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軍傷亡615，換來16個蒙古腦袋，明武宗應州之戰是被抹黑嗎？

作者｜冷研作者團隊-披瀾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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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應州之戰是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年）明武宗朱厚照親征蒙古韃靼部達延汗（小王子）的一次關鍵戰役，此戰終結了達延汗長期以來對于明朝的襲擾作戰。而同時，也是自土木之變以來明朝天子最后一次出塞親征北虜。不過，和這種象征意義相比，在《明武宗實錄》等文獻中，應州之戰的戰果卻只有“斬首十六級”。那么，應州之戰到底是勝是敗呢？

達延汗（小王子）是蒙古歷史上有名的中興之主，16世紀中葉，他親征并擊敗蒙古勒津部和與自己有著殺父之仇的亦思蠻太師，掃平諸部后，他創立六萬戶制，分封自己的兒子為各萬戶首領，將原本松散的蒙古諸部落凝聚起來，最后，又通過大棒加甜棗的方式基本控制了朵顏三衛。

到了正德時期，達延汗已經成為明朝北部的心腹之患，明武宗繼位之初，達延汗就屢屢縱兵南下，正德初年，“虜大舉入寇宣府，營于牛心山、黑柳林等處，長闊二十余里……是役也，官軍死者二千一百六十五人，傷者一千一百五十六人，失馬六千五百余匹，掠去男婦畜產器械不可勝計，議者謂自己巳年兵禍以后所未有也”。

“己巳年兵禍”即后世所說的“土木之變”，被時人認為是“巳年兵禍以后所未有也”，可見韃靼此次入寇的影響之大，根據陳濤《明正德應州之役研究》的統計，這只是正德年間北方兵禍的開始：

同年十月，達延汗進犯甘肅，都指揮劉經戰死；正德四年閏九月進犯延綏，圍縱兵吳江于隴州城；正德四年冬十一月，犯花馬池，總制尚書才寬戰死；正德六年三月，達延汗率部入河套，進犯沿邊諸城堡，延綏總兵侯勛、副總兵王勛等擊卻之，斬首六十四級；

正德九年秋七月，寇順圣川，游擊將軍張勛、守備田琦、廉彪戰死，同年八月，有擁眾入寧武關，殺守備指揮陳經，九月，再犯宣府，都御史叢蘭、總兵官白玉以計擊卻之。正德十年八月，小王子犯固原；正德十一年秋七月，犯薊州白羊口等處； 同年冬十月，二萬騎分路掠偏頭關等處。

從整體趨勢來看，達延汗對明朝的入侵烈度以正德九年為分野，正德九年前，主要侵擾甘肅、延綏等沿邊地區，而正德九年后，宣府、山西等地屢遭襲擾，正德十一年秋七月更是深入薊州白羊口（此地距京師僅百里）。

這便是武宗巡邊繼而與達延汗一部爆發應州之戰的背景。如果從當時的局勢來看，武宗選擇御駕親征絕對是一個極富勇氣的選擇。當然，如果仔細分析正德皇帝的性格特點會發現，這位“性聰穎，好騎射”的天子本來就有外出射獵及微服出行的愛好，其身邊的幸進之臣如江彬之輩更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明武宗實錄》：“江彬宣府人，欲挾上自恣，始誘為西北之行。”

和明武宗積極準備御駕親征不同，明朝文官系統對于這位皇帝的“出格”行為卻極力反對，原因也非常實際，土木之變殷鑒不遠。同樣是近臣極力攛掇，同樣是御駕親征，甚至同樣是為了征討蒙古（瓦剌和韃靼）。這種梭哈賭狗般的既視感實在是太強烈了。

正因如此，武宗車駕到居庸關，就為巡關御史張欽所阻。

“或傳陛下欲出居庸關，巡宣大，臣惟天子舉動所系不小，或欲 親征虜寇，宜先下詔大廷共議，必不得已而出，亦宜戒期清道，百官扈從，今者皆不聞，而輕騎潛行，萬一奸人有假竊陛下名號欲過關，誘引胡人，以危社稷者， 何以防之，臣職守關，陛下即欲出，臣萬死不敢奉詔。

由于這位巡關御史的極力反對，武宗只得“自昌平還，幸諸御馬房。”但很快，趁著張欽巡視白羊口的空擋，“卷土重來”的武宗自居庸關直奔宣府鎮，并留下太監谷大用守關，堵死朝臣們出關攔架的可能，用這種偷感很足的方式成功化身“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

值得一提的是，雖然出關方式有些難評，但武宗針對瓦剌的軍事布置卻比當年的大明留學生強上許多。一方面，應州之戰前的正德十一年十月的鎮西一戰，瓦剌曾遭大明軍隊重挫：

“達賊陸續于各墩空經過答話，你南朝人馬殺了我多多達達，仰天哭痛，悲聲不止”——《晉溪本兵敷奏》

因此，此時明朝已然做出瓦剌可能展開報復性軍事行動的判斷，且達延汗大營正在宣府、大同附近的威寧海子駐牧，如此一來，明朝的軍事部署自然能更具針對性，另一方面，正德皇帝雖然有著性格跳脫，卻唯獨對軍事方略頗有興趣。

《正德皇帝大傳》的作者李洵認為，明軍以大同為中心，布置了威遠至朔州南北，以及大同東北陽和方向的重點防御線，卻在殺虎口至陽和口處等諸多重點隘口處留下“漏洞”，其實是故意誘敵深入，希望以此形成南北兩面對蒙古夾擊的口袋陣勢。

雖然之后的戰事發展并沒有完全按照武宗的計劃進行，但這種有意識的誘敵深入戰術也能從側面說明武宗皇帝在指揮軍隊上并非一竅不通。

十月甲辰，大同總兵王勛等部與蒙古騎兵于繡女村遭遇發生激戰，第二日王勛等部再次與蒙軍交戰于應州城北五里寨，雙方激戰數十合后蒙軍退卻。

第三日，自應州修整后，王勛部與朱鑾、徐輔等部援軍匯合，再次與蒙軍在澗子村展開激戰，然而此時蒙古騎兵發揮機動優勢，集合優勢兵力將王勛部和正在趕來的蕭滓部明軍分隔包圍，得知兩支部隊遭遇圍困，武宗皇帝親率集結在陽和地區的明軍增援。

對于武宗準備親臨戰陣的決定，如延綏參將杭雄等人曾竭力反對，稱“會賊至，上親欲出擊，雄叩馬諫曰，今主人畜犬，備盜也，茍盜至，主人自吠咬之，奚用犬為，愿聽臣等效犬力，上笑而止”。

武宗不顧勸阻，親率援軍趕到戰場穩定軍心，使被分割的明軍得以匯合。在這一刻，無論武宗本人在歷史上是一個多么不靠譜的形象，天子的親臨依舊極大提振了士氣，使明軍能在后續戰斗中堅持鏖戰。

三路明軍匯合后，雙方在第二日繼續交戰，未能討得便宜的蒙古軍隊開始退兵，明軍一直追擊至平虜、朔州等地，因大風黑霧遂罷兵，還駐大同左衛，應州之戰結束。

從《明武宗實錄》等文獻記載來看，武宗計劃以圍殲戰術絞殺蒙軍，并將軍隊分為正面部隊（王勛、蕭滓、時春）、包抄部隊（周政、朱鑾等）以及戰略預備隊（陽和駐軍）三部分，且在蒙古小挫后并未盲目追擊，戰略計劃較為清晰。

但可惜的是，在實際交戰過程中，皇帝雖然親臨，但明軍指揮體系的僵化問題依然未能徹底避免。

如蕭滓所領遼東兵在王勛部之所以未能迅速合兵，導致王勛部被蒙古軍圍困，是因為前者調兵時依舊需要層層上報，“待奏方發”，導致延誤戰機。（虜賊入應州，遼東兵已在陽和，待奏方發，稽遲。大同總兵官亦在陽和，回遲）。

同時，由于明軍以步兵為主缺乏機動部隊，合圍戰術未能奏效，在五里寨、澗子村之戰時，蒙古騎兵總能迅速脫離戰場或反包圍明軍。

總而言之，應州之戰爆發后雙方雖有交戰，卻均是“淺嘗輒止”，未能給予對手致命一擊。

按照《明武宗實錄》的記載，這場“大捷”的戰果相當凄慘，只有“斬虜首十六級”，與之相反，明軍卻在戰役中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官軍死者五十二人，重傷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輿幾陷”。

《明史紀事本末·卷四十九》：“虜退，斬首十六級，官軍死五十二人，重傷五百六十三人”。《明史紀事本末》雖然基本復制粘貼了《實錄》內容，但在后面卻補充了“武宗親冒矢石，乘馬督戰，將士殊死斗”的戰斗細節。

而王世貞所著，“時人比之一代實錄”的《弇山堂別集》基本沿用了《實錄》的記載和觀點，從正統敘事來看，應州之戰絕對稱不上一場勝利。

有意思的是，如《明史》等文獻卻對應州之戰的戰果進行了肯定：“是后歲犯邊，然不敢大入”。除《明史》外，《名山藏》《蒼霞草》《武備志》同樣有基本一致的記載。

那么，應州之戰究竟是一場傷亡比懸殊的鬧劇，還是一次對于蒙古劫掠態勢的成功阻擊呢？

冷兵器研究所之前的文章《蒙古人的首級為啥那么難拿？明朝皇帝御駕親征才只砍了16個》里面曾經解釋過應州之戰雙方傷亡比差別過大的問題，騎兵對于步兵有著天然的機動優勢，能較為輕松的獲得以多打少的戰略優勢。

尤其是在侵入初期，對一些戍衛部隊，更是可以在明軍未能完成集結之際集中優勢兵力包圍消耗，一旦戰斗失利，明軍也很難追亡逐北、擴大戰果。

《夷俗記》：“償有一人折馬。眾必以余馬載之，不然酋首必重其罰也。有被創者，危在呼吸間，眾必捐驅以援之”。

蒙古人極重視戰死者的收斂，有人戰沒于陣同族會盡量奪回其尸身，而對傷者“捐驅以援之”的風氣，使得《明武宗實錄》《明史紀事本末》等文獻只有蒙軍首級數和明軍傷亡人數，也讓明軍戰損變得相當難看。

從前面應州之戰的過程我們也可以看到，明蒙雙方軍隊雖然有數次交鋒，但前期的軍事沖突中，除繡女村之戰外，五里寨、澗子村之戰都是明軍前鋒部隊遭蒙軍以眾凌寡，死傷較重在所難免。

且作為劣勢方，自然很難再去收集敵方首級記功，更何況蒙軍又極其在意奪回同族士兵尸體。而武宗親臨后蒙古只交戰一場后蒙軍便撤軍北歸，明軍很難擴大戰果。這無疑是造成雙方傷亡比例懸殊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文官集團對于應州之戰的態度也讓一戰的評價再難翻身。這場由武宗一力主導的巡邊之戰，其實頗受非議。而武宗在戰后“錄應州功”的舉動更是加劇了雙方的矛盾。

武宗對于自己的親征舉動極其自得，“上飲畢，云朕在榆河親斬虜首一級，廷和等叩首對曰， 皇上圣武，臣民不勝慶幸”。為了強調應州之戰的重要性，武宗戰后的封賞之隆、封賞之亂、封賞之濫幾乎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首先是封賞人數的問題，根據巡按御史賈啟上報的紀功冊中，竟有56449人申請升賞，遠超實際參戰人數。這一名冊雖然經過兵部尚書王瓊按舊例核減后，最終封賞9555人，但仍遠高于正常軍功封賞規模。更有甚者，“未出國門而冒名者”如京師官員、宦官竟然也被納入封賞名單。

其中，如武宗親信太監張永、魏彬、張忠等無戰功者加祿米、蔭錦衣衛千戶。同時，或許是為了籠絡朝臣，武宗還將大批文官加入封功名單中，如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人、六部官員如兵部尚書王瓊也受封賞，甚至蔭子為錦衣衛世職。

連反對親征的文官們都有所封賞，武宗的那些豹房親信們濫封情況自然更加嚴重：邊將出身的江彬升三級，蔭子錦衣衛千戶。朱寧（錢寧）、朱政等豹房親信受封錦衣衛指揮使，遠超正常軍功標準。

有些諷刺的是，錦衣衛千戶、百戶等明代世職被大量授予宦官、文臣子弟。與此同時，實際參戰的總兵王勛、副總兵朱鑾等卻僅升一級，賞銀20兩。而由于各類文獻中并無普通士兵封賞記錄，再加上王勛、朱鑾等人的例子在前，我們也很難不懷疑這些真正拼殺在一線的軍人是否被冒功甚至頂替。

《明武宗實錄》直言：“軍功之濫，未有甚于此者。”

對于這樣的封賞，文官集團展現出了激烈的反對態度，楊廷和、梁儲、蔣冕、毛紀等內閣輔臣多次上疏拒絕封賞，稱自己“官非將領，責異本兵”，無功受祿有違國典，武宗不允，六部、科道官員隨即跟進，吏部尚書陸完、六科給事中、十三道御史等聯名辭賞，認為封賞“無名無實”。

武宗仍堅持原議，文官最終被迫接受，但抗議態度依然明確。

楊廷和等文官對于封賞的拒絕原因是多方面，一方面是認為他們本身在應州之戰中未直接參與，封賞違背“軍功授爵”的傳統。楊廷和更是直言：“此不能分主之憂而欲貪天之力者也”。

擔心這種不公平的濫賞會打擊邊軍士氣，使真正有功者寒心。楊廷和稱：“將士解體，曰此文墨之士而冒我介胄之功者也。”其次，武宗在大封群臣時甚至不忘自封“鎮國公”，文官以“天子不封爵”為由反對后，武宗并未放棄，反是腦洞大開的以“朱壽”名義規避禮制，這種對于禮制的逾越，自然為朝臣所不喜。

而最至關重要的或許是第三點，武宗的這次封賞極其獨斷專行，其程序完全繞過文官議政的慣例，這無疑是對明代文官體系中內閣票擬、六科封駁的朝會制度的破壞，和對文官系統權利的侵奪。

事實上，這種破壞和侵奪早在武宗即位后就已然發生，武宗巡邊前，調宣府、大同邊軍入京組建"外四家軍"，全然打破了明代"邊軍不調內"的祖制。這一舉動不僅了強化皇帝對京畿武力的直接控制，更通過如江彬之流的邊將架空五軍都督府和兵部文官的權力。

武宗在位期間，其應州之戰后不久，武宗駕崩，嘉靖帝繼位，武宗身邊原先以江彬為代表的邊將集團遭到文官集團的清洗，江彬等人倒臺后，則是司禮監太監魏彬等內侍宦官。

最后，昔年武宗所建“豹房勢力”中的親信之弟侄、武宗所封之義子，“官爵有冐濫者，悉行查革”，應州之役自此也以“游幸之名、冒功之濫未有甚于此役者”的評價蓋棺定論。

客觀來講，應州之戰并不是一場常規意義上的大勝，武宗皇帝的戰術安排也只能說是中規中矩，戰術執行過程中所暴露出明軍指揮體系僵化和緩慢的問題，更險些讓王勛所部全軍覆沒。

但與此同時，在這一戰中蒙古軍隊同樣并未實現其戰略目的，達延汗十幾年間幾乎每年一次的南下“打卡”也就此終止。這場戰役雖然沒有武宗皇帝宣揚的那般戰功彪炳，但也絕不是一場傷亡比懸殊的敗仗。

只不過，由于武宗對于夸功的執著和種種恣意妄為，在其死后，文官系統的反攻倒算讓這場戰役被塑造成了一場荒唐的鬧劇，這恐怕也是他本人所沒有想到的。

參考文獻：

1、陳濤《明正德應州之役研究》

2、何琪《明正德朝政局與皇權研究》

3、呂鵬《圣駕遠行：明武宗出巡與正德朝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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