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為何不像江蘇“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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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聯網上，江蘇“散裝”是一個非常流行的梗。江蘇省的13個地級以上城市，GDP全部位列全國前100，有“蘇大強”“十三太保”之稱，在江蘇，縣不認市，市不認省，更被視為常態。

有一個簡單的解釋是，江蘇的縣（縣級市）都太強了，地級市也太強了，所以對更上一級行政區劃的認同就弱了。

這是一部分事實，但并不能作為全然的解釋。浙江的縣（縣級市）和地級市同樣很強，雖然從總量來看在頭部市縣的排行榜上和江蘇略有差距，但整體和江蘇的發展水平不相伯仲，甚至民富水平還明顯高于江蘇。但浙江就不像江蘇那樣“散裝”，相較而言，浙江無論是縣（市/區）對所在市的認同感，還是各市對浙江省的認同感，都要比江蘇高出很多，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從歷史上看，浙江作為一級行政區劃，出現得比江蘇早得多。

早在北宋，今天的浙江全境就同屬于兩浙路，而現代江蘇省當時還分屬兩浙路、江南東路、淮南東路、京東西路和京東東路。到元朝時，今天江蘇的長江以北部分還屬于河南江北行省，長江以南部分則和浙江、福建全省和安徽部分地區構成江浙行省。

概而言之，在宋元時期，今天的浙江全省和江蘇南部大部分時候是同一個一級行政區劃，而江蘇南部和江蘇北部反倒以長江為界，是兩個行政區劃。直至明朝建立，朱元璋才因為把老家鳳陽和都城南京劃到同一個一級行政區劃的考慮，設置了直隸（后改稱南直隸/南京，即今江蘇、安徽兩省的前身）。而原屬江浙行省的蘇南劃入浙北，浙江、福建分別獨立設置布政使司，管轄范圍已大致和今天相同。

歷史上的行政區劃，本身就反映自然和人文地理的信息，在較長的歷史尺度里，蘇南和浙北其實天然是一體的，而和蘇北并沒有什么共同語言。等到清朝初年大致形成江蘇、安徽兩省分省格局的時候，浙江作為一個省已經存在了三百年。

方言，承載了極為豐富的文化信息。江浙兩省的方言特征也大相徑庭。

江蘇省地跨南北，內部主要有中原官話、江淮官話和吳方言三種方言大類。而浙江省除少數徽方言、閩方言外以及其他方言的方言島之外，大部分都是吳方言。

然而，江蘇雖然有三個方言大類，但由于地處平原，次級方言并不多。

根據2012年出版的第二版《中國語言地圖集》，江蘇省內成片使用的三級（XX片XX小片）以上的方言只有6種（上圖圖例七種有一種是在上海市的吳語太湖片上海小片）。因為單一方言使用的范圍較廣，人口較多，江蘇省內的方言使用反而比浙江廣泛，蘇南人到蘇北，蘇北人到蘇南，一聽口音就知道對方和自己的不同。

浙江地處山區，內部的方言差異要比江蘇省大得多。

刨除方言點，浙江省成片使用的三級以上方言多達三大類16種，比江蘇多出一倍有余。雖然這16種三級以上方言有10種都是吳語，但實際上北吳語（吳語太湖片）和南吳語（吳語非太湖片）不能通話，南吳語諸片之間也不能通話，在浙中南的大量地區，“十里不同音”，不僅鄰市不能通話，甚至鄰縣、鄰鎮都不能通話。

即使在北吳語片的不同小片之間，也很少有人會使用方言交流。上圖把杭州余杭、蕭山、錢塘、臨平四區全部直接劃為了“杭州小片”，但實際上杭州近郊區和杭州城區的方言也有明顯差異，杭州城區和郊區的人日常交流也是用普通話的。

由于在浙江，跨市、乃至跨縣（區）的交流大都無法通過方言，而只能通過普通話進行，浙江省內巨大的方言差異，相較江蘇反而不明顯了。

此外，江蘇由于地跨南北，還呈現“南米北面”、“南稻北麥”的生活方式差異。而浙江全省，都以稻作和米食為主。

江蘇不僅內部有更明顯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差異，內部發展水平的差距也大于浙江。

平心而論，一省之內的“散裝”，原因之一是富庶地方的人，不想認“窮親戚”。而浙江省的民富水平，要比江蘇均衡許多。這也是浙江省“向心力”更強的原因之一。

江蘇經濟更偏向于投資驅動，而浙江經濟更偏向于藏富于民。2024年，江蘇省的居民人均收入55415元，只相當于人均GDP（160694元）的34.5%，而浙江省居民人均收入67013元，相當于人均GDP（135565元）的49.4%。江蘇城市的人均GDP雖然普遍較高，但居民收入水平參差不齊。

2024年，江蘇人均GDP最高的無錫市（21.67萬元）是人均GDP最低的宿遷市（9.64萬元）的2.25倍。在浙江，人均GDP最高的舟山市（18.93萬元）是最低的麗水市（8.61萬元）的2.2倍。就人均GDP省內極值的差距，江蘇略大于浙江。

但省內人均收入的差距，江蘇就遠大于浙江了。江蘇13市中，居民人均收入高于7萬的3個，6萬到7萬之間的1個，5萬到6萬之間的4個，4萬到5萬之間的3個，3萬到4萬之間的1個。而浙江11市中，居民人均收入高于7萬的5個，接近一半，6萬到7萬之間的5個，在5萬到6萬元之間的只有麗水一個，沒有地級市的人均居民收入低于5萬。

浙江省內人均收入最高的杭州市（76777元）是麗水（50015元）的1.53倍，而江蘇蘇州（77524元）是宿遷（34657元）的2.24倍。

浙江上市公司（含A股、港股、美股）密度最高的城市是杭州，每4.13萬人擁有一家上市公司，密度最低的城市是舟山，每39.2萬人擁有一家上市公司，杭州上市公司密度是舟山的9.5倍。而江蘇上市公司密度最高的蘇州，每5.07萬人擁有一家上市公司，密度最低的鹽城每83.39萬人擁有一家上市公司，蘇州的密度是鹽城的16.44倍。

浙江的“向心力”，還源于省內對杭州的絕對認同。杭州GDP、財富總量、上市公司等硬核經濟數據都在省內領跑，如果一個浙江人到杭州工作安家置業，都會被視為“一等大孝子”，而江蘇人尤其是蘇南人對南京的認同度，就要弱得多。

從歷史來看，南京是中國南方天然的“首都”，但卻并不是江蘇天然的“省會”。自從康熙年間江蘇、安徽分治之后，南京一度是兩江總督（江南江西總督）和安徽布政使的駐地，而江蘇巡撫和江蘇布政使則駐蘇州。后來安徽布政使遷駐安慶，又析出江寧府（即南京）和江蘇長江以北部分由江寧布政使負責民政事務，江蘇實際上相當于有南京和蘇州兩個“省會”，一個管南京和江北，一個管江南其他地方。及至民國年間，由于南京成為首都，江蘇省會又一度遷到鎮江。

今天的南京重新完全確定其江蘇省會的地位，還是在1953年，南京直轄市和蘇南、蘇北兩個行署區都撤銷恢復設置江蘇省之時。

在江蘇，南京是傳統上的政治和軍事重鎮，蘇州（20世紀工業化早期一度是無錫）是經濟重心，而傳統的商貿和交通樞紐，則是在運河和長江交界處的揚州，直至近代以來鐵路崛起運河式微，才逐漸轉移到南京。從唐宋到當代，江蘇地區的“中心城市”功能未必集中在一個城市，“最強城市”的寶座也在寧蘇揚之間反復流動。

反觀杭州在浙江的地位，不僅源于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更有超過千年的長期積淀。自從公元十世紀吳越國在杭州建都以來，杭州就是浙江地區的絕對中心。杭州不僅在行政、經濟和文化層面都有冠絕浙江全省的影響力，還是浙江天然的水運樞紐。

錢塘江是龐大的水系，杭州可以通過錢塘江水系，通達徽州、衢州、金華等地。同時，因為杭嘉湖平原港汊縱橫，杭州到寧波之間又有浙東運河，因此在古代杭州就是浙江水路交通的中心，從杭州出發的內河航運，可以覆蓋明清浙江11個府中的8個，僅臺州、溫州和處州（今麗水）無法到達。

最后，再來談談江蘇、浙江兩省在地級市層面的認同差別。

江蘇和浙江兩省，都有所謂的“縣不認市”的現象。所謂“縣不認市”，主要理由不過兩點，一來是縣域經濟足夠發達，市區壓不住縣；二來則是由于市內不同的縣在方言、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缺乏共同點。

第一種情況，江蘇有不少，典型的如蘇州昆山和蘇州市區。昆山和蘇州市區在歷史上長期同屬蘇州府，在文化、方言和生活方式上是高度同質的，昆山人的“獨立認同”主要就是源于經濟發達。在浙江，最典型的莫過于義烏和金華，由于在全國所有縣域中絕無僅有的對地級市市轄區的壓倒性優勢，也使金華成為浙江省內“相對散裝”的市。

第二種情況，我們就可以拿出歷史地圖來看了。

明清時期的行政區劃，基于農業社會的人口流動邏輯。當時府/州的設置，往往反映了農業社會人口通過河網等傳統交通方式的流動半徑，行政區劃和人口流動、文化屬性的同質性更強。而進入現代社會，交通條件大為改善，行政區劃在技術上更大程度地打破傳統河流山川的自然界限，因此行政區和文化區的分離可能變得更多。

這是清朝的江蘇省地圖。

而這是目前的江蘇省政區圖。

清朝江蘇省的二級行政區劃有江寧府、鎮江府、常州府、蘇州府、松江府、揚州府、淮安府、徐州府、太倉州、通州、海州和直屬于省的海門廳。其中松江府全境已析出，設上海直轄市，嵊泗列島劃入浙江。太倉州嘉定、寶山、崇明改隸上海。原屬徐州的蕭縣、碭山和安徽的盱眙、泗洪交換。

除了省界的變動，府（地級市）一級的變動更多。蘇南就是一連串的連鎖反應。蘇州市基本保留了蘇州府的大部分地盤，還拿走了太倉和半個張家港。無錫以前是常州府屬縣，因為工業發展了設地級市，帶走了常屬的江陰、宜興，常州江北的靖江后來給了泰州，原來的常州府，基本只剩下現在常州市區的部分，又只好拿走了原來鎮江府的金壇和溧陽，丟掉了金壇溧陽的鎮江，又拿走了南京的句容。

至于長江以北的八個市，只有徐州、海州、通州、揚州四地的治所維持了清朝時的狀態；淮安市治所從淮安遷到淮陰，引發了一波混亂；鹽城、泰州、宿遷則是新設的二級行政區劃。總的來看，江蘇長江以北的行政區劃相較清朝已是七零八落，大部分縣（縣級市/區）的隸屬關系都發生了改變，沒有發生隸屬關系變動的反而是少數。

浙江的情形，和江蘇形成鮮明對照。明朝還沒有江蘇，但浙江的省界已經基本確定。嵊泗列島其實是在康熙年間才改屬江蘇，在明朝時嵊泗列島是浙江的。今天浙江省界和明朝最大的區別，只是少了南太湖的水面。

這是明朝時的浙江地圖。清朝除調整嵊泗列島歸屬外，較明朝的浙江區劃基本未動。對照明朝浙江區劃來看今天的浙江政區圖，變化其實不大。

雖然1949年以后，浙江行政區劃也進行過許多調整，但到浙江地級市最終定型時，大體保留了明清時期行政區劃的框架。

明清時期的11個府，只有嚴州府整體并入了杭州市。舟山市從原寧波府析出。除了杭州、寧波、嚴州之外，另外8個府的整體建制都基本保留。

在浙江，除了原嚴州府三縣（市），舟山市各縣區，其他隸屬關系和明清不同的縣市（地區），兩只手都數得過來。原湖州府烏程縣烏鎮改隸嘉興桐鄉縣，和桐鄉青鎮合并為新的烏鎮；原屬杭州府的海寧，改隸嘉興；原屬紹興府的蕭山，改隸杭州；原屬臺州府的寧海，改隸寧波。

最復雜的是余姚和慈溪。余姚古屬紹興，慈溪古屬寧波，但1949年，余姚縣被劃入了寧波專區。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余姚和慈溪進行了極為繁復的行政區劃調整。1954年，余姚和慈溪重新劃界，余姚縣城不變，原慈溪縣城慈城劃入余姚，余姚的滸山鎮等地改隸慈溪，慈溪縣城遷到了滸山；到1960年，慈城又被劃入了寧波市。(當時寧波地、市分設)。所以，以前的慈溪縣城現在已經變成寧波江北區的一部分，而現在慈溪、余姚兩個縣級市的駐地都在原紹興府余姚縣的境內。

在浙江，蕭山、海寧、余姚、慈溪這幾個縣市區的地域屬性，幾乎都是全省可以“玩梗”的程度。原因其實在于，浙江目前行政隸屬和傳統習慣歸屬不同的縣市，太少了。浙江堪稱“超穩定”的二級行政區劃，也是浙江在市一級層面的認同不如江蘇“散裝”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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