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底：武打明星出身的傳奇特工，30歲被張國燾派人勒死在長征路上

周恩來曾說，如果沒有他們，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將被改寫。

周恩來口中的“他們”正是“龍潭三杰”：錢壯飛、胡底、李克農。

說到“龍潭三杰”，他們都與安徽有割不斷的淵源。

錢壯飛是安徽的女婿，可以說是半個安徽人，而胡底和李克農則是地地道道的安徽人，錢壯飛和胡底是在安徽人張暹中介紹下入黨的。可是，這兩個半改變黨的歷史的安徽人，卻命運迥異，令人唏噓，尤其是“三個中年齡最小的，但也是最有才華的”（李克農語）胡底結局最為凄慘。

胡底

李克農在1955年晉升為上將，成為授銜的唯一的沒有打過仗的文官，錢壯飛40歲時在長征途中被地痞流氓殺害（目前的主流觀點），而無妻無子嗣、最年輕的胡底卻在30歲時，在長征途中，被張國燾派人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用繩子勒死。

胡底被害后，兩度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這也是不多見的。

今年是胡底誕辰120周年，也是他犧牲90周年，從1905年到1935年，胡底30年的人生歲月經歷了怎樣的跌宕起伏？他的人生終點又為什么會停留于此？讓我們撥開歷史的帷幕，一起來聆聽這位傳奇英雄的傳奇故事。

• 陰差陽錯，他成為中國最早的武打明星

胡底，原名胡百昌，別名北風、胡馬、裳天等。1905年3月10日出生在安徽省舒城縣干汊河鎮松元村一個富裕的工商業者兼地主家庭。

雖然是地主家的少爺，但他性格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性格非常“倔”，認準的事情很難改變。他俠肝義膽，同情弱者，寧折不彎，經常為維護貧苦農民的利益而與父親對抗；二是頭腦非常“靈”，學什么像什么，比較孤傲。他天資聰明，文武雙全。從小習武，練就一身功夫；讀書也是一把好手，幼年跟著伯父胡繼章讀私塾，5歲時入舒城城關植民小學讀書，16歲時以優異成績考入合肥省立二中，只讀了兩年中學，1923年便又考入孫中山創辦的北京中國大學國文系。

俗話說，性格決定命運。也許這就是胡底悲壯人生的誘因吧！

當時，李大釗是學校的老師。在他的啟蒙下，胡底大量地閱讀了《新青年》《每周評論》等進步刊物，開始接觸馬克思主義，但最終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的還是年長他10歲的錢壯飛。

錢壯飛

當時錢壯飛在北京醫專讀書，他有個女同學叫張振華，比他大兩歲。張振華是安徽桐城人，祖上是清代著名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所以，家境殷實富裕。在張振華的資助下，錢壯飛完成了學業，后來他們結為革命夫妻。因為這個關系，錢壯飛經常隨張振華出入安徽會館。

作為安徽人的胡底，也經常去安徽館。1924年經由同學吳鹿鳴的介紹，胡底和錢壯飛在北京的安徽會館第一次會面。此次見面，他們一見如故，惺惺相惜，談天說地，志趣相投，很快結為了摯友。

錢壯飛與張振華結婚后，搬到了北京西城平安里居住，胡底還是常去聚談，1926年胡底畢業后，就干脆住到了錢壯飛家，所以，錢壯飛對胡底影響很大。

張振華的弟弟張暹中是中共地下黨員，經常來姐姐家，在他的引導下，1925年錢壯飛與張振華夫婦雙雙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在錢壯飛的影響下，胡底也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為了便于開展地下工作，胡底以演員身份作掩護，在1926年與錢壯飛和劇作家徐光華合辦了“光華電影公司”，他們一起拍攝了《燕山俠隱》。胡底和錢壯飛夫婦及女兒都友情出演，錢壯飛主演男一號，后來他的這個女兒錢蓁蓁（后改名黎莉莉，人稱“甜姐兒”）還成為了民國時期的知名影星。

《燕山俠隱》宣傳海報

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共兩黨的關系降到了冰點，李大釗等藏匿在蘇聯駐華大使館舊俄兵營的革命者先后被北洋軍閥張作霖抓起來殺害了。

一時之間，北京蒙上了一層白色恐怖，胡底和錢壯飛夫婦也成了張作霖政府的通緝對象。

為了躲避追蹤，這年冬天兩人分頭上路，并改了原名。胡底改名為胡馬，字“北風”，而錢壯飛則化名為“南飛”。

胡底轉移到了上海，當時上海電影產業正處于繁榮期，各種武俠電影爭奇斗艷。胡底一表人才，又文武雙全，開過電影公司，當過演員，為了盡快尋找到黨組織，1928年春，胡底應聘進入上海影片公司。很快他就脫穎而出，先后主演了《盤絲洞》《昆侖大盜》等武俠電影，一戰成名，被譽為“東方范朋克”。范朋克是當時的美國武打明星、導演與劇作家，他因主演了《佐羅》、《佐羅的面具》、《大俠羅賓漢》征服了觀眾而享譽世界。

胡底能夠與范朋克齊名，充分說明了他的表演功底和個人魅力，由此奠定了他中國最早的武打明星的地位。

紅得發紫的胡底，因為歪打正著，收獲了榮譽，同時，也接上了組織關系，而與他聯系的正是中央特科成員、時任上海滬中區宣傳委員的李克農。他們是安徽同鄉，在蕪湖時就相識，一起參加革命活動。

不久，剛到上海的錢壯飛也著急忙慌地找上了門，說有重要的緊急事情需要向組織匯報。

• 奉命潛伏，中統“鐵三角”成為中共“紅三角”

原來錢壯飛一家逃離北京后，先是投到了西北軍，在那兒錢壯飛當了一名軍醫，由此和組織失去了聯系。由于西北軍不僅克扣軍餉，還經常不能按時發放軍餉，一家人無法生存。

為了尋找組織，錢壯飛在1928年春到了上海。恰巧趕上“上海國際無線電訓練班”招人，他就誤打誤撞以第一名的成績考上了。

進入培訓班后，才知道自己無意中進入的這個訓練班，其實是國民黨新建的特務組織，于是，他就迫不及待地找到了當時紅得發紫的明星胡底，希望通過他找到黨組織匯報。

就這樣，錢壯飛通過胡底認識了李克農。

周恩來聽取李克農匯報后，認為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立即批準，并決定讓李克農、胡底與錢壯飛組成特別黨小組，李克農任組長，直接歸中央特科陳賡單線聯系和領導。

訓練班結束后，徐恩曾升任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局長，次年又出任國民黨中組部黨務調查科科長，錢壯飛因為與他是老鄉，又在考試中拔得頭籌，就被徐恩曾看上，先后成為了他的秘書、機要秘書。

履新后，徐恩曾為了干出點名堂，四處網羅人才，到處招募人手，擴充隊伍，錢壯飛順勢把胡底招募進黨務調查科，進入“民智通訊社”，接著又將李克農安排進入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廣播新聞社，共同為徐恩曾“效力”。

錢壯飛他們三人都是人中龍鳳，進入中統后，各自拿出”絕活“，各顯神通又互相配合，都做出了驕人的成績，深受徐恩曾賞識，并將他們當成了心腹。

1930年4月，徐恩曾奉蔣介石之命，指示錢壯飛帶得力干員到沈陽獲取張學良東北軍的情報。胡底參與其中，帶著國民黨特務機關的證件和活動經費，借此巡視了我黨中央特科部署在東北、華北的地下工作，帶回許多重要情報，并在東北建立起一套名義上歸國民黨，實際上可以向黨中央提供情報的秘密組織。

此后，徐恩曾便讓錢壯飛坐鎮南京，以他機要秘書的身份，兼任“正元實業社”的指揮機關“長江通訊社”和它的掩護機關“民智通訊社”的負責人。因為愛屋及烏，錢壯飛引薦的人才也得到了重用。他要李克農繼續留守上海，主持以無線電管理局廣播新聞社為掩護的情報機關；他還要胡底去天津擔任“長城通訊社”社長。他的如意算盤就是形成一個遙相呼應的“鐵三角”，“使共黨在各省之秘密活動”，“隨起隨滅”。可他不知道的是，他布局的“鐵三角”卻是中共隱蔽戰線上的“紅三角”。只要在南京、天津搜集到情報，錢壯飛和胡底立即秘密傳送給上海的李克農，然后由陳賡將李克農匯集的情報及時送往中共中央。

特務機構簡表

就這樣，錢壯飛他們三個人幾乎掌握了國民黨特務部門的“半壁江山”，由此形成了赫赫有名的中共隱蔽戰線的“龍潭三杰”。

“龍潭三杰”

正是“龍潭三杰”傳遞的情報，在上海，中共特科及時得到了任弼時、關向應等杰出的共產黨人被捕消息，周總理親自指揮展開一次次大營救；在中央蘇區，紅軍先后以少勝多，粉碎了蔣介石第一次、第二次反革命“圍剿”。

“龍潭三杰”為黨立下了奇功。

值得一提的，在潛伏期間，胡底的父親曾從家鄉安徽省舒城將胡底的未婚妻帶來杭州（徐恩曾在被調任為浙江省人民政府建設廳長后，還帶胡底和錢壯飛一起到杭州），讓他們結婚。但是胡底深知自己干的是在刀尖上行走的工作，隨時會有危險，就斷然拒絕，讓姑娘找個本份踏實的好人家嫁了。但是女孩拒絕離開，在杭州賣菜謀生。而胡底直到到犧牲時，也沒有結婚生子。

胡底的預感很快兌現。1931年4月，掌握中共幾乎全部機密的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被捕后叛變，“龍潭三杰”及時傳遞情報，再次挽救了中共的命運。

• 反對分裂，遭到張國燾報復被勒死

顧順章的叛變，導致“龍潭三杰”全部暴露，正在天津的胡底收到李克農用暗語發來的電報：

“胡底，克潮病篤。”

“克”是說李克農，“潮”指錢壯飛，“病篤”意即事態嚴重，必須立即行動。胡底當即坐船離開天津，結束了他在“白區”一年多的間諜工作。

來到蘇區后，胡底任政治保衛局執行部審訊科長，像胡底一樣，李克農和錢壯飛也都從事政治保衛工作。李克農任國家保衛局長，錢壯飛任紅一方面軍紅軍政治保衛局長。

1931年12月，國民黨第26路軍1.7萬多人在江西寧都起義，被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團。時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的毛澤東要求胡底負責起義人員的思想工作。毛澤東指著胡底說：

“你那么年輕，就已經做了許多情報工作，現在更要做好宣傳工作。”

就這樣，胡底又兼任了紅軍總政治部俱樂部主任，承擔了大量宣傳教育方面的工作。

因為錢壯飛、李克農也喜歡表演，胡底就再次與他們合作，很快胡底、錢壯飛等人就排演了一部大型話劇《為誰犧牲》，對改造起義官兵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胡底還先后編、演過《黑奴恨》《殺上廬山》《戰斗的夏天》《無論如何要勝利》等劇，成為蘇區最高產的戲劇作家。

1934年10月，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長征，胡底被任命為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偵察科長，主要任務是沿路處置各種突發情況，搜集敵人情報。

胡底在工作上非常認真細致，每到一個地方都會盡最大的努力搜集各類情報資料，分析整理后送到總部，供總部領導研究敵情使用。

在中央縱隊穿過湘滇公路，越過烏蒙山、挺進到昆明附近后，胡底派遣偵察員捕獲了云南軍閥龍云給國民黨中央軍薛岳縱隊送信的少校參謀副官。從該俘虜口供中了解到昆明附近敵情動態，繳獲了紅軍總部急需的軍用地圖，掌握了金沙江江岸渡口情況，為總部決策提供了重要依據。幾天后，中革軍委即發出了關于迅速渡過金沙江的重要指示。

1935年6月，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的達維地區會師后，長征中的紅軍分為左右兩軍。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和總參謀長劉伯承隨左路軍行動。胡底所在的中央縱隊一分為二，他隨部編入左路軍。

當左路軍到達四川阿壩地區時，領導紅四方面軍、仗著人多槍多的張國燾拒絕繼續執行中共中央確立的“北上”計劃。為此，張國燾和朱德在帳篷里吵了起來。張國燾還煽動其它人員給朱德施加壓力。

張國燾

胡底得知這些情況后，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非常不滿，在多個場合痛罵：

“張國燾算什么東西，憑什么違背中央命令。”

這話被記仇的張國燾知道后，惱羞成怒之下處處針對胡底，并以“國民黨特務”的罪名把他扣押起來。

大軍過草地的時候，胡底因為不小心吃了毒蘑菇，出現發燒、幻覺等癥狀，他在囈語中痛罵張國燾獨斷專行，是法西斯。

胡底被扣上“國民黨特務”的罪名后，被撤銷了科長職務，取消了馬匹和勤務兵。病中的他背著大包袱“戴罪”行軍，身體虛弱，總是掉隊。

胡底

當時擔任部隊后衛的正是紅五軍團，該軍團政治保衛分局局長歐陽毅在請示朱德、劉伯承后，便將胡底秘密留在紅五軍團，以便沿途照顧。

張國燾見不到胡底后，氣急敗壞地命令查找他的下落。

不久，胡底被抓走。

胡底在被關押期間，朱德曾去看望，并“送了點東西”。張國燾極為囂張，曾當著朱德、劉伯承的面，揚言要追究同意收留胡底的人。

1935年9月，張國燾擅令左路軍全部和右路軍的第四、三十軍掉頭南下，另立“中央”搞分裂。為排除異己，杜絕“隱患”，在部隊行至由斯達壩到松崗的半路上，當時胡底已走不動路。在張國燾的示意下，保衛局的人用繩子把胡底勒死，尸體埋在了路旁的河溝邊。

就這樣，一代名諜、紅色情報專家隕落，犧牲時僅有30歲。

胡底雖然英年早逝，但英烈事跡沒有在歷史中湮沒。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前夕，胡底名字載入中共中央組織部和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編印的《死難烈士英名錄》中。

1962年2月，李克農在北京病逝，周恩來總理主祭。在悼詞中他專門加寫了一句話：

（李克農）“大革命失敗后，在嚴重的白色恐怖下，堅強勇敢地同敵人進行了斗爭，同為革命而壯烈犧牲的錢壯飛、胡底同志一起，對保衛黨中央領導機關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貢獻”。

這是非同尋常的評價。

由于胡底10多歲就離開家鄉再未回來，家鄉親人在望眼欲穿中尋找。可胡底尚未娶妻，沒留下后代，又一直用“胡底”化名，而非“胡百昌”這個真名，所以，他犧牲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里，親人都并不知道他的消息。

20世紀70年代末，多年尋找哥哥未果的年已古稀的四弟胡其昌，偶然從報紙上看到錢壯飛兒子錢江寫的紀念父親的文章，文中胡底被提及，且附注胡底就是胡百昌，安徽舒城人。于是，胡其昌馬上寫信向錢江求助。

1981年11月，在時任中共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和民政部長程子華的關心下，胡底再次被追認為革命烈士，隨后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廳發出“（81）民優字第211號”文件，并在函中寫道：

“請你們通知舒城縣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編入《革命烈士英名錄》，并將其已批準為革命烈士的情況告知其弟妹。”

隨后，烈屬光榮證才被掛到了舒城縣新街鄉松元村胡家老宅的堂屋。

雖然遲到太久，但對含冤屈死的忠魂，無疑是一份告慰與肯定。

也是直到這一刻，烈士胡底的故事才完全地為世人知曉。這一年，距離胡底犧牲的1935年已經相隔46年了。

紀念雕塑像

斯人已逝，但他為黨的情報事業和紅軍政治宣傳工作作出杰出貢獻將永載史冊，英雄的精神更會彪炳千秋，萬古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