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作者 許述工作室
前言
“許述工作室”聚焦“旅行+文史”，正式啟動的第一個主題是“中國李莊之梁思成、林徽因故居”。
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對中國古建筑考察研究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都是名門之后，既有諸多優秀品質值得后人學習，也有不少有趣的故事值得回味。李莊鎮位于四川省宜賓市東面約20公里，我們前后去了十余次，對梁林故居比較熟悉，并對兩人的生平特別是李莊時期的往事進行了詳盡的走訪和查閱。考慮以上諸因素，遂將“中國李莊之梁林故居”作為許述工作室正式“開工”的第一個主題。
本來，我們計劃直奔主題“梁林故居”，并未打算將林徽因和梁思成的一生進行回顧。但在積累素材的過程中，閱讀了有關林徽因、梁思成、中國營造學社、李莊等相關資料數百萬字，覺得有必要將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生平進行全面展示。我們采用了以圖帶文的形式呈現，并以“第一人稱”即林徽因的視角來展開敘述。
我一生多數時間都以“梁思成太太”的身份出現，并沒有完全獨立的社會身份；但自從我去世后，卻逐漸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和議論的焦點。我在建筑學方面的學術能力和成就或許不如思成，但我也有許多讓他欣賞的地方。思成與我是相知相愛一生的伴侶，他是這么看我的：
梁思成晚年評價林徽因
“林徽因是個很特別的人，她的才華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學、藝術、建筑乃至哲學她都有很深的修養。她能作為一個嚴謹的科學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村野僻壤去調查古建筑，測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確的分析比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語探討英國古典文學或我國新詩創作。她具有哲學家的思維和高度概括事務的能力”；“所以做她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國有句俗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可是對我來說，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認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時候很累，因為她思想太活躍，和她在一起必須和她同樣地反應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
——（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我》，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年，第245-346頁）
很多人也許對我與思成、志摩、老金的感情生活更感興趣，殊不知這恰恰違逆了我的意愿。我是一個獨立自信的女性，當別人稱呼我為“梁太太”時我心里其實比較抵觸，更別提被現在某些人定格為某位著名男士的戀人。好多人也許并不知道我是個“大女主”，女兒再冰對我的評價概括為兩個字——“仗義”。
其實我并不是一個完美的人，脾氣大性子急，“直爽性急”。（林徽因給胡適的信，1932年1月1日，見梁從誡編：《林徽因文集：文學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9年，第321頁）我在清華大學任教時，看到學生的素描作業不行，竟脫口而出“怎么不像人畫的”，（茹竟華、王其明：《中國第一位女建筑師林徽因先生》）后來想想這話說得太直太傷人了，不應該。
我這人愛美，加上長得還湊合，學的又是美術專業審美也不賴，比較會穿搭，所以有的照片拍得不錯。不過，我不是360度無死角美女，由于年齡、神態、拍攝角度等原因，有的照片也不怎么令人滿意。我喜歡別人夸我漂亮，但并不喜歡別人夸我只有美貌——那是指沒有內涵的花瓶。有一次，老金夸思成和我一個是“梁上君子”，一個是“林下美人”，一般人高興還來不及，但我卻不喜歡：“真討厭，什么美人不美人，好像一個女人沒有什么事可以做似的，我還有好些事要做呢！”（陳學勇：《蓮燈詩夢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1年，第224頁）
這篇圖傳包含了330張圖片和4萬字，篇幅有些長，為了讓讀者諸君獲得更好的閱讀體驗，故將其拆為上、中、下三個部分。
上——“我的前半生”（120張照片+1.7萬字），講述了27歲之前我的學生和青少年時代的經歷，時間上占我有限生命的一半多，故稱“我的前半生”。梁啟超先生挑選兒媳的標準十分嚴格，他是怎么看上我的？我在詩歌創作上受到徐志摩的啟蒙和影響為什么又拒絕了他的追求？我與男朋友思成剛到美國為什么連續幾個月吵架？我一個女生，怎么會喜歡上建筑學的？
中——“我的花樣年華”（167張照片+1.4萬字），隨著閱歷的增長和心性的成熟，我步入了中年時期，時間雖短，卻是我一生最光彩耀眼的時期。我喜歡北京的大House，大到有40多間房子，家里經常高朋滿座，“太太的客廳”名滿京城；比徐志摩還癡情的金岳霖趁思成不在向我表白，我怎樣對待和處理的？《你是人間的四月天》到底是寫給誰的？我是如何結識一生的摯友費正清和費慰梅的？多次外出考察古建筑，我有哪些特別的經歷？
下——“我的艱難歲月”（43張照片+1萬字），時間跨度從我33歲至51歲去世的晚年時期。因日本入侵，我們一家被迫離開北平，逃難到大西南，我在這里是否能維持北平時期那樣優裕、閑適的生活？我的經濟來源是什么？我喜歡云南討厭四川，為什么還要從昆明搬到李莊？我在李莊的五年幾乎足不出戶，是怎么過來的？回到北平做大手術前擔心下不了手術臺，我最想見的人是誰？女兒再冰不聽話和我鬧矛盾，我怎么辦？人生最后幾年我病得如此嚴重為什么還要拼命工作？
雖然這只是一篇公眾號文章，卻有著特殊的價值。一方面，與所有關于我的著作相比，本文收錄了多達330張照片，其中不乏一些私人珍藏的珍貴照片。第二，和其他以圖為主的公眾號文章相比，本文又是內容最豐富有趣的。全文約4萬字，大約一篇碩士論文的篇幅，需要各位花費一點時間和耐心細細品讀；如果您喜歡我，請一定不要錯過，它會告訴您一些我不為人所熟知的軼事，也將為您全面展示一個真實、豐富、立體的我。
一、我的前半生
1
3歲的我，當時還沒有凳子高 1907年6月10日攝于杭州
我初名“林徽音”，直到27歲才改名為“林徽因”。“徽音”這個名字有些淵源和講究，是我的進士爺爺林孝恂給起的。“徽音”源自《詩經-大雅》：“思其大任，文王之母。母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大抵意思是：周文王的母親大任雍容端莊，京城王室之妻賢淑美好，太姒能繼承她們的美德，多生男孩家族興旺。言下之意，爺爺希望我作為林家的長女，能給林家“招弟”，以后有更多的弟弟。
2
6歲的我與父親林長民 1910年攝于杭州
爺爺林孝恂進士出身，后來做了杭州知府。父親林長民只有秀才的功名，但后來前往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法律政治，期間結識了我未來的公公梁啟超先生并與之成為摯友。父親參與制定了民國的第一部憲法《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7年當上了段祺瑞政府的司法總長，梁啟超則是同屆政府的財政總長。父親任內曾拒絕軍閥張鎮芳10萬元巨款請求特赦的行賄，在政壇口碑很好，連周恩來都說他是“北洋政府里的好人”。
段祺瑞政府很短命，僅3個多月就解散了，所以父親的司法總長也只干了3個多月。有趣的是，父親特地給自己弄了一個章，上刻“三月司寇”（司寇是古代中央負責司法的官職，孔子曾做過這個職位），寫信啥的就蓋在落款處。外人會覺得父親留戀官場，但我知道，其實他是希望借助這個平臺發揮自己的能力，實現自己的抱負。
1925年，奉軍名將郭松齡起兵反對張作霖，邀請父親入伙，并承諾事成后與其共分東北軍政大權。父親沒能經受住誘惑，答應了郭松齡。后郭松齡兵敗，父親也死于流彈之下，年僅50歲。父親去世時只留下300元現金，當時的我正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半官費），經濟上頓時陷入困境。我那時已經是梁啟超的準兒媳，所以準公公主動表示承擔我留學的費用。
值得一提的是，父親有一個著名的堂弟——林覺民，“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之一，他最后的家書《與妻書》入選了高中語文教材，其家國情懷至今仍被無數當代年輕人傳誦和堅守，堂叔如泉下有知，也會感到欣慰吧！
3
8歲的我（左一）和姐妹們 1912年4月攝于杭州
4
8歲，我在父親書信上做的備注（右側） 1912年
我年僅2歲時，父親就東渡日本求學且長年在外。由于父親的兩個夫人（何雪媛與程桂林）都沒文化不識字，爺爺林孝恂和奶奶游氏年邁多病，弟妹們又都太小，所以從6歲起，我就開始代表林家與遠在日本的父親通信，報告家里的大小情況。
5
12歲的我 1916年攝于北京
6
12歲的我（右一）與表姐妹們 1916年攝于北平培華女子中學
培華女中是英國人在北平辦的一所教會學校，實行典型的英式教育，課程與英國大學接軌。校長包哲潔這樣評價我：“除了在英國和培華接受學校基本的繪畫、素描和制造模型的培訓外，林徽因沒有受過超越這些領域的更多的訓練，但她的藝術天賦極高……”該校關于我的推薦信寫道：“林小姐精通英語，她的英語寫作水平實際上與在英國出生的學生并無分別，老師們都認為她是一個極有潛力的女生……”（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24年，第92-93頁）看起來，我在藝術和語言方面有一定的天賦。
當時，我和表姐妹們走在大街上是一道靚麗的風景，路人們往往忍不住多看幾眼，甚至引來一些輕薄男子尾隨。為此，我們不得不請身材高大的表兄弟隨行當保鏢。
7
16歲，我隨父親乘船前往歐洲旅游途中與同船旅客合影 攝于1920年
8-10
8.16歲，我與父親林長民 1920年攝于英國倫敦
9.16歲，我與父親林長民 1920年攝于英國倫敦
10.16歲，我與父親林長民 1920年攝于英國倫敦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1920年，父親以“國際聯盟中國協會”成員的名義前往歐洲考察，為期一年半。他決定帶我同去：“我此次遠游攜汝同行，第一要汝多觀察各國事務增長見識，第二要汝近我身邊能領悟我的胸次懷抱，第三要汝暫時離去家庭繁瑣生活，俾得擴大眼光，養成將來改良社會的見解與能力。”（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56頁）作為新時代的父親，他很有現代眼光，甚至有把我當男孩培養的意思。梁啟超先生對父親十分了解，在信中直言不諱：“林叔叔有‘文’的‘美’的天才，自己未能十分發展，遺傳給她（林徽因）。林叔叔特別愛她，也是因為她可以在這方面完成自己的心愿。”（梁啟超1926年1月16日給梁思成、林徽因的信）
這次隨父親出游歐洲時我年僅16歲，正是人生觀世界觀形成的關鍵時期。旅歐時間較長，為了不耽誤學習，我考入了圣瑪麗學院，期間結識了一位學習建筑的女同學，她每天要花好幾個小時在畫板上“畫房子”。我這才發現，建筑在中國僅僅是蓋房子，但在西方有著更豐富的涵義，是集美術、工程技術、人文理念于一體的綜合學科。我被建筑深深吸引了，從而產生了當一名建筑師的強烈愿望，認為這能把自己的熱愛和所長用起來，把日常藝術創造和實際用途結合起來。（1926年林徽因的一個美國同學為家鄉寫的一篇訪問林徽因的文章，見費慰梅：《林徽因與梁思成》，北京：法律出版社，2021年，第38頁）正因如此，我初步確定了學習建筑的志向，進而影響到男朋友思成的職業選擇。（林洙：《梁思成、林徽因與我》，第48頁）
此外，我回國后幾十年中，但凡有條件，都保持著邀請朋友到家喝下午茶舉行文化沙龍的習慣，也是此次旅歐受英國人普遍愛好的“下午茶聚”（afternoon tea）影響的結果。
11
16歲，我在英國倫敦寓所壁爐前看書 攝于1920年
不過，我隨父親旅歐期間并不總是愉快的回憶，有時會有些煩悶和不開心。特別是1921年3月，父親去瑞士參加國際聯盟會議，我一個人留在英國倫敦，感到孤寂：“（我）獨自坐著，一個人吃飯一面咬著指頭哭——悶到實在不能不哭！理想的我老希望著生活有點浪漫的發生，或是有個人扣下門走進來坐在我對面同我談話，或是同我坐在樓上爐邊給我講故事，最要緊的還是有個人要來愛我。我做著所有女孩做的夢。”（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1937年11月9-10日，見梁從誡編：《林徽因文集》（文學卷），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339頁）
去歐洲前，在父親的安排下，我在北平家中與在清華學堂讀書的思成已經見過面，但尚未正式確立戀愛關系。正當我在倫敦因父親離開感到孤寂需要愛時，一個人闖進了我的生活——徐志摩，他年長我7歲。后來我曾創作小說《窘》，發表于《新月》雜志，許多人都認為，這部小說的原型是我和志摩之間的故事，您覺得呢？
12-17
12.16歲，我在英國倫敦 1920年
13.16歲，我在英國倫敦 1920年
14.16歲，我在英國倫敦 1920年
15.16歲，我在英國倫敦 1920年
16.16歲，我在英國倫敦 1920年
17.16歲，我在英國倫敦 1920年
18-20
18.16歲，我在英國倫敦中央公園游玩 攝于1920年
19.16歲，我在英國倫敦中央公園游玩 攝于1920年
20.16歲，我在英國倫敦中央公園游玩 攝于1920年
21-22
21.16歲，我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馬可廣場 攝于1920年7月
22.16歲，我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馬可廣場 攝于19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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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我（右）與表姐王孟瑜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號家中 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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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號家中之一 攝于1922年4月
18歲，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號家中之一
攝于192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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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號家中之二 攝于1922年4月。
我當時對這張照片比較滿意，在背后寫上“徽造像贈成”送給了男朋友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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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我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號家中之三 攝于192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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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我與思成在北平景山雪池胡同7號家中 攝于1922年
1918年，也就是赴歐洲兩年前，在雪池胡同7號的林家，我和思成第一次見面，父親安排的。當時，我14歲，在北平培華女子中學讀書，思成17歲，在清華學堂讀書。父親在書房見思成，讓我出來見面，我當時并不知道思成對我是個什么印象。后來有一次，他說他當時忐忑不安，很擔心見到一個舊式大小姐，梳著油光光的辮子、穿著曳地長裙那種；不過當我出現在眼前時，給了他完全不同的印象：梳著兩條垂肩發辮，上身穿著淺色中式短衫，下身著深色裙子僅及膝下。他印象最深刻的是，“這位小姑娘起身告辭時輕快地將裙子一甩，便翩然而去的那種瀟灑”。（梁再冰：《我的父親母親：梁思成與林徽因》，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21年，第24頁）
我和思成的婚姻主要是由雙方的父親促成的，看上去似有舊式包辦婚姻之嫌，實不盡然。公公梁啟超先生曾表達過兩層意思，第一，“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后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著正是理想的婚姻制度……老夫眼力不錯。”（梁再冰：《我的父親母親：梁思成與林徽因》，第23頁）第二，他反對早婚，要求自家孩子學有所成，有自立能力后再結婚。14歲的我和17歲的思成相識，但10年后才結婚，大體是他想看到的。
同時也要看到，梁啟超先生雖然嘴里說結婚由年輕人自己決定，顯得很西式和現代，但他身上也保留了一些傳統觀念，干預了思成和我的婚姻。他要求我們訂婚嚴格遵守所有的傳統禮節，還找出兩人出生地點、時間以及以上三代的姓名，請人給思成和我合“八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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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歲，我、思成與母親何雪媛在北平景山后街雪池胡同7號家中 攝于
我的母親叫何雪媛，來自浙江嘉興的一個富商家庭，排行最小，很受寵愛，但沒讀過書，家務和女紅一概不會，還任性，耍小姐脾氣。她嫁到林家后備受歧視：父親與她沒有共同語言，結婚8年后才生下第一個孩子，也就是我，母親只有我一個女兒沒有兒子——其實后來母親也生了一個兒子但不幸夭折，因此她在林家沒什么地位，常常抱怨自己命苦。
我一生下來就被奶奶游氏從母親身邊抱走自己親自照料，約莫是奶奶擔心母親教養頭胎孩子沒有經驗。直到奶奶在我七歲去世后，我才被送回到母親身邊。
由于母親未能生下兒子為林家延續香火，父親在婚后第9年娶了二房——上海女子程桂林。二娘也沒什么文化，但性情乖巧，討人喜歡，更重要的是為父親生下4男1女，因此很得父親喜歡，絕大多數時間都和二娘住在一起。父親號“桂林一枝室主人”，足可見其對二娘的寵愛。
二娘及其兒女們住寬敞熱鬧的前院，母親帶著我住在狹窄冷清的后院。我到前院和弟弟妹妹們玩，回到后院常常受到母親埋怨。父親明顯地‘厚此薄彼’，帶來種種家庭糾紛和爭吵，使尚未成年的我稚幼的心靈受到不應有的傷害，以致于后來想起還不免傷心。（梁再冰；《我的父親母親梁思成與林徽因》，第20-21頁）
小時候這段經歷對我影響很大，后來我以這段生活和心境為原型創作了小說《繡繡》，并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上。這段經歷還影響了我對婚姻的選擇。徐志摩認識我時已是有婦之夫，為了追求我，他逼懷有身孕的原配張幼儀離婚，不少人說他是“渣男”。我同情母親的遭遇，客觀上是程桂林嫁到林家造成的，我不愿自己成為程二娘這樣的“罪人”；（費慰梅：《林徽因與梁思成》，第19頁）我也同情張幼儀，她何嘗不是在婚姻中受到傷害和遺棄的一方呢？所以，我始終沒有對徐志摩的追求做出回應，這與我童年的生活感受有關（梁再冰：《我的父親母親梁思成和林徽因》，第29-30頁）。
旅歐期間，我正值二八年華，渴望被人愛，恰在此時徐志摩走近了我。他是有婦之夫，比我大整整7歲，對我的追求過于激烈，這可把我嚇壞了。面對徐志摩的追求和“糾纏”，父親和我用腳作出了回應——我們于1921年10月14日回到國內。但徐志摩“死纏爛打”，也從倫敦追到北平。父親與徐志摩是好友，他代我作出了答復：“足下用情之深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為答，并無絲毫mockey（嘲笑），想足下誤解耳。”（陳學勇：《蓮燈詩夢林徽因》，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第444頁）
無論如何，徐志摩把我帶入了詩歌的殿堂，但我們“非情愛而是浪漫，更多還是文學關系”（費慰梅：《林徽因與梁思成》，第17頁）。后來回想此事，我認為：徐志摩當時愛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詩人的浪漫情緒想象出來的林徽因，可我其實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樣一個人。”（梁從誡：《疏忽人間四月天——回憶我的母親林徽因》，見《梁思成、林徽因影像與手稿珍集》，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第261頁）朋友陳植曾問我與徐志摩是否有過戀情時，我的回答是“沒有”，并強調自己決不能做破壞別人婚姻的事，徐志摩不該拋棄張幼儀，而且我還勸過他與張幼儀和好。（陳學勇訪問陳意記錄，1991年5月22日，見陳學勇：《蓮燈詩夢林徽因》，第52頁）
1947年冬，43歲的我即將在北平中央醫院動腎臟切除手術，前來看我的人不少，其中有兩人很特殊：志摩的前妻張幼儀和孩子，他們是我主動約見的。張幼儀很清楚，當年徐志摩和她離婚不能怪我，所以多年后專程帶著孩子來看望病重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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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思成 攝于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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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思成、母親何雪媛 攝于19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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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我（中）、思成（左一）與小姑梁思莊在北平郊游 攝于19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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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二）、思成（左一）與新月社的朋友們之一 1920年代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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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左二）、思成（左四）與新月社的朋友們之二 1920年代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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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坐者左三）參加歡迎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訪華活動 攝于
當年，梁啟超和蔡元培等創立的講習社為促進中外學術交流，經多方協調，最后由政府撥款，商務印書館出資，自1921年起每年設專項資金，邀請國外學者來華演講。美國哲學家、教育家杜威，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印度詩人泰戈爾先后應邀來華。泰戈爾來華時，徐志摩邀請我一起擔任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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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右三）、梁啟超（左一）與泰戈爾等人合影之一 1924年4
我和思成談戀愛期間，經常在松坡圖書館約會，而徐志摩不死心曾去搗亂。思成不高興了，特地在門口貼了紙條：“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9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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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的我（前排左三）、梁啟超（前排左一）與泰戈爾等人合影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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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右二）、徐志摩（右一）、梁思成（左一）、父親林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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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與泰戈爾合影之一 1924年4月26日攝于北京法源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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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與泰戈爾合影之二 1924年4月27日攝于北平故宮御花園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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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與泰戈爾合影之三 1924年4月27日攝于北平故宮御花園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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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思成與泰戈爾合影 1924年4月攝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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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與泰戈爾、胡適等在北平莊士敦家門前 攝于192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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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徐志摩（后排左一）與泰戈爾等合影之一 1924年4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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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徐志摩（后排左一）與泰戈爾等合影之二 1924年4月29日
1924年5月20日，泰戈爾離開北京，由徐志摩陪同前往太原，我和其他人到車站送別。此后，我計劃與思成同往美國留學。徐志摩曾請泰戈爾幫忙撮合，但我沒答應。泰戈爾寫詩感慨：“天空的蔚藍 愛上了大地對的碧綠 他們之間的微風嘆了聲：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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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在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詩劇《齊德拉》（也譯《齊特拉》
1924年5月8日是泰戈爾64歲生日，中方為他舉辦了慶祝活動，其中一個重頭戲是用英語演出泰戈爾創作的詩劇《齊德拉》。我出演主角齊德拉公主（王子阿周那由張歆海出演，徐志摩則扮演愛神瑪達那，思成負責舞臺美術，繪制布景），連我父親也參與進來，扮演春神伐森塔。前來看劇的觀眾不乏當時各界大師，包括魯迅和梅蘭芳等人。很少有人知道，后來嫁給徐志摩的陸小曼也參與了此次活動，負責在劇場門口售賣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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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在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詩劇《齊德拉》中扮演齊德拉公主
后來我去美國求學后，上海的報紙曾刊載我一年前出演《齊德拉》的劇照并評價：“明慧妙麗，譽滿京國。精通中英文，富美術思想。平居無事，輒喜講求家庭布置之方。小至一花一木之微，亦復使之點綴有致……”（上海《圖畫時報》，1925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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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在印度著名詩人泰戈爾的詩劇《齊德拉》中扮演齊德拉公主
這次演出是我第一次登臺，獲得了很多贊譽；但也是我最后一次登臺，此后再也沒有演過劇——盡管我后來寫過劇本、設計過舞美甚至指導過別人排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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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畫時報》刊載我21歲時的照片 刊載于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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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我（右一）、梁啟超（左一）和梁思莊（梁啟超的三女兒）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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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我（右五）、梁啟超（右一）和梁思莊（右三）游居庸關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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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歲，我（右五）、梁啟超（右一）和梁思莊（右三）游居庸關長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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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為20歲的我畫的肖像 刊載于1924年7月3日的《申報》，我已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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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后）與冰心（前）在美國綺色佳（Ithaca）風景區野炊 攝
這是一張“閨蜜照”。冰心和我是福建同鄉，而且她丈夫吳文藻和思成是清華的同寢室同學。按說這樣的關系，我們可以一直“閨蜜”下去。但可惜，冰心后來看不慣我，公開發表文章諷刺“太太的客廳”影射我，說我“慣做（社交）舞臺中心的人物”，還洋腔洋調，愛慕虛榮，感情不夠專一等。
我知道后，把山西帶回來的一瓶陳醋送給冰心。我對人的原則是“我不犯人，人不犯我；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抗戰期間，冰心去蔣介石府邸看望宋美齡，應邀加入了宋美齡領導的婦女指導委員會并擔任該會文化事業部部長，主持評選了“蔣夫人文學獎征文”。對此，我在給費慰梅的信中諷刺說：“朋友‘Icy Heart’卻將飛往重慶去做官（再也沒有比這更無聊和無用的事了），她全家將乘飛機，家當將由一輛靠關系弄來的注冊卡車全部運走，而時下有成百真正有職務的人卻因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對我們國家一定是太有價值了！很抱歉，告訴你們這么一條沒勁的消息！”（林徽因在昆明郊區龍頭村期間給費慰梅的信，見梁從誡：《林徽因文集》（文學卷），第379-38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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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歲，我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生證上的照片 攝于1924年8月9日
思成考取了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的公費留學生，而我本來沒有這個機會。但1923年2月，準公公梁啟先生超偶然得知清華有意招收5名半公費留學的女生，趕緊告知我父親，建議我爭取這個名額。當年，我就考取了清華半公費留美資質，與思成一同前往大洋彼岸的美國踏上留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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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證上的照片 攝于1925年
我把思成引上了建筑學的道路，思成也順利進入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但造化弄人，我自己卻被賓大建筑系拒絕，真是太尷尬了。為什么會這樣？現在許多人認為是賓大建筑系的學生需要在夜間繪圖，而女孩不方便，所以賓大建筑系不招女生。這個解釋有些牽強，真正的原因是賓大建筑系有一門課是“人體寫生”，校方擔心有女生在場會影響男生的注意力，而且女生本人也會感到尷尬。多年后，中國清華大學開設建筑系，也有一門課是“人體寫生”，幾個建筑系女生嚇得落荒而逃，為此我還專門做過她們的思想工作。這幾位女生不知道的是，我當年正是因為“人體寫生”課被賓大建筑系拒之門外，只能改學美術專業，同時選修建筑系的課程，沒有獲得建筑學學士學位是我赴美求學經歷中的最大遺憾。
雖然賓大建筑系不招女生，但美國也有一些大學的建筑系并不拒絕女生（如哥倫比亞大學）。我如果執意要學建筑并拿到建筑學學士學位，完全可以另覓他校，但我仍堅持留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只是轉而學習美術。我對賓大如此執著，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性格使然。我生性好強和倔強：你賓大建筑系不招女生，而我偏要進你們學校；你們不給我建筑學學士學位無所謂，我偏要選修你們建筑系的課程，我經常與思成一起旁聽建筑系的課程。二是為了感情。思成已被賓大錄取，如果我去其他大學讀建筑專業，就沒有辦法和他在一起。所以，我選擇了賓大的美術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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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成績單上的照片 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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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同學冊上的照片 攝于19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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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簽名照，英文名字是Phyllis Whei Yin Lin
賓大的美國同學對我的印象是：“菲利斯（我的英文名字）異乎尋常地美麗、活潑，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而且善于同周圍人打交道”；“她的作業總是能得到最高的分數，偶爾排第二。她不茍言笑，幽默而謙遜，從不把自己的成就掛在嘴邊。”（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158、15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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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賓大留學期間在費城留影 具體拍攝時間不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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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參加賓大中世紀古裝慶典暨建筑系舞會 攝于192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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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和思成身著中國傳統服飾參加賓大建筑系化裝舞會 攝于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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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我、思成（前右）與同學們在賓大合影 攝于19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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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和思成在賓大校園 攝于1927年
表面上看，我和思成不是一類人：他性格沉穩，做事喜歡按部就班，有條不紊；我更情緒化，喜歡信馬由韁，靈感一來，興之所至，可以不顧其他。我的閨蜜費慰梅曾這樣評價我和思成在建筑繪圖方面的不同：“思成做事繪圖以沉靜嚴謹著稱，他的建筑繪畫更以其精美細致見長；而徽因則是滿腦子創意，一張張草圖或建筑圖樣，總是刪刪改改，涂涂抹抹。”（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168頁）
我和思成在美國期間有過甜蜜，他曾親手制作了一面仿古銅鏡送給我。同時，我們也有過爭吵。1924年下半年我們剛到美國初期，爭吵甚至成了家常便飯。而且，這種爭吵在一定程度上公開化了，連思成的弟弟思永也知道了，急得直接向準公公梁啟超報告，讓長輩出面調解。老人家寫信給思成，甚至搬出我父親林長民：“你不許再和徽因吵架了……你們吵架的時候，便須回頭想想，他（指林長民）在天之靈，看見了會如何心痛，還吵得下去嗎？”（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185頁）
我們有時會因為專業見解上的不同和性格上的差異而鬧矛盾。1926年冬，我準備設計一張圣誕卡作為美術作業。思成很贊賞我的創意與畫風，但他覺得這件作品由他來繪制才盡善盡美。我不樂意，認為同學們都了解我和他畫風不同，如果由他捉刀，人家能看出來，那就說不過去了。我們各持己見，大吵了一架，不歡而散。最后，我堅持己見，一個人完成了全部工作。此外，我在同學里很受歡迎，生活過得甚是充實，內心也極為滿足，而且我在這里徹底擺脫了國內的傳統和家庭的束縛，如同飛鳥投入天空的懷抱，追尋著自由和夢想。作為男朋友，思成有些吃醋，想管著我，而我故意不理他。（費慰梅：《林徽因與梁思成》，第35頁）思成能把我追到手確實不容易，他的清華同學顧毓琇也在美國留學，回憶說：“思成能贏得她的芳心，連我們這些同學都為之自豪，要知道她的慕求者之多猶如過江之鯽，競爭可謂激烈異常。”（顧毓琇：《一個家庭兩個世界》）
我曾對愛情充滿憧憬和理想，經過現實洗禮后變得成熟和理性了不少。1927年，胡適先生在美國見到我后發現我“老成了好些”。我只有苦笑，說我已經不是從前那個在北平雪池胡同愛做美夢的天真少女了，還說自己“從青年的idealistic phase走到了成年的realistic phase。做人便這樣做罷。idealistic的夢停止了，也就可以醫好了許多vanity。這未始不是個好處。”（林徽因1927年3月15日給胡適的信，見陳學勇編：林徽因文存》，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2005年，第64-65頁）
雖然我和思成時常斗嘴吵架，但我們對中國歷史文化、對中國建筑的認識卻高度一致。我們在爭吵中進一步了解了彼此，后來爭吵逐漸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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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我（左三）、思成（左二）與賓大同學在費城游玩之一 攝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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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我（右一）、思成（右二）與賓大同學在費城游玩之二 攝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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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我與賓大同學在費城游玩之三 攝于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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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歲，我（右二）、思成（右三）與賓大同學在費城游玩之四 攝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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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右二）、思成（右一）與賓大同學在費城游玩之五 具體拍攝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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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左二）與同學們在賓大合影 攝于192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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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左三）、思成（左一）等人在賓大合影 攝于192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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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右二）與同學們在賓大合影 攝于1927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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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左四）與賓大校友們合影 攝于1927年前后
雖然我和思成在賓大留學期間留下了不少到處游玩的照片，但同時我們也和在賓大的其他中國留學生一樣，會到附近的餐館洗碗打工，補貼一些日常生活開支。我父親于1925年11月去世，又沒有留下什么家產，僅現金300元而已。我是一個十分要強之人，作為半公費生，另一半學費無所出處，想中斷學業回國。準公公梁啟超表示他來出這個錢，但我堅決表示要自己掙部分學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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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成績單
多年后，我的外孫女于葵到賓大查找到這份成績單，看到有不少成績是"D"，以為我成績不好，感覺有些不好意思。檔案管理員見狀笑著解釋說：“別緊張，‘D’代表著Distinction，也就是最好的成績！”（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141頁）
順便說一句，P即PASS，代表通過；G即Good，代表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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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的賓大畢業照，獲得藝術學學術學位 刊載于1927年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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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中）、思成（右）與同學陳植（左一）在賓大畢業典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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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6月，我誕辰120周年之際，賓夕法尼亞大學為我補發建筑學學
1927年2月，我和思成提前一年從賓大畢業，我獲得美術學學士學位，他獲得建筑學學士學位。畢業后的暑假（1927年6-8月），我們一起被導師保羅-克瑞聘請到其建筑事務所當助手，他十分欣賞我倆。
同年7月，思成又獲得建筑學碩士學位。我也完成了建筑系選修課程，只缺一紙證書，直到2024年我誕辰120周年時該校才補發，此時我已去世6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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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歲，我在耶魯大學學舞臺設計專業時的舞臺布景劇照 攝于1927年
我從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系畢業后，繼續前往耶魯大學戲劇學院深造，學習舞臺美術設計。
我早年出演過泰戈爾的戲劇，在美國留學期間又是“中華戲劇改進社”（當時留美學生中吹起了演戲的風潮，多采用中國古典戲劇的劇情，英語對白）的重要成員，這是我從賓大畢業后進入耶魯大學戲劇學院深造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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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冬，我應邀為曹禺改編自莫里哀著名話劇《鏘吝人》所寫的《
我在耶魯大學所學的“舞臺美術設計”專業在日后的人生道路上并沒有派上什么用場，后來只幫助著名劇作家曹禺等人設計過一兩次舞臺布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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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的我 攝于1928年3月
在我的所有照片中，思成最喜歡這一張。我去世后，他一直把這張照片擺放在客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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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思成的結婚照 1928年3月攝于加拿大
1928年，我和思成前往加拿大結婚，這是公公梁啟超的安排。因為他的女婿周希者（梁啟超的大女兒梁思順的丈夫）在中國駐加拿大渥太華的領事館工作，操辦婚禮更有經驗和資源，也可以辦得更風光一些。
我和思成結婚這一天是3月21日，選擇這一天是有講究的——宋代為《營造法式》作者李誡樹碑立傳的日子，而思成一輩子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看懂并解讀這本“天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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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的婚紗照 刊登于1928年的報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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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加拿大《渥太華新聞報》刊載我的婚紗照 刊載于1928年3月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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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加拿大報紙發布我和思成結婚的消息 刊載于1928年3月21日
我和思成的磨合期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留學期間基本完成了，并在學業完成后成婚，但這并不意味著我們的婚后生活從此風平浪靜，完全沒有矛盾。我們爭吵不多，主要是思成在絕大多數時候能夠理解和包容我。當然了，在別人眼里，會覺得思成怕老婆，還取笑他是一個“出氣的煙囪”。不可否認，煙囪偶爾也會發生堵塞，思成偶然也有難以寬容和控制不住情緒的時候，爭吵就發生了，傭人在的時候，我們便用英語吵架。我們婚后最激烈的一次爭吵發生在1936年初，他氣得以工作為借口離家出走，去了上海。我留在北平，哭了一整天。思成情緒過去之后就后悔了，很快連發電報帶寫信解釋和道歉，我們迅速和解。總體來說，我和思成都善于經營婚姻，在一起很幸福。我認為：“在夫婦中間為著相愛糾紛自然痛苦，不過那種痛苦是夾著極端豐富的幸福在內的。冷漠不關心的夫婦結合才是真正的悲劇”。（林徽因給沈從文的信，1926年2月27日，見梁從誡編：《林徽因文集》（文學卷），第334頁）最重要的是，思成寵我。民國時期流行這樣一句話：“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別人的好”，思成則說：“文章是老婆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在朋友圈中盛傳。因為思成喜歡我的才華，所以他對女兒說“我所有寫得好的文章的眼睛都是你媽媽點上去的”；因為他寵我，所以包容我，很少和我吵架，即使吵架后也會很快解釋和道歉，迅速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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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燕爾，24歲的我與思成 攝于1928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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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到歐洲旅游護照上的照片 攝于192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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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一 攝于1928年春
我和思成在加拿大完婚后返回美國紐約，于1928年3月28日乘游輪前往歐洲度蜜月，并一路考察歐洲建筑。
我們到歐洲度蜜月，公公梁啟超的面子和資源是幫了忙的。他專門給我們寄了12張名片，并表示：“你們到歐洲各個使館去的時候，可能用得著。”（費慰梅：《林徽因和梁思成》，第4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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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和思成在歐洲度蜜月之二 攝于192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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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在歐洲度蜜月 攝于1928年的法國巴黎
此照片刊登在當時的國內報紙上，作者小可，文章標題為《黃金國家之留學少年生活談——徽音女士之游美心影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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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左一）在法國巴黎度蜜月期間與其他女士合影 攝于19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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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三：在法國阿爾勒競技場 攝于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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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四：在法國凡爾賽宮水池邊 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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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五：在法國亞勒斯教堂留影 攝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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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六 攝于1928年春
雖然在歐洲度蜜月期間留下了不少照片，但我總不太滿意，覺得思成沒拍好，吐槽他：“在歐洲我就沒有照一張好照片，你看看所有的照片，人都是這么一丁點。思成真可氣，他是拿我當Scale（標尺）呀。”（林洙：《梁思成、林徽因和我》，第56頁）調侃歸調侃，其實我明白，這是思成的“職業習慣”，他對建筑總有一股子癡迷和熱愛，這也是我欣賞和愛慕他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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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七：在意大利羅馬埃斯特莊園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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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八：在意大利羅馬哈德良離宮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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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乘船到歐洲度蜜月之九 攝于1928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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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與思成從歐洲回中國的輪船上 攝于1928年
1928年8月，我和思成抵達天津梁家老宅。公公梁啟超對我還算滿意，這樣描述他對我的印象：“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親熱，不解作從前舊家庭虛偽的神容，又沒有新時髦的討厭習氣，和我們家的孩子像同一個模型鑄出來。”（梁啟超：《致孩子們》（1928年8月22日），見《梁啟超家書》1928年8月22日，武漢：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0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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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婚后回老家福建探親期間到鼓嶺避暑途中 攝于1928年夏
1928年9月，思成前往東北大學就職，我沒有同去，而是回到老家福建，接母親到自己身邊奉養。
父親于1925年在東北遇難時，我正在美國，而父親在北平雪池林寓的其他家人則被迫返回老家福建，其中包括我的母親。林家得知我要來接人，曾勸阻：我們會妥為照顧你的母親，你放心，不用來接。但我認為奉養母親是自己的責任，不愿拖累親屬，執意要去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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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歲，我回福建老家期間在私立福建法政學堂（父林長民創辦）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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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早年的水彩畫，描繪的是家鄉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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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東北大學 具體拍攝時間不詳，估計是1928年冬
從福建回來后，我馬不停蹄趕往東北大學與思成團聚。我在東北大學教授兩門課——雕飾史和專業英語。
東北大學地處城鄉結合部，常有土匪在學校附近路過出沒。此時，校內家家不敢亮燈，我卻好奇地撩起窗紗偷看。看到月光下一匹匹駿馬上彪悍的土匪，一個個批著紅色斗篷疾馳而過，我不僅沒有多害怕，反而覺得這些人很有歐洲中世紀的騎士風采。
很難想像，回國初期，我居然曾像男人一樣抽煙喝酒！1928年12月13日，徐志摩受邀參加我和思成的一次飯局。當天，他在給陸小曼的信中這樣這樣描寫我：“風度無改，渦媚猶圓，談鋒甚健，興致亦豪；且亦能吸煙卷喝啤酒矣！”（徐志摩1928年12月13日給陸小曼的信）其實，我只是在飯桌上嘗試一下以增樂趣而已，并非真的喜歡抽煙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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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與思成在沈陽北陵測繪 攝于192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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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歲，我（中）、思成（右一）與東北大學教師合影 1930年攝于沈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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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初為人母的我之一 攝于1929年的沈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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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為人母的我之二 攝于1929年的沈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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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抱著女兒再冰之一 1929年秋攝于東北大學，我在這張照片背
1929年夏女兒再冰出世。當公公梁啟超于1929年初去世時，我尚未分娩，不知肚中是男是女，就暫時給孩子取名“梁任孫”——言下之意這是梁任公（即梁啟超）的孫子，并把這個名字刻在梁啟超的墓碑上。后來生下來女兒，取名梁再冰，也是為了紀念公公梁啟超（梁啟超號“飲冰室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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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抱著女兒再冰之二 1929秋攝于東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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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抱著女兒再冰之三 1929年秋攝于東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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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抱著女兒再冰之四 1929年秋攝于東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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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抱著女兒再冰之五 1929秋攝于東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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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抱著女兒再冰之六 1929秋攝于東北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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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抱著女兒再冰之七 1929秋攝于沈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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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與女兒再冰之八 1929年秋冬之交攝于北平
我與女兒再冰有很多張合影，這張照片是她最喜歡的，是母親在她眼里最完美的形象。她后來說：“媽媽那時候很年輕，很美，臉頰有一個酒窩，很愛笑，笑起來的時候眼睛瞇成一條縫。她俯身靠近我時，我覺得她的皮膚很柔和，有淡淡的檀香味。我小時候非常依戀她，希望她一直在我身邊，哪里也不要去。”（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31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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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歲，我、思成、母親與女兒 1929年秋冬之交攝于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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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懷孕）、思成與友人在東北大學 攝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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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鄉間小路上 攝于193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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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平香山 攝于1930年代
生下女兒后我身子漸虛，難以適應東北寒冷的氣候，導致肺病于1930年下半年發作，便于1930年冬帶著孩子回到北平，先居住在思成大姐梁思順家，后于1931年3月初移居香山，這是雙清別墅外斜坡上的一排平房，共4間。
雖說公公梁啟超對我比較滿意，但并不是所有梁家人都喜歡我，比如思成的母親李惠仙（晚清禮部尚書的堂妹）和他的大姐梁思順。大姐比思成大8歲，干練精明，深得其父梁啟超寵愛。母親李慧仙過世后，大姐在家庭中的地位和說話的分量僅次于父親梁啟超。1923年5月思成因車禍受傷住院期間，我以女朋友的身份經常去看他。當時天已經熱了，思成穿著背心，而我則坐在床邊為他擦汗。所謂男女授受不清，我關心男友的行為被思成的母親和大姐視為“不檢點”。
媳婦難當，梁家的媳婦更難當，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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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平香山居住期間所寫的一首詩《山中的一個夏夜》
正是從香山開始，我開啟了文學創作之路，寫下了一些小說、散文、詩歌、劇本。我的第一篇短篇小說《窘》就是在香山寫成的，還有一些詩歌發表在《大公報》文藝副刊等。
我創作詩歌等文學作品時，喜歡創造氛圍感。晚上，我燃起一炷香，穿著一件潔白睡袍，拿起一本書，在月色下醞釀。我甚至有些自戀，對思成說：“任何一個男人進來都會暈倒”。他居然故意氣我說：“我就沒暈倒。”（陳學勇：《蓮燈詩夢林徽因》，第450頁）氣得我想揍他。
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一個作家；在有的人眼里，我是一個建筑學家；而在我自己眼里，探索建筑是主業，文學創作是副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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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片
香山開始文學創作后，1931年10月，在《詩刊》第3期發表詩作時，我將本名“林徽音”改為了現在眾所周知的“林徽因”。
這是因為當時另一個男作家也用林徽音這個名字在報紙上發表文章，但這個人比較庸俗無聊。我還算是個有身份有地位有品位有格調的人，不想被讀者們誤認為那些庸俗文章的是我寫的，遂將自己的名字“林徽音”改為“林徽因”。我表示：“（我）不怕我的作品被誤會成他的，卻怕誤會他的作品是我的。”（于葵：《山河歲月：回望林徽因》，第26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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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歲，我和思成在北平為徐志摩布置的靈堂，后來我一直珍藏著這張
我在香山居住期間，不少朋友來看我，包括但不限于：徐志摩、張奚若、金岳霖、羅隆基、沈從文、凌叔華等。其中，徐志摩來見我要向夫人陸小曼“報備“，但沒有完全說實話。他在給陸小曼的信中寫道：“因為外有浮言，格外謹慎，相見不過三次，絕無愉快可言。”志摩說自己只到香山見過我3次，其實不只3次。陸小曼在日記中多次罵我而且比較難聽，此其原因之一。
1931年11月19日，我計劃在北平為外國駐華使節做專題演講“中國建筑藝術”。志摩專程從上海經南京趕來聽講，但飛機在濟南失事，他死于空難。
志摩死后，我從胡適先生轉交過來的遺物里看到了他的兩本日記。但后來葉公超提醒我，說日記不全，他還在凌叔華那里看到過志摩的“康橋日記”，且志摩表示這本日記以后歸我所有。于是，我很想看徐志摩的“康橋日記”，雖然這是自己出于“女人小氣處或好奇處多事處”，但也是“很human（即人之常情）……我只是要讀讀那日記，給我是種滿足，好奇心滿足，回味這古怪的世事，幾年老朋友而已。”（林徽因給胡適的信，1932年1月1日，見梁從誡編：《林徽因文集》（文學卷），第321頁）
由于徐志摩的日記存在叔華處，叔華于1931年12月14日親自送“康橋日記”（半冊128頁）到我家，不遇便留了紙條。我回來后看到了日記，但發現日記不全，于是先后寫了3封信給胡適先生表達對凌叔華的不滿：“這半冊日記正巧斷在（徐志摩）剛要遇到我的前一兩日”，“萬不料她（凌叔華）是這樣一個人！真令人寒心。”（林徽因給胡適的信，1932年1月1日，見梁從誡編：《林徽因文集》（文學卷），第326頁）。
志摩死后，我曾表示：“這幾天思念他得很，但是他如果活著，恐怕我待他仍不能改的。事實上太不可能。也許那就是我不夠愛他的緣故，也就是我愛我現在的家在一切之上的確證。志摩也承認過這話。”（林徽因給胡適的信，1932年1月1日，見梁從誡編：《林徽因文集》（文學卷），第323頁）哎，斯人已逝，生者如斯，惟愿安息。
我的少女和學生時代劃上了句號，緋聞“男友”徐志摩也劃上了句號，但我的精彩人生才剛剛開始。
下周四晚20點，本公眾號將繼續發布“林徽因圖傳（中）：我的花樣年華”。
后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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