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我黨最大抗日根據地創始人，位高權重，建國后卻只是一小處長

抗日戰爭時期，我黨在各地陸續組建了抗日根據地，其中山東根據地是華北四大根據地之一，為整個抗日戰爭作出了突出貢獻。

這些根據地的創始人在建國后一般都是位高權重，唯獨山東根據地的創始人是一個意外，他最后只是一個小小的處長。

這個人是誰？他的身上發生過什么？讓他最后僅落得個處長職位？

建立山東根據地

這位同志就是山東根據地的創始人、深耕山東十幾年的黎玉。

黎玉20歲就入黨，先后擔任過天津代理書記、唐山市委書記等職務。

抗日戰爭爆發前夕，黎玉按照黨中央的指示來到山東，負責重建被破壞的山東黨組織和地下工作。

從這一刻起，黎玉開始了他在山東十幾年的工作。

彼時，山東的黨組織被敵人破壞殆盡，地下工作也被迫中斷。

黎玉來到山東后，表面上是一名黃包車夫，實際上在暗中從事地下黨的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山東的地下黨活動逐漸恢復，為之后抗戰爆發后的起義奠定了基礎。

來到山東的第二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

為了抵抗日軍，山東多地的人民群眾陸續自發組建起了武裝力量宣布起義，領導山東省委發動這一切的正是黎玉。

后來打響山東獨立領導抗戰第一槍的徂徠山起義，更是黎玉親自領導。

在黎玉的領導下，山東各地陸續組成民間武裝力量自發抗日，這些力量為后來山東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群眾基礎。

雖然山東的抗日力量非常積極，但也有一定的問題，比如沒有我軍的主力武裝力量。

黎玉深知這一點的重要，于是向黨中央發去了報告，請求組織向山東地區調集部隊進行抗日。

黨中央的反應很及時，沒過多久一一五師的兩支隊伍就進駐山東。

到了1939年底的時候，山東已經有了三支主力部隊，總兵力達到了七萬人。

這時的山東領導，已經不再是黎玉一人，還有肖華、陳光、羅榮桓等。

1940年，黨中央決定建立山東抗日根據地，黎玉和其他幾位領導，共同組建了山東根據地。

如果沒有此前幾年黎玉的工作基礎，恢復了被破壞殆盡的地下黨和領導起義，就不會有根據地的成立。

所以說，黎玉當得上是山東抗日根據地的創始人。

這一點，哪怕是羅榮桓也十分篤定。

他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山東根據地的建設和前期武裝起義的工作，黎玉做出了主要貢獻。

根據地創建后，黎玉繼續扎根在抗戰一線，是山東分局的四人組之一，為后來山東的廣大地區解放做出了重大貢獻。

抗戰結束后，黎玉本可以平步青云，可就在這時出現了一個人，硬生生地把他的前途給堵死了。

蒙受冤屈

這個人名叫饒漱石，是山東分局改組為華東局后，中央任命的局書記。

黎玉則是副書記，從職務上來說，饒漱石是黎玉的頂頭上司。

這期間，黎玉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山東地區開展土改工作，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不成想這次的土改工作卻成了他的一個“污點”。

1947年初，饒漱石為了實現自己當“山東王”的野心，開始聯合他人對黎玉展開攻擊，首當其沖的便是黎玉領導的土改工作。

當時，黎玉實行的土改政策，是他根據《五四指示》的精神制定的，可是在后來，上層對《五四指示》中的一些內容改變了想法，這就讓黎玉的政策被饒漱石等人抓到了破綻。

于是，饒漱石認定黎玉走的是“富農路線”，嚴重違背黨中央的指示。

對于這種莫須有的污蔑，黎玉自然不會認下，他隨即反問饒漱石：“你說的這個富農路線究竟是什么？”

事實上，饒漱石只不過是將黎玉實行的政策中的一切缺點刻意放大，強行往富農路線上掰扯，以此來達到打壓異己的目的。

最后在饒漱石的主持下，華東局下發了文件，全盤否定了黎玉推行的土改政策，并推出了新的規定。

在土改問題上打倒黎玉后，饒漱石等人接連發難，在多次會議上公開對黎玉進行批判和否定，又給他扣上“地方主義、宗派主義、右傾分子”等一系列帽子。

饒漱石提到的這些行為，在我黨眼里都是逆鱗，任何同志只要犯了其中一條，都會面臨嚴重的處罰。

面對批判，黎玉并沒有選擇為自己辯駁，而是默默接受了這個結果。

這樣做的結果是，黎玉在山東多年的工作成果被饒漱石等人全盤否定，還被停止了幾乎所有的職務。

盡管如此，黎玉還是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著，竭盡所能帶領民眾支援前線的戰斗。

建國之后，作為根據地的創始人和功勛顯著的黎玉，本應該和其他領導一樣位高權重，可因為在土改工作上的“問題”，黎玉并未如愿，最后在擔任了三年的上海市委秘書長后，被降職為勞動工資處處長。

雖然身在處長的職位，可黎玉從未有過半句怨言，依然秉持著一名黨員的操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真相大白終獲平反

建國之后，黎玉雖然沒有表現出有任何的不滿，但心里背著這么一份冤屈，總是不舒服。

在晚年的回憶中，黎玉曾提起過這樣做的原因。

簡單來說，當年選擇默默承受，是黎玉從大局出發而做出的決定。

當時的時局，恰逢我軍粉碎國民黨全力進攻的關鍵節點，這就要求全軍、全黨內部上下一心，如果此時黎玉選擇上訴至中央，勢必會讓組織分心，進而影響戰局走向。

黎玉還坦言，自己當時擔任山東省主席、華東局副書記以及山東野戰軍政委等多個職務，必須要考慮到領導班子的穩定和諧，不能影響戰事，因此不得不這樣做。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黎玉提到在當時的時局下，如果自己和饒漱石幾人作斗爭，必將會引發自上而下的內部斗爭，甚至會導致山東和華東兩地干部之間的對立。

因此，無論是從哪個角度出發，黎玉都不能和饒漱石撕破臉，只能服從大局，從而默默承受著莫須有的罪名。

好在黨中央還是銘記著黎玉的貢獻的，在1954年委任他為第1機械工業部副部長，此后又擔任了幾屆政協委員。

不過，在黎玉的心里，有一樣它心心相念的東西。

直到1986年3月，也就是黎玉去世的兩個月前，他終于等到了這樣東西。

在這個三月，黎玉收到了黨中央的一份決定書，內容是為黎玉在1948年所受的錯誤批判進行平反的同志。

生命的最后兩個月，是黎玉過得最暢意的時候，多年的冤屈終被洗刷，聲譽也得到了恢復，可此時的黎玉，已經時日無多。

黎玉不知道的是，在他去世26年后的2012年，上海市委撤銷了他在1952年受到的降職處分，并為他恢復政治名譽。

然而，這個決定足足遲到了26年。

結語

回顧黎玉的經歷，20歲入黨，扎根山東十幾年，領導武裝起義、建立抗日根據地，為抗日戰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是一位久經考驗的忠誠戰士。

盡管曾經蒙受冤屈，可黎玉為了大局，舍棄自我成就國家的精神，永遠值得推崇。

幸運的是，黎玉最終清白離世，如果那份通知晚來兩個月，這將會成為黎玉心中的一個永遠無法彌補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