，本文分析的是電視劇人物形象，千萬不要錯代入進真實歷史之中。《大明王朝1566》的海瑞形象，有了一個超出于歷史時代的拔高，在他身上賦予了近代西方啟蒙思想的色彩。

毫無疑問，真實歷史中的海瑞是沒有這種思想的，真實歷史中的胡宗憲也沒那么苦逼，趙貞吉也沒那么反諷。當然，今兒不聊歷史的事，就談這部劇，就因為它拔高、藝術化、概念化了，所以這部劇比歷史帶勁。

有人看劇沒有帶“上帝視角”，認為海瑞太過激進了，太“不顧大局”了。覺得嘉靖帝多好啊，長江水情、黃河水濁他都要用，一盤大棋掌控全局，最后還給子孫后代留了很多人才。說到底還是屁股歪了、視野窄了。海瑞為什么“不顧大局”？因為大局不容他。

海瑞一到浙江，就有人勸他這也不能查、那也不能查，這還是劇里面最好的幾個人之一——王用汲和胡宗憲的說法：

這就意味著大明的封建官僚體系已經腐化到了一定程度了，絕無自我凈化的可能性了，海瑞做的是把它從跟上（也就是皇上）批判一番。所以他是獨立于官僚體系之存在。

《人民的名義》上映的時候，李達康人氣第一，祁同偉圈粉無數，高小琴很多人同情，黃毛一家人見人煩，而老干部陳巖石，竟然也遭受了很多批評。這就很真實：好人取得真經得經歷九九八十一難，壞人放下屠刀就立地成佛。

不喜歡海瑞的人，也基本不喜歡陳巖石，覺得他“不顧大局”，覺得他法外開情，覺得他無限偏袒大風廠的刁民……誠然，陳巖石找沙瑞金批地、找孫連城要地，確實跨過了種種“程序”，這就被某些人噴搞特權。 但是我們必須要看到，大風廠工人們走到這種絕境，哪一步不都是“程序正義”？ 京都銀行不貸款是程序正義，高小琴簽對賭合同是程序正義，廠房被抵押是程序正義，拆遷隊執行任務是程序正義，警察抓護廠隊工人是程序正義……千言萬語化作一句話——程序正義救不了無產階級！

在這一系列“程序正義”的進程中，大風廠工人們被逼上了絕路，是誰自始至終站在他們身邊的？是老干部陳巖石。誠然，陳巖石確實破壞了所謂的“程序”，但是要沒那一聲“小金子”，陳老搞不好就成了推土機下的冤魂。

當年十七歲的陳巖石為解放全中國扛炸藥包炸碉堡，如今七十歲的陳巖石為了大風廠的工人以血肉之軀擋在推土機前，這就是無產階級革命者的英雄本色。

所以我們看《大明王朝1566》和《人民的名義》，會發現海瑞和陳巖石都是獨立于這個“體系”之外的人，與這個“體系”格格不入的人，而且同樣都是一個道德完人。那么這就需要我們反過來思考：為什么這些“道德完人”不能被這個“體系”所容呢？

（四）客觀規律是什么？

開頭說了，這個“上帝視角”還包括要認識到一個更宏觀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從宏觀政治哲學與歷史結構的視角來看，《大明王朝1566》所展現的并非某一位皇帝的偏執、某一場改革的成敗，甚至也不止是一場“忠與奸”的歷史劇，而是一個帝國晚期制度本身所陷入的結構性矛盾——這個矛盾深深扎根于帝制中國長期政治發展軌跡中：

在一個“人治—官僚雙軌”長期并存的體制中，皇權高度集中與官僚理性運行之間遲早會發生結構性沖突；而當這種沖突失去調和機制，國家就會進入“自我鈍化—自我腐蝕”的歷史進程。

我愿稱之為：晚期龐大體制的“制度自耗律”。

天子深居宮闕、煉丹辟谷，宛若超脫世外的清修之人。但他所清修的不是道法自然，而是權力本身的極致形態——讓一切運行脫離理性，唯余服從；讓一切命令不必言說，便已成為天意。這就是晚期帝制的精髓：它無需動手毀滅自己，它只需按照它自己制定的規則，把自己玩死。

這就是“制度自耗律”：當一個體系的每一條運作邏輯看似合理、條分縷析，卻最終構成一場整體性的荒謬；當它不靠外敵，不靠天災，只靠自身的秩序本能，就足以把所有活人訓練成死人，把所有善意加工成惡果，把所有正義磨成鈍器。

嘉靖皇帝無疑是這場“自耗律”的總設計師。他什么都不做——他正是靠什么都不做，完成了對整個政治系統的徹底操控。內閣要議事，他閉口；百官要請命，他辟谷；地方要改革，他冷眼旁觀，一道不痛不癢的詔書即可令山河動蕩，百姓流離。

你說他昏庸？不，他冷得像天理。他以“無為”達成“無所不為”，以“道”之名操控政治，以“煉丹”之術消耗國家財政，用謎語來傳達意圖。這是高明至極的“帝王心術”——他才是最懂權力本質的人。他知道，在一個制度本已自閉的國度里，最好的統治就是讓一切“按程序走”，而你什么也不表態。這樣，一切責任就像冬天的霜一樣，悄悄地落在那些還在試圖做事的人頭上。

一個“皇權專治”就夠頭疼了，如果再加上一個“官僚主義”，那將是帝國的絕殺。

電視劇中有兩條悖論性的力量始終纏斗不休：一個是皇帝個人意志所代表的絕對主權傳統（人治）；一個是由內閣與六部構成的科層行政系統（官僚理性）。它們并非從一開始就敵對，相反，官僚系統是為君主服務而生，是皇權的技術性延伸工具；但也正因如此，一旦工具本身積累出獨立運轉的邏輯、效率與專業性，它便不可避免地與皇帝的“非理性”主觀意志發生沖突。

什么是自我鈍化？不是不能治，而是不愿治；不是不懂改革，而是所有改革都必須等待“圣意”——于是便在等待中腐爛，在腐爛中失能。你看浙江改稻為桑的改革，地方官員心知民生困苦，經濟失衡，卻要在奏章上繞十八個彎，既不能說嘉靖錯，又不能讓嚴黨失面，最后改革不是死于外敵，而是死于制度自身的自我內耗。所有的經驗與知識，都在內耗中變得扭曲、內卷、自殘。

更嚴重的是，這種自我鈍化最終會轉化為制度的自我腐蝕。也就是說，制度并不會因無效而終止運作，反而會因懼于無效而無限膨脹程序，增加環節，制造責任轉移與替罪邏輯。我們會發現，每一道奏章都在被“層層請示”，每一個命令都“有章可依”，可結果是沒有一個人負責、也沒有一個問題解決。制度仍在運轉，但運轉的目標早已不再是治理天下，而是避免出錯、保全自身、模糊責任。

這便是《大明王朝1566》最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它告訴我們，一個看似穩固的體制，并不需要外敵破壞，只需它自己在運行中不斷積累“屎山代碼”，最終越來越多的bug會否定自身經驗、吞噬自身效率、屏蔽自身反饋，它就會在沒有一場政變、沒有一滴血的前提下，走向徹底癱瘓。

（五）從“家天下”到“士紳一體納糧”

《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很簡單，講的就是海瑞“一路向北”反貪的故事。先反鄭泌昌何茂才，再反楊金水制造局，再反嚴嵩嚴世蕃，然后發現清流也不是什么好人，最后發現，大明朝最大的“貪污犯”就是嘉靖本人。

很多朋友沒有看明白，為什么嘉靖意識到張真人血書是假的之后，盛怒之下喊了一句“欺天了”，結果最后抓的全是嚴黨。這個扣子在前面就埋下了：鄢懋卿南下巡鹽，給了嘉靖一百萬兩，嚴黨自己分了兩百萬兩，這觸及了嘉靖的底線了。這段顏藝表演說明了一切——

這就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條明線，反映的是封建王朝“家天下”的荒謬——一切都要滿足嘉靖帝的奢侈生活，以及宮里眾多太監的貪婪。所以我說海瑞身上有西方近代啟蒙思想的影子，嘉靖自己也看出來了，海瑞真正的理想是“君臣共治”：

但是還有一條暗線，留意的人可能不多。嚴黨在浙江搞改稻為桑失敗了，但是清流又在江蘇搞起了“改糧為棉”。但都是換湯不換藥，不過是地方豪族趁機兼并農民土地。最后搞“六三一”：六成歸地主商人，三成歸朝廷，一成歸百姓。

裕王爺都看不下去了，而且道出了一個關鍵——“改糧為棉”兼并土地最多、受益最大的就是徐階家族。

為什么會出現在這種情況呢，張居正也說了，士紳不納糧當差是“祖制”。所以朝廷無論怎樣改革，永遠是這群士紳階層獲利，這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要義所在。

看這個情節眼熟不眼熟？是不是我在講《雍正王朝》的情節中特別強調過的內容——

什么“讀書人”，什么“清流”，什么“諍臣”，不過都是封建地主階級罷了。

所以《大明王朝1566》和《雍正王朝》可以看做是子姊妹篇上下兩部份，前者海瑞“犯上”，一桿子捅到嘉靖那里去，直接揭露了封建君主制的劣根性；后者雍正“治下”，要搞攤丁入畝、火耗歸公、縉紳一體納糧當差——直指封建社會最根本的兩個問題。

但是歷史還并不完整：海瑞的實踐失敗了，雍正的實踐失敗了，接下來就是張麻子的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