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開見日月，直上九天霞—IL-2的一路傳承和路線之爭

開篇：呱呱墜地，一縷晨光

IL-2的發現

1960年，Nowell發現植物凝集素（lectins）能夠誘導淋巴細胞增殖。隨后，1965年Gordon和MeLean以及Kasakura和Lowenstein發現，經刺激后的淋巴細胞培養液中存在可溶性的增殖因子。然而，這個階段，大多數研究者對淋巴因子并不感興趣，當時普遍認為淋巴因子只是“放大”因子，僅提供非特異性的營養或代謝作用，雖然可能重要，但并非促進DNA復制和有絲分裂的核心信號，而淋巴細胞的增殖過程主要由抗原觸發。

轉機出現在20世紀70年代，Doris Morgan、Francis Ruscetti和Robert Gallo以及Steven Gillis和Kendall Smith發現，激活的T細胞培養液中含有能誘導抗原激活的T細胞增殖的介質。在隨后的幾年里，這種T細胞生長因子被純化，其基因也被克隆，從而確定這種活性是由單一分子種類引起的。由于淋巴因子通常具有多種生物學功能，這種T細胞生長因子被賦予了更通用的名稱—白細胞介素-2（IL-2）。

20世紀80年代，體外研究表明，通過T細胞受體（TCR）和共刺激分子（如CD28）激活T細胞會導致IL-2的產生和IL-2受體（IL-2R）的表達。IL-2/IL-2R的相互作用隨后驅動廣泛的克隆擴增和效應細胞發育。至此，IL-2開始被置于T細胞依賴性免疫反應的核心位置。

IL-2的生物學作用

IL-2是一種15.5–16 kDa的四螺旋細胞因子，通過與多種IL-2R結合發揮作用，尤其是單體、二聚體和三聚體IL-2R。下圖展示了人IL-2的A-D四螺旋分布及與三個受體IL-2Rα（CD25）、IL-2Rβ（CD122）、IL-2Rγ（CD132）結合表位。

單體IL-2R由CD25組成，通常與細胞膜結合，但也以可溶性形式存在，并以低親和力（Kd 約為10-8 M）結合IL-2。IL-2與CD25單獨結合不會誘導信號傳導，因此，膜結合或可溶性的CD25分子可以作為IL-2的阻斷劑或誘餌受體。相反，二聚體和三聚體IL-2R在與IL-2結合時會引發下游信號傳導。二聚體IL-2R由CD122和CD132組成，而三聚體IL-2R由CD25、CD122和CD132組成。從受體親和力角度看，二聚體IL-2R可被視為低親和力（Kd 約為10-9 M）IL-2R，而三聚體IL-2R則為高親和力（Kd 約為10-11 M）IL-2R。說明，CD25的其中一個功能是增強IL-2與二聚體IL-2R的結合。IL-2與IL-2R結合后，四元復合物內化，其中IL-2、CD122和CD132在囊泡中被降解，而CD25則通過內質網回收至細胞表面。此外，體外激活的人T細胞每細胞攜帶約2000個高親和力和11000個低親和力IL-2R。了解IL-2R的受體類型非常重要，后續對天然IL-2的改造基本都是圍繞IL-2與三個受體的親和力偏向性展開。

在IL-2R被觸發后，信號傳導主要通過三條途徑發生，1）JAK-STAT；2）PI3K-AKT；3）MAPK。此外，IL-2信號傳導激活Blimp1，由Prdm1編碼，它通過抑制IL-2的產生形成負反饋環。

二聚體IL-2R在記憶性CD8? T細胞和NK細胞上高表達，而記憶性CD4?和未成熟T細胞上則表達低至中等水平的二聚體IL-2R。在TCR刺激下，T細胞短暫上調CD25，從而表達三聚體IL-2R。除了激活的T細胞外，高表達三聚體IL-2R還存在于胸腺來源的Treg細胞上。此外，2型天然淋巴細胞（ILC2）和某些非免疫細胞（如肺內皮細胞）已被報道表達低至非常低水平的三聚體IL-2R。從受體分布不難看出，IL-2的藥理作用是雙向的，既可以激活CD8? T細胞，增強免疫，又可以活化Treg，抑制免疫。另外，IL-2R在肺內皮細胞的表達也為天然IL-2的肺部毒性埋下了伏筆。

篇幅所限，本文主要圍繞IL-2在抗腫瘤免疫治療中的應用展開，不涉及自免方向。提到IL-2的腫瘤應用，無論是出于尊重，還是敬佩，都不得不提一下美國NCI的Steven A. Rosenberg。Rosenberg博士是癌癥免疫治療領域的奠基人之一。他的研究推動了IL-2作為免疫治療藥物的開發，并首次證明了其在轉移性黑色素瘤和腎癌治療中的有效性。不僅如此，他還開創了TIL療法，通過從患者腫瘤中提取TIL細胞，在體外擴增后重新輸回患者體內，顯著提高了抗腫瘤效果。而且，他在CAR-T治療B細胞惡性腫瘤中也有貢獻。這些成績，無論哪一項，都表現不俗，值得稱道和銘記。

IL-2的藥理毒理特征

天然IL-2的消除半衰期很短，C57BL/6小鼠靜脈注射后，血清半衰期不到10分鐘，有報道3.7±0.8分鐘，也有報道1.6±0.3分鐘的。總之，IL-2屬于高活性物質，持續系統暴露，毒性太大，從自然選擇角度，機體似乎也不太允許這類物質的過度暴露，體內清除速度非常快。

再看下IL-2的動物藥效表現。MCA-105是一種弱免疫原性的肉瘤，Rosenberg評估了IL-2對MCA-105小鼠肺轉移模型的影響。發現，3000、5000U劑量組，小鼠肺轉移灶體積縮小5%，2萬和5萬U劑量組縮小22%，1萬和17萬U劑量組則縮小79%。說明，IL-2具備抗腫瘤潛力，且有劑量依賴性。另外，Rosenberg還發現連續給藥6d 抗腫瘤效果明顯好于給藥l 天或3 天，說明維持用藥對于抗癌療效是至關重要的。這可能也是第一代IL-2臨床選擇短期內大劑量推注療法的原因之一。

不僅肺癌，IL-2對MCA-105肝轉移、FBL-3小鼠播散性白血病、SL-2小鼠播散性淋巴瘤等多種腫瘤均有治療作用。而且，這種治療作用不僅是腫瘤生長速度減慢那么簡單，相當比例的動物出現了腫瘤消退，即臨床所對應的腫瘤完全緩解（CR）。

關于腫瘤消退的機制已有不少研究。MCA-105肺轉移10天的小鼠，注射IL-2兩天后，腫瘤邊緣有淋巴細胞浸潤，且隨時間增加，淋巴浸潤增加，同時腫瘤消退。小鼠事先經過500cGy全身照射，或者事先選擇性去除淋巴細胞亞群，IL-2的抗腫瘤作用幾乎消失。另外，對于無免疫原性的腫瘤，或者稱為“冷腫瘤”，如MCA-101、MCA-102肉瘤，IL-2的治療效果也大打折扣，尤其是腫瘤負荷比較大的情況下。間接說明，IL-2抗腫瘤藥效的發揮是依賴于淋巴細胞的。當然，目前已經研究的非常清楚，IL-2抗腫瘤作用發揮的核心細胞群體是CD8+T細胞。

藥物開發只談藥效，不提毒性，肯定是說不過去的。提到毒性，也就戳中了IL-2的傷心之處。IL-2在小鼠中出現了血管滲漏綜合征（表現為肺水腫、胸腔積液和腹水）、肝壞死、腎前性氮質血癥、脾腫大、貧血、血小板減少癥。其中，肺水腫和全身血管滲漏綜合征是致命的主要原因。不僅小鼠，連續給藥12天，劑量超過2.7*106U/kg/d，可使大鼠可因肝壞死和貧血致死。猴體內的毒性表現也類似，劑量超過2.3*106U/kg/d的IL-2，可引發血管滲漏綜合征、肺水腫、肝腎功能衰竭和低血壓而造成動物死亡。

當然，IL-2的毒性并非完全不可控，臨床有一定的干預措施。再加上20世紀80年代，除了化療，人們對癌癥并無太多有效辦法。更何況，IL-2在臨床前動物模型中確實展現了不俗的抗腫瘤效果。所以IL-2后續被推進到臨床階段，開始了第一代IL-2的臨床探索之旅。

第一代IL-2：揚帆啟航，曙光初現

1984年11月，一位33歲的女性黑色素瘤患者接受了重組IL-2的治療。此前，她已經接受過多種治療，但病情仍在進展。治療后一個月，她的一處腫瘤活檢顯示出現廣泛的壞死。兩個月后，她所有的腫瘤病灶開始縮小，幾個月后，所有癌癥存在的跡象完全消失。此后29年，她一直無病生存。她是第一位對IL-2治療產生反應的癌癥患者，也是第一位證明通過刺激T淋巴細胞的純免疫操作可以完全摧毀人類體內大型、侵襲性、有血管的癌癥的患者。她和隨后接受IL-2治療的數千名患者在將免疫療法引入癌癥治療的主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相較于后來上市的CTLA-4、PD-1、PD-L1抗體，IL-2才是腫瘤免疫治療的“開山鼻祖”了。

首個獲批的IL-2商品名Proleukin，也就是阿地白介素，由Chiron公司Cetus腫瘤分部生產。與天然IL-2 不同，rIL-2是非糖基化的，其位于氨基酸125 位點上的半胱氨酸由絲氨酸取代，同時缺乏帶有N末端的丙氨酸。rIL-2的生物學特性和功用與天然IL-2相似。不同公司的IL-2劑量單位不同，WHO進行了統一，制定了IL-2的國際單位，1個Cetus單位等于6個國際單位，約等于2.3個Hoffmann-La Roche單位。

rIL-2在人體的半衰期比動物略長，初始α分布相半衰期7-13分鐘，緊接著是一個60-80分鐘的β消除相半衰期。較晚出現的延遲清除與IL-2初始快速布散于血管外空間，然后緩慢重新進入血漿的雙室模型相一致。

有效性方面，By Gwendolyn Fyfe等人開展了7項II期臨床研究，共入組255例轉移性腎癌患者，單藥治療，給藥劑量：0.044 mg/kg（2個試驗）和 0.037 mg/kg（5個試驗）；每次給藥時間為15min，間隔8小時，5天連續給藥14次，休息5-9天。結果顯示：ORR為14%（37例），PR為9%（24例），CR為5%（12例），PR患者持續緩解時間為19個月，CR患者持續有效。Michael B等人在1985年至1993期間8項臨床試驗數據，收集270例晚期轉移性黑色素瘤患者，600000/720000IU/kg，輸注15min，間隔8小時，連續給藥5天，給藥14次，休息5-9天；疾病穩定患者每6-12w重復給藥。結果顯示：ORR為16%（43例），CR為6%（17例），PR為10%（26例），中位緩解時間為8.9個月。

正是基于以上數據，FDA分別于1992年和1998年批準rIL-2上市，用于轉移性腎癌和黑色素瘤的治療。這也迎來了初代IL-2的高光時刻。

不過，閃耀的背后，也潛藏著各種危機，制約了IL-2成為重磅炸彈級藥物的可能。

IL-2最重要的短板是毒性。這點在臨床前毒理研究中就已現端倪，臨床試驗中進一步凸顯。比如，轉移性腎癌患者中，低血壓發生率為96%，G4 占15%；心律失常發生率為15%，其中威脅生命的室性心動過速少于1%；G3惡心和嘔吐24%，精神狀態異常23%，呼吸困難16%，膽紅素升高13%。255例腎癌患者中，11例死于給藥相關的毒性反應，死亡率4%。黑色素瘤患者中，低血壓發生率64%，達到G4的為1%；室上性心動過速發生率17%。270例黑色素瘤患者中，6例死于給藥相關的毒性，死亡率2.2%。

除了毒性，初代IL-2的給藥方式也不甚友好，由于半衰期短，需要每間隔8h輸注15分鐘，5天給藥14次。毒性和藥代動力學兩塊短板成為下一代IL-2擬解決的關鍵課題。

第二代IL-2：再續輝煌，多點開花

IL-2具有雙重作用。既可以促進效應T細胞的增殖，發揮抗癌作用。也會促進Treg的生長，而Treg是一種免疫抑制細胞，能夠抑制免疫系統的過度反應。Treg表面高表達IL-2受體α，即CD25。另外，天然IL-2產生肺毒性的假說之一是肺血管內皮細胞表達CD25，IL-2與CD25的結合潛在與肺水腫相關。因此，降低或去除CD25的結合似乎是使天然IL-2更加“減毒增效”的改造方向之一，“not-alpha IL-2”也成為第二代IL-2研發熱潮中的主流。

這個方向當年進展最快的是Nektar Therapeutics公司開發的NKTR-214這個分子。NKTR-214由與阿地白介素具有相同氨基酸序列的IL-2組成，其在蛋白質的特定區域內與可釋放的PEG鏈結合。PEG鏈使分子失活。體內給藥后，PEG鏈會緩慢水解，生成有活性的細胞因子結合物。其中最活躍的IL-2結合物是2-PEG-IL2和1-PEG-IL2。推測PEG鏈在活性結合IL-2上的位置降低了其與IL-2受體α亞基（IL2Rα）的親和力。

這款分子在早期臨床中的表現也不負眾望。2016年，NektarTherapeutics就與BMS達成合作，共同推進NKTR-214與BMS PD-1抗體Opdivo在黑色素瘤、腎細胞癌、結直腸癌、膀胱癌、非小細胞肺癌5種腫瘤類型的探索。2017年11月SITC會議，接受NKTR-214聯合Opdivo治療的36位晚期腫瘤患者中，72%的腫瘤都有縮小，總體有效率超過60%。2018年ASCO會議，進一步更新了臨床1/2期研究（PIVOT-02）關鍵數據，一線治療尿路上皮癌、晚期腎細胞癌、黑色素瘤的客觀緩解率（ORR）分別達48%、46%、53%。以黑色素瘤為例，Opdivo單藥的ORR僅為34%左右。所以，聯合用藥的高ORR，使得NKTR-214在2018年成為了IL-2領域最靚的仔。高光時刻出現在2018年2月14日情人節這天，BMS和Nektar Therapeutics牽手成功，BMS付出了18.5億美元的首付款和高達17.8億美元的里程碑款作為彩禮，拿下NKTR-214共同開發和商業化的權利。

無獨有偶，THOR-707也是一款PEG化的not-alpha IL-2產品。通過點擊化學方法將一種新的非天然氨基酸與PEG鏈不可逆地結合，使其不與IL-2Rα亞單位結合，但保留了對IL-2Rβγ亞單位的近天然親和力。2019年，這款產品的開發企業Synthorx被法國制藥巨頭Sanofi以25億美金收購。賽諾菲對THOR-707這款產品寄予厚望，認為其有望成為下一代免疫腫瘤學聯合療法的基礎。

IL-2領域的迅速升溫，也吸引了一些國內生物醫藥企業的目光。根據公開資料顯示：2020年8月，君實生物與北京志道生物簽署了一項關于分子內二硫鍵IL-2藥物的技術許可合同，以首付款2100萬元和累計9.38億人民幣的里程碑款的價格引入一款not-alpha IL-2。該IL-2通過在分子內部引入額外的二硫鍵，消除了與IL-2Rα的結合。這種設計不僅使IL-2結構更加穩定，還可以形成屏障，破壞與α受體的結合平面，從而降低免疫抑制作用，同時保留與β和γ受體亞基的結合能力，屬于經典的not-alpha IL-2類偏向型分子。

除了以上產品，還有大量not-alpha IL-2在研，包括Alkermes公司的ALKS-4230、Neoleukin的NL-201、Anaveon的ANV419、Medicenna的MDNA11、Aulos的AU007、Ascendis Pharma的TransCon IL-2 β/γ、江蘇恒瑞的SHR-1916、上海邁威的8MW2311等等。

當然，所謂的第二代not-alpha IL-2只是業內的大致劃分，代表了第一代阿地白介素之后的主流改造思路。既然是主流，自然也有其它路線，比如非偏向性IL-2路線、CD25/CD122偏向性路線等。比如斯坦福大學的分子生物學大牛Garcia，其團隊在2005年《科學》雜志上報告了完整的IL-2受體復合物的結構。早在2012年，Garcia團隊就披露過一款IL-2 superkine，也叫super 2，這款分子通過點突變，增加了IL-2的穩定性，降低了IL-2與CD122結合表位的靈活性，提高了與CD122的親和力。從時間上看，Super-2其實才算是第一代CD122偏向性分子，雖然不是not-alpha，但該分子對alpha受體的依賴性下降。該分子應該僅停留在了臨床前階段，沒有繼續推進。不過，Garcia并未放棄IL-2方向的繼續探索，在2019年創立了Synthekine，該公司開發了一款STK-012的IL-2分子。STK-012是一款降低了CD132親和力，CD25/CD122偏向性的IL-2設計。設計原理是NK細胞和Na?ve T細胞表達低豐度CD132，且與IL-2毒性相關，且抑制免疫的Treg也表達低豐度IL-2，相反，識別腫瘤抗原的活化的CD8+T細胞則高表達CD132，故降低CD132親和力并不影響分子的藥效，同時能減毒。Synthekine認為該分子比第二代not-alpha IL-2更有優勢。究竟屬于第二代還是下一代，各說各話，也不必過于糾結。本文就暫且將not-alpha IL-2定為第二代。

第二代IL-2：一落千丈，跌入谷底

花無百日紅，月無長圓時。IL-2這個系列的藥物就像事先有劇本似的，從巔峰到低谷并未經歷太久。本有希望在后PD-1時代創造一個新的時代的IL-2，在2022年迎來了至暗時刻。這個賽道最風光的是NKTR-214，最先隕落的也是這個分子。

2022年3月14日，NKTR-214聯合Opdivo治療不可切除或轉移性的黑色素瘤的三期臨床試驗（PIVOT IO-001）顯示，相對Opdivo單藥，聯合治療在OS、PFS、ORR等臨床指標上均未達到終點。信息披露當天，Nektar Therapeutics公司股票跌去60%。2022 年 4 月 14 日，在對 NKTR-214 聯合 Opdivo 治療腎癌3期臨床、膀胱癌2期臨床研究提前分析后，BMS 與 Nektar 宣布終止 NKTR-214+Opdivo聯合治療的所有臨床研究。NKTR-214徹底失敗。

2022年ESMO會議上，NKTR-214和Opdivo聯合用于一線黑色素瘤和腎癌的3期臨床數據最終披露。先看下一線黑色素瘤，NKTR-214+Opdivo聯用組與Opdivo單藥組的ORR分別為27.7%、36%，中位PFS分別為4.17個月、4.99個月，中位OS分別為29.67、28.88個月，3-4級AE發生率分別為21.7%、10.1%。再看下一線晚期腎細胞癌，NKTR-214+Opdivo聯用組與舒尼替尼或卡博替尼等TKI組的ORR分別為23%、30.6%，中位OS分別為29個月、未達到。綜合以上，不難看出，NKTR-214+Opdivo這對組合相比于標準治療，并未見任何額外獲益。

2024年7月，BMS聯合了來自十幾個不同國家的機構進一步披露了NKTR-214聯合Opdivo給藥后臨床免疫特征譜的變化。這些PD指標其實對前期令人失望的臨床有效性結果做了很好的解釋。NKTR-214+Opdivo聯合給藥組較Opdivo單藥組，外周血絕對免疫細胞數量確實增加。不過，如下圖所示，Treg增加了8-10倍，CD8+T細胞增加了2倍，NK細胞增加了1.5-3倍。而且，隨著給藥時間的推移，至第5個給藥周期，CD8+T細胞的增殖幅度大幅度降低，Treg依然保持第一周期的高比例擴增。那么這款not-alpha IL-2產品為什么反而會更大幅度的促進Treg增殖呢？BMS認為其中一個可能性是PEG從NKTR-214脫落時，有游離的未攜帶任何PEG的IL-2產生。再直白些講，可能會有低濃度的阿地白介素出現。而眾所周知，低濃度IL-2優先結合含有IL-2高親和力三聚體受體的Treg。

再看下細胞因子變化情況。NKTR-214+Opdivo、Opdivo給藥組的IFN-γ分泌均升高，前者幅度更大。另外，NKTR-214+Opdivo給藥組IL-10和IL-5明顯升高。而且，第5給藥周期和第1周期相比，NKTR-214+Opdivo給藥組IFN-γ分泌下降，IL-10和IL-5繼續升高。所有細胞學和細胞因子結果均指向外周似乎形成了一個免疫抑制更強的環境。這可能是NKTR-214+Opdivo聯合給藥組在多個瘤種中相繼折戟的根本原因。

NKTR-214失敗帶來了一系列連鎖效應。2022年10月，賽諾菲宣布停止了其IL-2產品THOR-707的臨床2期研究，理由是藥效不及預期。NL-201是一款de novo全新設計的IL-2產品，2021年5月剛進入臨床1期。2022年11月，Neoleukin Therapeutics宣稱考慮到近期IL-2領域的進展，決定終止本品的開發。Alkermes公司的ALKS4230倒沒有被NKTR-214的臨床失敗而嚇倒，在鉑類耐藥卵巢癌試驗（ARTISTRY-1）中，ALKS4230聯用PD-1抗體Keytruda看到了不錯的數據，14例患者，2例CR，2例PR，ORR為28.6%，DCR為71.4%。在IL-2的不利之年2022年，毅然啟動了該適應癥的臨床3期研究。同時啟動的還有單藥治療皮膚和粘膜黑色素瘤的臨床2期研究。可惜傳來的依然是噩耗，2025年3月25日Mural Oncology（2023年從Alkermes分拆所得）更新的數據顯示，在鉑類耐藥卵巢癌患者中，ALKS4230和Keytruda聯用組對比化療組的中位OS分別為10.1個月、9.8個月，HR為0.98，沒有統計學差異。當然，黑色素瘤的2期臨床研究依然在繼續推進。另外，Anaveon公司也已經將其前幾年主推的not-alpha IL-2產品ANV419悄然從官網撤下，轉而將資源投放給PD-1/IL-2候選分子ANV600，給出的理由是ANV419可能對腫瘤特異性CD8+T細胞激活不充分，導致單藥藥效有限，希望通過PD-1抗體的加持強化TIL的激活。

IL-2末法時代：向死而生，鳳凰涅槃

雖然not-alpha IL-2栽了很大的跟頭，盡管并行的類似作用機制的IL-15藥物開發也步履維艱，但IL-2這個系列的演出尚未落幕。據不完全統計，全球至少還有超過30款IL-2處于臨床活躍狀態。如下圖所示，根據各自特點，大致分為非靶向、腫瘤細胞靶向、腫瘤微環境靶向和免疫細胞靶向4大類。這也是IL-2殘存的孤勇者，在這條道路一片灰暗的背景下奮勇向前，探索一條適合IL-2的登頂之路。

非靶向IL-2

非靶向IL-2里面進展比較快的是來自國內志道生物的LTC004。LTC004最大的特點來自其較高的安全性，非臨床研究顯示，這款產品的細胞學活性強于天然IL-2，且在食蟹猴中的MTD高達5mg/kg。臨床1期研究顯示，劑量爬升至360μg/kg時，依然未見DLT出現，最常見AE為發熱，整體安全可控。LTC004通過融合Fc實現半衰期延長和低給藥頻次。而反觀NKTR-214、THOR-707、ALKS4230這些分子，臨床給藥劑量分別為6μg/kg、16-24μg/kg、6μg/kg，均遠低于LTC004。而細胞因子的臨床藥效明顯具有劑量相關性，這點從早期Rosenberg團隊開展的動物相關研究，到后續ANV419（另外一款not-alpha IL-2），再到信達生物的IBI363（一款PD-1/IL-2分子，后續介紹），都得以反復證實。即使是第一代的Proleukin，也是將劑量給到了44μg/kg，且患者承受嚴重不良反應甚至有一定死亡率的情況下，大力出現的奇跡。

其它非靶向IL-2方面，ALKS4230前文已有介紹，正在開展黑色素瘤2期研究，預計今年更新數據。TransCon IL-2β/γ也是一款PEG技術not-alpha IL-2，1期臨床爬升到160μg/kg出現DLT事件，選擇了20、40、80、120μg/kg共計4個劑量與PD-1抗體聯用進行擴組。TransCon IL-2β/γ臨床設計比較有想法，直接單藥或聯用PD-1抗體或TLR7/8激動劑殺向黑色素瘤新輔助治療或NSCLC新輔助治療，這些患者的免疫系統還未經化療或其它藥物破壞，免疫狀態相對較好。意大利Philogen的IL-2/TNFα就是從黑色素瘤新輔助治療找到的突破口，拿到了不錯的數據，并遞交了上市申請。不僅如此，TransCon IL-2β/γ在鉑類耐藥卵巢癌、2線及以上宮頸癌、PD-1抗體治療進展的黑色素瘤適應癥中也在探索。MDNA11是一款白蛋白偶聯的not-alpha IL-2，臨床1期爬坡也達到了120μg/kg的劑量，最后選擇了90μg/kg進行擴組，正在開展與PD-1抗體聯用在黑色素瘤患者中的臨床研究。AU007是一款IL-2的抗體，通過結合IL-2，阻斷IL-2與CD25的結合。這款分子的設計原理不只是阻斷外源性IL-2與CD25結合，同時阻斷體內活化的CD8+T細胞分泌的內源性IL-2與CD25的結合。理想情況下，Treg應該被最大程度抑制。2024年ASCO披露的數據顯示，本品通過與阿地白介素聯用，在2例黑色素瘤、1例鼻咽頭頸部癌看到了PR，1例膀胱癌PET掃描中觀察到完全代謝緩解，在NSCLC和腎細胞中看到腫瘤明顯縮小跡象。后續選擇在黑色素瘤、NSCLC和腎細胞癌中繼續進行擴組研究。所以說，not-alpha IL-2的火種還未完全熄滅，還有企業在做不同臨床設計和應用場景的嘗試。

再提一下Garcia大神團隊的STK012，根據2023年AACR披露的數據，這款產品臨床1期劑量爬升至3mg/人，最后選擇2.25mg/人（按照60kg計，約37.5μg/kg）作為RP2D劑量。臨床1期入組的40例晚期實體瘤患者中，3例PR，12例SD。后續1b期研究，選擇在NSCLC和腎細胞癌中繼續探索。本品的隱患是，外周血Treg升高倍數明顯比CD8+T細胞更高，只能寄希望于抗原特異性活化的CD8+T細胞發揮奇效。

非靶向IL-2除了not-alpha設計、αβ偏向性設計，還有一類β偏向性設計思路，比如美國Dragonfly的DF6215和韓國韓美藥業的HM16390，這兩款產品均是通過降低分子與α受體親和力、提高β受體親和力，旨在提高對腫瘤特異性T細胞的選擇性激活。由于腫瘤微環境中活化的CD8+T細胞高表達α受體，α受體對于IL-2的抗腫瘤貢獻越來越受到關注。不過，這兩款產品還處于臨床1期階段，尚無臨床數據披露。

BioNTech的BNT151、BNT153，艾森藥業的STI-7349均是mRNA編碼的IL-2，屬于基因治療產品，目前均在早期臨床階段，尚無數據披露。

腫瘤細胞靶向IL-2

腫瘤細胞靶向IL-2通常指的是結合腫瘤抗原的抗體與IL-2的融合分子，通過抗體的靶向作用將IL-2遞送至腫瘤微環境發揮作用。這個方向做的比較早的是一款靶向GD2的抗體/IL-2融合分子—hu14.18-IL2，GD2在神經母細胞瘤高表達。這款產品早在2001年就進入臨床1期研究，主要探索在兒童神經母細胞瘤中的作用。2010年披露的數據顯示，本品對大塊腫瘤（bulky disease）的神經母細胞瘤兒童患者無效。時至今日，也未見有積極臨床數據披露。

羅氏早期也做過一款腫瘤靶向IL-2，通過靶向CEA的抗體融合一款CD122偏向性IL-2，即RG7813（Cergutuzumab Amunaleukin,），由于臨床試驗中缺乏療效而放棄。

壞死的腫瘤細胞會釋放DNA，德國默克早年開發過一款靶向DNA的IL-2，即NHS-IL-2LT（EMD 521873, Selectikine）。早在2006年就進入了臨床階段，早期臨床研究顯示MTD為0.6mg/kg。后續嘗試過NSCLC和黑色素瘤，2014年前后陸續停止更新動態了，應該是臨床效果不佳。

目前腫瘤靶向IL-2領域比較活躍的至少還有兩類分子，一類是美國DEKA biosciences的DK210(EGFR)，一類是美國CUE biopharma的CUE-101、CUE-102。DK210(EGFR)由靶向EGFR的ScFv抗體、野生型IL-2和IL-10組成。IL-10的作用是降低IL-2引起的細胞因子釋放綜合征（CRS），抑制Treg增殖。從2024年ASCO披露的數據看，本品皮下給藥，每周3次，0.025-0.5mg/kg劑量探索，未見DLT，常見AE為注射部位反應、發熱、乏力、惡心、腹瀉。17例患者中（8例結直腸癌、5例胰腺癌、4例NSCLC），最佳療效是4例SD（2例結直腸癌、1例胰腺癌、1例NSCLC）。在傳統EGFR單抗獲批的瘤種（胰腺癌除外）中，似乎也未看到預期的效果。未來DK210(EGFR)將在NSCLC和腎細胞癌中繼續探索。

CUE-101結構比較復雜，如下圖所示，由來自HPV16 E7蛋白的多肽表位HLA-A*0201、4個分子的活性減弱版IL-2和人IgG1 Fc組成，可以特異性結合、擴增、激活HPV16陽性CD8+T細胞，目標適應癥是HPV16+人頭頸鱗癌。

2024年ASCO數據顯示，CUE-101首次人體臨床試驗在HPV16+頭頸鱗癌中開展。探索得到RP2D劑量4mg/kg。進一步擴展研究顯示，一線PD-L1+頭頸鱗癌患者，19例CUE-101 RP2D劑量聯用PD-1抗體，ORR為47%（1例CR，8例PR），DCR為74%，中位PFS為5.8個月。相比之下，Keytruda單藥一線治療PD-L1+頭頸鱗癌患者的ORR和中位PFS分別為19%、3.2個月。≥1線鉑類治療或免疫檢查點抑制劑治療耐藥的頭頸鱗癌患者，19例CUE-101 RP2D劑量下單用，1例PR，6例SD，中位OS為20.8個月。相比之下，Opdivo治療≥1線鉑類治療耐藥的頭頸鱗癌患者的中位OS僅7.5個月。

CUE-102結構與CUE-101類似，只不過識別的腫瘤抗原變成了WT1。臨床1期結果顯示，在HLA-A*02:01陽性WT1+腫瘤中，23例患者中最佳療效是10例SD。

腫瘤微環境靶向IL-2

腫瘤微環境（TME）是一個復雜的生態系統，由多種細胞類型、細胞外基質、血管系統、可溶性因子等組成。通過靶向TME中的特定組分，實現IL-2在腫瘤中的富集或活化，是IL-2的開發策略之一。

其實，羅氏早年在這個方向就做過嘗試，開發了一款靶向FAP/not-alpha IL-2產品，名為RG7461或Simlukafusp Alfa。FAP在正常組織中表達量很低，但在TME中的腫瘤相關成纖維細胞（CAFs）中高度過表達。臨床1期探索了10、15、20mg單藥或者10mg劑量與PD-L1抗體atezolizumab聯用的安全性、耐受性。11例患者入組，2例患者因治療相關的AE終止用藥，1例出現低血壓、輸注反應和血管滲漏綜合征，1例出現肝毒性。另外，在15/20mg劑量下，1例患者出現3級低血壓的DLT事件。2024年，羅氏宣稱出于管線優先級考慮，停止這個產品的開發。

目前TME靶向IL-2進展最快的是來自意大利Philogen公司開發的Nidlegy。嚴格意義上講，Nidlegy并不是一個IL-2單體，而是由兩個分子混合而成，一個是L19與IL-2融合蛋白，另外一個是L19與TNFα融合蛋白。L19抗體的靶點是纖連蛋白（Fibronectin）的Extra Domain B，而TME中富含fibronectin。

PIVOTAL是一項Ⅲ期隨機、對照、國際多中心臨床研究，旨在考察Nidlegy對局部晚期、可切除的黑色素瘤的新輔助治療。Nidlegy為瘤內注射，每周1次，手術前共給藥4次。在歐洲包括德國、意大利、法國和波蘭在內的22個臨床研究機構入組256例患者。患者按照1:1比例接受新輔助Nidlegy+手術（治療組）、手術治療（對照組）。主要終點RFS（Relapse Free Survival，無復發生存期），次要終點DMFS（distant metastasis-free survival，無遠端轉移生存期）和安全性。

試驗結果顯示，基于BICR測定，治療組和對照組的RFS HR為0.59（95% CI 0.41-0.86; log-rank p=0.005）。基于研究者測定（power = 85%; two-sided α = 0.05），治療組和對照組的RFS HR為0.61（0.41-0.92; log-rank p=0.018）。基于BICR測定，治療組和對照組的中位RFS分別為16.7個月、6.9個月。另外，DMFS也明顯改善，兩組的HR為0.60（0.37-0.95; p=0.029）。安全性方面，Nidlegy的不良反應大都是低等級的局部不良事件（3級治療相關不良反應12.7%）。未見3-4級免疫相關不良反應，未見給藥相關死亡事件。

基于以上Ⅲ期臨床研究數據，2024年6月4日，Philogen公司已經向歐洲藥品監管機構EMA遞交了Nidlegy的上市申請。

此外，還有XTX202、WTX-124、PTX-912三款TME靶向IL-2在研，三款產品均采用的前藥技術，在TME特定環境中活化。XTX202、WTX-124的其中一點區別是前者采用的not-alpha IL-2，后者連接的天然IL-2。前藥的目的是往體內遞送更多的IL-2分子，從臨床結果看，XTX202患者可以耐受4mg/kg，WTX-124人體最大耐受劑量應該在12mg/人（按照60kg/人計，約200μg/kg）。當然，二者偶聯的IL-2活性也不一樣。從早期臨床藥效看，XTX202在80例晚期實體瘤患者中DCR約為41.3%，未見PR或者CR。WTX-124單藥治療的27例患者中，2例PR，1例CR，8例SD。二者安全性表現均不錯，大多數AE均為1-2級。不過，似乎并未看到前藥所帶來的療效改善。前藥技術的難點在于如何確保非活性的前藥能夠在腫瘤中精確、定量的活化，轉化為足夠量的活性成分。無論是毒性比較大的CTLA-4靶點，還是T細胞連接器這類分子，都有前藥設計思路在探索，目前為止還沒有分子完成臨床POC。

免疫細胞靶向IL-2

免疫細胞靶向是目前IL-2研究領域關注比較多，比較熱的方向之一。這里面根據PD-1抗體是否具備阻斷功能、IL-2的偏向性又細分為幾種不同的策略。

這里不得不致敬下羅氏制藥，羅氏在IL-2領域真的是前前后后投入了很多資源，啟動了多個項目，做了大量嘗試，堅信IL-2領域會出現一款抗腫瘤良藥。除了腫瘤靶向、腫瘤微環境靶向，羅氏在免疫細胞靶向IL-2領域也有布局，而且是比較早進入這個領域的先行者。羅氏在2022年（Nature）和2023年（Oncoimmunology）連續發表兩篇文章為PD-1 cis-targeting of an IL-2Rβγ-biased IL-2的設計理念提供依據。這種設計的示意圖如下所示，PD-1抗體先結合效應T細胞，之后攜帶的IL-2順式結合IL-2 Rβγ。羅氏給出的邏輯是基于PD-1抗體成功經驗，經腫瘤抗原處理的PD-1+TCF-1+干細胞樣CD8+T細胞的擴增和分化對于腫瘤的殺傷至關重要。IL-2有利于生成這類干細胞，但需要借助IL-2Rα，也就是CD25，才能實現。融合PD-1抗體的not-alpha IL-2通過順式結合，可以擺脫對CD25的依賴，恢復干細胞樣CD8+ T細胞分化為更好效應細胞的能力。

羅氏不僅肯定了這種順式結合的優勢，還順帶提到了反式（Trans）結合的缺點，比如前文提到的FAP-IL-2就是反式結合。如下圖所示，反式結合會使干細胞樣CD8+ T細胞往耗竭型T細胞狀態分化，算是間接回應了FAP-IL-2臨床失敗及停止開發的原因。當然，如果這個邏輯成立，腫瘤細胞靶向的IL-2也存在類似風險。

羅氏自己開發的PD-1/IL-2Rβγ-biased IL-2產品（RG6279, eciskafusp alfa）在2020年就已經推進到臨床研究階段。不過此后一直未見臨床數據披露。更為微妙的是2025年RG6279新開了一項臨床研究，經膀胱給藥與BCG聯用治療非肌層浸潤性膀胱癌。這是IL-15超級激動劑N-803上市選擇的一個小適應癥。由此，不免讓人猜想，與N-803類似，RG6279的外周毒性太大，給藥劑量受到限制，轉而選擇局部給藥的膀胱癌適應癥。此外，2022年9月，羅氏還花了2.5億美元從Good Therapeutics買了一款PD-1/IL-2，后續未見新的進展，似乎并未推進到臨床階段。

目前免疫細胞靶向IL-2這個領域走的最快的非信達生物的IBI363莫屬，算是這個賽道的明星分子，至少開展了400例以上樣本量的晚期癌癥患者的臨床試驗。IBI363的結構和作用機理與羅氏的RG6279不同，如下圖所示。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IL-2部分，RG6279選擇的not-α IL-2，IBI363則選擇了α偏向的IL-2，確切的說是一款較野生型IL-2的α受體親和力降低10倍，β受體親和力降低600倍的分子。

信達生物2023年在Nature cancer雜志上發表了其觀點，認為保留IL-2Rα活性的野生型IL-2和IL-2Rβγ弱化的（IL-2α偏向）激動劑，能夠有效擴增腫瘤特異性CD8+ T細胞（TSTs），并且比不保留CD25活性的“not-α”IL-2具有更好的抗腫瘤效果和安全性。腫瘤特異性CD8+ T細胞共表達高水平的α受體和PD-1，更容易被保留α受體活性的IL-2激動劑激活。IL-2活性的大幅降低有利于患者耐受IBI363更高的劑量，至少超過PD-1抗體的受體飽和劑量。而腫瘤中TSTs細胞高表達的α受體，又可以讓IBI363的IL-2部分在腫瘤微環境中恢復高活性。不過，α偏向的IL-2會引起外周血Treg明顯上調，有人將其解讀為Treg的上升可以降低外周的免疫毒性，增加耐受，并不影響腫瘤微環境藥效的發揮。2025年6月初，信達在ASCO會議上陸續更新了IBI363在結直腸癌、非小細胞肺癌和惡性黑色素瘤的數據，具體見下表。尤其是6月4日當天，非小細胞肺癌的數據一經披露，信達生物市值增長了100多億港幣，整個ASCO期間，漲幅就更可觀了。從現有數據看，IBI363在2線及以上，且幾乎全是抗PD-1/PD-L1治療后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確實看到了較現有標準治療更優的生存期數據，尤其在3mg/kg高劑量給藥組，顯示出劑量相關性的藥效。當然，IBI363的毒性也不小，非小細胞肺癌中，超過40%患者出現3級及以上AE，4名患者死亡，1名與治療相關。不過，信達生物認為IBI363整體安全性可控。無論如何，IBI363為IL-2藥物的開發注入了一針強心劑。

當然，這里可以留下一些思考和討論，IBI363通過大幅度降低IL-2親和力，實現了PD-1有效劑量的遞送，并通過瘤內α受體高豐度，保障了IL-2的瘤內活性。Nidlegy這款IL-2/TNFα黑色素瘤瘤內局部注射的成功也是類似道理。而早期失敗的IL-2，因毒性限制，均無法實現高分子數的體內遞送，分布到瘤內的分子就更為有限，也就談不上充分激活腫瘤特異性T細胞。如果有一款IL-2活性不錯，且能夠實現足夠劑量的瘤內分布，與PD-1抗體聯用，是不是同樣可以達到IBI363的臨床效果？

無獨有偶，Regeneron也非常認可IL-2Rα的參與對于系統性IL-2療法的抗腫瘤活性至關重要，并于2024年在Cell子刊上發表了相關設計和支持性數據。Regeneron這款分子名為REGN10597，與信達IBI363設計不同，采用的類似一種前藥設計，用IL-2Rα進行了IL-2活性掩蔽，并形成跨掩蔽構象。只有在表達IL-2Rα的細胞中才表現出高活性，而腫瘤抗原特異性的CD8+T細胞就屬于這種類型。

REGN10597目前處于臨床1期研究階段，尚無數據披露。

除了α偏向性設計，PD-1/IL-2領域也有not-α設計的分子。一款來自瑞士Anaveon的ANV600，一款則是來自中國科弈藥物的KY-0118，區別是前者的PD-1抗體是不阻斷型的，即不阻斷PD-1/PD-L1結果，僅發揮靶向富集IL-2的作用。

當然，國內也不乏深耕IL-2領域，進行多路線布局的玩家。除了前文提到的非靶向IL-2產品LTC004，志道生物在免疫細胞靶向IL-2也進行了專利布局，并已經公開，可見很早就開始了這個方向的探索。厚積而薄發，志道生物是國內在IL-2領域具備深厚底層技術積累的平臺。

除了依賴PD-1靶向免疫細胞，也可通過其它靶點實現T細胞靶向的目的。比如，美國Asher biotherapeutics公司的AB248，是一款CD8抗體/IL-2融合蛋白，靶向CD8+T細胞。韓國GI innovation的GI-101、GI-102，則是通過IL-2與CD80蛋白融合，實現T細胞靶向，并阻斷膜表面的CD80與CTLA-4的相互作用。目前這些分子均在早期臨床階段。

最后

從上世紀90年代第一代IL-2上市，距今已經30多年。這期間，not-alpha IL-2的第二代主流設計曾經為我們帶來了驚喜，并一度受全球大型制藥公司青睞，重金納入懷中。可IL-2的生物學機制過于復雜，似乎也注定了這個領域的起起伏伏。其實，大部分IL-2類產品可以使外周免疫細胞激活或增殖，但最終無法轉化為對腫瘤的抑制，或者抑制程度尚不夠。不過，倒也不必悲觀，反復試錯和失敗，反而讓IL-2領域的研發逐漸演化到一種量變到質變的狀態。無論是非靶向的LTC004、DF6215，還是腫瘤細胞靶向的CUE-101，或者腫瘤微環境靶向的Nidlegy及一些前藥，亦或是免疫細胞靶向的IBI363、REGN10597，如此豐富的策略和設計，都在不斷推動著新一代IL-2滾滾向前。另外，還有來自“友商”（IL-15）的一些提示，IL-15超級激動劑N-803與PD-1抗體聯用在PD-1抗體治療失敗的NSCLC中看到了明顯的OS優勢。其實，IBI363和N-803在NSCLC中均同時證明了一件事，IL-2相關通路的激活潛在可以逆轉抗PD-1/PD-L1藥物的耐藥，尤其在延長患者OS方面，已現端倪，有希望成為抗PD-1/PD-L1藥物的新搭檔。

IL-2這條賽道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經驗和數據，歷盡千帆之后，相信離突破也不遠了。正所謂：千帆過盡浪淘沙，漫漫長路起落斜。風雨如磐摧壯志，霜雪滿徑礪心華。沉浮未改凌云志，砥礪方知歲月賒。待到云開見日月，扶搖直上九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