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會戰，湯恩伯的側翼攻擊戰讓岡村寧次都膽寒，為何越打越差？

湯恩伯 圖片來自網絡

抗戰初期，要論中國將領誰的功勞大，不客氣地說，首推湯恩伯。

作為首支被蔣氏派到華北戰場的嫡系部隊，湯恩伯用他在南口戰役中的表現證明了蔣氏沒有看錯人。

雖然南口戰役以失利而結束，但責任并不在湯恩伯，而是駐守在張家口的劉汝明輕敵，被日軍輕松地占領了張家口，造成已經北進的衛立煌部和東進的傅宜生部側翼受到日軍威脅，只能臨時改變部署，由圍殲日軍第5師團改為迎擊東條英機的察哈爾南下部隊。

失去支援的湯恩伯見援兵遲遲未至，只能放棄南口。

南口戰役的失利有其兩面性。

在局部戰場上看，南口的失利直接造成了攻擊平津地區的日軍沒有了后顧之憂，可以直接南下攻打保定。

可從全局來看，南口戰役的失利讓日軍第5師團長板垣征四郎被勝利沖昏了頭腦，他不顧第5師團的任務是掩護南下日軍側后這個事實，強行向太原發起進攻，過早地引發了太原會戰，破壞了日軍南下，打通平漢線，直取武漢的戰略。

當時，日軍的戰略是用第5師團保護其側后，主力在攻占保定后，沿著平漢線盡力南下攻占武漢，并沒有進攻山西的計劃。

在日軍看來，只要占領武漢，就可以把中國部隊分隔成兩段，然后再向東推進，與正在于淞滬戰場與中國部隊苦戰的日軍東西對進，殲滅中國部隊與淞滬地區。

可由于第5師團在南口受阻于湯恩伯，損兵折將，讓板垣征四郎丟盡了顏面，這才大發兇性，不顧已經確定好的戰略，偏要攻打山西，想要以攻占山西之功來挽回顏面。

但很顯然，以區區一個師團的兵力要想打下山西是不現實的，即使再加上一個東條英機的察哈爾南下支隊也不夠。為此，日軍在攻占保定后停止了南下的步伐，派出有力之一部向西攻擊娘子關配合板垣征四郎作戰。

可如此一來，日軍的戰略還未來得及完全展開就宣布破產，這就給了李宗仁的第5戰區在徐州外線部署的時間。

因此，日軍在抗戰初期雖然在局部占據了上風，但在戰略上卻嚴重失分。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湯恩伯在南口會戰中的表現確實是功莫大焉。

當然，蔣氏也沒有虧待湯恩伯。此役過后，湯恩伯榮升為第20軍團長。

在此之前，湯恩伯在蔣系部隊中的地位其實并不高，僅是一個軍長，和一些黃埔1期生的地位差不多。而在南口會戰之后，湯恩伯開始發跡了。

不過，南口會戰的慘烈，自己基本部隊13軍的傷亡數字還是讓湯恩伯心有余悸。在湯恩伯看來，與裝備精良的日軍硬碰硬地正面交鋒是不劃算的。即使打敗了日軍，自身的傷亡數字也是驚人的。

作為曾經在日本學習過軍事的湯恩伯，對日軍的作戰特點和優劣還是知道的。湯恩伯認為，要想打敗日軍，除在正面的堅守之外，使用主力進行運動戰，從側翼對日軍發起進攻才是制勝的關鍵。

因此，在南口會戰之后，運動戰與側翼攻擊就成為了湯恩伯部的主要戰法，并在接下來的臺兒莊戰役中得到了檢驗。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抗戰時期的運動戰和側翼攻擊戰法的創造者應該歸功于湯恩伯。

很多人都在詬病湯恩伯在臺兒莊戰役中見死不救，以至于讓守在臺兒莊的西北軍傷亡殆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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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說法要一分為二的看。

當時，第5戰區賦予湯恩伯部的作戰任務就是側擊日軍。可何時出擊，這里面的學問可就大了。

如果出擊的時機過早，攻擊臺兒莊的日軍仍有余力，那么，側翼攻擊就未必能取得太大的效果，很有可能會打成一次膠著仗，至多不過擊潰仗。

如果出擊的時機過晚，防御臺兒莊的部隊在傷亡殆盡的情況下很有可能會守不住。到那時候，即使側擊，也失去了戰機。

可出擊的時機是不好把握的。

當然，湯恩伯也有自己的私心。除以上兩條原因外，害怕自己的部隊遭到太大損失也是湯恩伯遲遲不發動側翼攻擊的一個原因。

但不管怎么說，在臺兒莊戰役中取得的殲敵2萬余人的戰績，湯恩伯至少能占一半。

這個結論并不是夸張，而是據實而論。

但不容回避的是，每次側擊的成功，都是建立在正面部隊拼死抵抗，嚴重消耗日軍戰斗力的前提下的。湯恩伯在屢次側擊的獲勝中嘗到了甜頭，從此一改過去與日軍正面對戰的戰術，專打這種“便宜仗”。

當時，湯恩伯部歸屬第5戰區李宗仁領導。可日軍在發起武漢攻略戰的時候，由于蔣氏挖開了黃河，造成平漢線兩側河水泛濫，大部隊無法展開，只得再次變更了作戰部署，主攻方向由沿著平漢線進攻變為沿著長江西進。因此，蔣氏就把湯恩伯部由第5戰區臨時調到第9戰區作戰。

當時，第9戰區把戰場劃分為兩段，南潯線由薛岳負責，瑞武路由張發奎負責。湯恩伯進入戰場后由張發奎指揮。

此時的湯恩伯雖然已經暴露出驕氣，但軍人的血性仍在，雖然是嫡系將領，但對張發奎并沒有流露出那種驕氣，兩人的相處還是比較不錯的。

湯恩伯率部進入戰場不久，張發奎負責的瑞武路戰場局勢就發生了變化，瑞昌落入敵手。日軍精銳的第9師團和兇悍的波田旅團沿著長江南岸繼續向西推進。

可由于薛岳在南潯線打得不錯，日軍在德星路上幾乎寸步未進，逼得岡村寧次只得調動第9師團一部南下支援，日軍在瑞武路上的兵力不足。

而此時，嫡系精銳的第54軍霍揆章部，第32軍團關麟征部和第31集團軍湯恩伯部都集結在瑞武路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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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發奎知人善任，知道在這三支部隊中，尤以31集團軍擅長側翼攻擊，于是，就把31集團軍部署在關麟征部的西南方向，給的任務有兩個，一是，負責掩護關麟征部的右翼，二是，抓住一切機會攻擊日軍的側翼。

湯恩伯做得更絕，除把第十三軍留在身邊之外，其他部隊，如110師等部隊，都給派了出去。給的任務也簡單，那就是沒有具體任務，只要看到了日軍的小股部隊或者輜重部隊，不需要請示，打就是了。

當時，日軍波田支隊由于是靠近長江南岸行軍，很快就陷入了江邊的湖沼地帶，第9師團的行軍路線雖然稍好，但也是攻下一個山頭，就要面臨下一個山頭。由于中國部隊已經吸取了部隊一線配置不利于作戰的經驗，改為縱深配置，這就使得日軍雖然攻下了一個山頭，但在其后方仍然有中國部隊在駐守，雙方的陣地如犬牙交錯般交織在一起。

在一般情況下，在這種犬牙交錯半的陣地中，中日雙方的部隊經常采用的戰法就是固守。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出擊，如果未能獲勝，很有可能連撤都撤不下來。

可由于有湯恩伯這位善于側擊的人物在，整個戰場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部隊不僅在正面與日軍進行激烈的攻防戰，在日軍后方，大戰也同樣進行。湯恩伯部在日軍戰線穩固的情況下就敢于從側翼硬生生地穿插而入，血淋淋地撕下日軍的一塊血肉，然后再大大方方地突出去。

這種毫不講理的戰法讓自詡為名將的岡村寧次都感到膽寒。

難怪此役過后，岡村寧次稱湯恩伯是“蔣氏手下尤驍勇善戰的將領，其部隊是蔣嫡系中的精銳。”

可在武漢會戰之后，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不僅湯恩伯軍人的血性不在，連他率領的部隊也由那支驍勇善戰的精銳之師變成了平日里只會擾民，作戰時一觸即潰的敗類。

抗戰時期，其他部隊都是越打越強，涌現出了諸如“五大主力”等部隊，可湯恩伯的部隊卻越打越差，這究竟是為什么呢？

湯恩伯的善戰是毋庸置疑的，可湯恩伯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的。湯恩伯憑借著自己的赫赫戰功實現了自己的野心，在1940年的下半年，他被蔣氏任命為“魯蘇皖豫”四省邊區總司令兼第31集團軍總司令，雖然在名義上仍然服從第5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的領導，但在實際上已經成為了可與李宗仁分庭抗禮的方面大員。

從此之后，湯恩伯開始放飛自我了。

過去，他在戰場上舍生忘死，其目的就在于得到權力，而并非保家衛國。在目的達到之后，他再也無心打仗，把心思都用在了如何做官，如何討取蔣氏歡心，如何穩固自己的地位，如何在政壇上更進一步上面了。

在接下來的隨棗會戰和棗宜會戰中，湯恩伯動輒不服從李宗仁的命令，讓李宗仁很是難堪。

本來，對于湯恩伯部的使用問題上，李宗仁已經是很保守了，他生怕得罪了蔣氏身邊的這位“紅人”。因此，每逢大戰，總是安排湯恩伯做一些側擊的任務。可即使如此，湯恩伯仍然不領情，動輒叫囂，你不能拿我的部隊去拼消耗！

可部隊是國家的，豈是哪個人私有的？湯恩伯部不能去拼消耗，難道其他部隊就能了？

在棗宜會戰中，李宗仁安排湯恩伯率部進入大洪山，本來就是攻擊日軍的側后。這本是湯恩伯部的拿手好戲。即使攻擊不順利，也可以撤入大洪山，可謂是可攻可守。

可棗宜會戰日軍的部署是兩頭硬，中間軟，由此，湯恩伯就認為這是李宗仁是在故意消耗他的部隊。不僅拂袖而去，而且還給遠在重慶的蔣氏發電報告狀。

而蔣氏呢，則立即來電指示李宗仁，是否對湯恩伯部另作安排？

凡此種種，更加助長了湯恩伯的驕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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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蔣氏的故意縱容和包庇下，湯恩伯的實力快速發展，全盛時期，他下轄的正規部隊和地方部隊的數量竟然達到了驚人的60余萬人。

可養兵是需要花錢的，可錢從哪里來的呢？問蔣氏要？蔣氏既沒有也不能給。于是，湯恩伯開始私設關卡收稅。

可當河南民眾到重慶控告湯恩伯的時候，蔣氏竟然說，“這是我同意的。”

得到蔣氏的支持，湯恩伯更是飛揚跋扈。以至于敢在大街上用手杖毆打縣長，把手杖都打斷了。這可是連昔日的北洋軍閥都不敢做的事，可湯恩伯偏偏敢做。

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簡而言之，湯恩伯把他的轄區搞的是民怨沸騰。終于，在1944年的豫中會戰中，湯恩伯嘗到了他倒行逆施的惡果。

豫中會戰打響后，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湯恩伯部幾十萬大軍一觸即潰，其精銳的13軍也失去了往日的戰斗力，倉皇撤入嵩山避難。

湯恩伯本人更是凄慘，從葉縣趕赴洛陽開會的途中，被伊川縣的農民給繳了械。

失去了電臺，湯恩伯更是無法指揮部隊作戰。直到4天后，電臺才在地方紳士的說情下得以歸還。

在一場大戰中，時間究竟有多寶貴，自不待言。也正是在這4天內，整個豫中的戰事呈現出混亂之勢，前線部隊只能在做本能的反抗，毫無章法，以至于被日軍各個擊破。待到湯恩伯收回電臺開始指揮的時候，大勢已去了。

對于湯恩伯在河南的倒行逆施，蔣氏不是不知道。對于河南戰事的失利，蔣氏也知道應由湯恩伯負主要責任。

可要對湯恩伯追責，蔣氏就要面對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那就是湯恩伯手中掌握的部隊太多了，已經出現了尾大不掉之勢，并且形成了一套獨特的體系，即便是蔣氏，也無法在短期內掌控。

如果貿然把湯恩伯撤職，派人去接收他的部隊，很有可能會鬧出亂子來。

因此，蔣氏采用了他常用的兩面手法，一是，在會議上申斥湯恩伯，把湯恩伯撤職留任，反而把擔負次要責任的1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給罷免了。湯恩伯與蔣鼎文一貫不和，罷免蔣鼎文，就是給湯恩伯吃了一顆定心丸，意思就是說，不會讓蔣鼎文借機收編他的部隊。

二是，把關中地區從第八戰區劃分出來，并入1戰區，把胡宗南提升為1戰區副司令長官，排名在湯恩伯之前。這么安排，就是在提前為1戰區的指揮班子安排平穩過渡。

因為相對于蔣鼎文，胡宗南更能被湯恩伯接受。想當年，戴笠、胡宗南和湯恩伯曾經在龍門結盟，算得上半個自己人。

可蔣氏對湯恩伯還是不放心的，雖然對湯恩伯的處分要輕于蔣鼎文，可蔣鼎文雖然是軍中元老，但手中沒有基本部隊，處分得再重，蔣鼎文也沒有反抗的資本。而湯恩伯則不同，蔣氏總是有些投鼠忌器，害怕投了湯恩伯這個“鼠”，打碎了幾十萬大軍這個“器”。

因此，在陳誠和胡宗南基本穩定了局面之后，蔣氏就把湯恩伯以及他所屬的部隊編為第3方面軍，調到黔桂湘前線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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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后，蔣氏對湯恩伯仍然抱有戒心，雖然對他委以重任，但基本部隊卻都不在湯恩伯身邊。如湯恩伯的基本部隊13軍先是被派到東北，后又駐扎在華北；如第85軍，被部署在了華中地區；如第29軍，干脆就給撤編了。

失去了基本部隊的湯恩伯被剪去了羽翼，只能雌伏做小，乖乖地趴伏在蔣氏身邊取悅盡忠。

可蔣氏對湯恩伯的偏見始終沒有在根本上得到改變。

按理來說，像湯恩伯這種既有資歷，又有戰功的將領，早都應該是上將了。可在1946年之前，湯恩伯始終就是個中將。

1946年2月，湯恩伯才好不容易混上了一個中將加上將銜，實授仍然是中將。

當時，凡是中將銜的將領去世，蔣氏為了體現出自己的“仁慈”，總是追贈去世將領一個2級上將的名分。

可在湯恩伯去世后，卻沒有這個待遇。由此可見蔣氏對湯恩伯的成見之深。一直到湯恩伯死后很久，蔣氏才在眾人的勸說下勉強給了湯恩伯一個2級上將的追贈。

作為一名戰將，湯恩伯的軍事生涯應該以1940年冬季為分界線劃分為兩段。

1940年冬季之前，湯恩伯履行了他作為一名將領的職責。雖然也有很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比如保守實力，見死不救等等，但戰功和殲敵數量畢竟擺在那里，誰也說不出二話。

不然，也不會流傳出他赴日本就醫的時候，是被日本人害死的說法。

而在1940年冬季之后，湯恩伯的表現則判若兩人。究其原因，是其野心通過戰功得到了部分實現，而其又不滿足，總幻想著要做曹操。

而蔣氏呢，為了滿足自己既控制李宗仁，又制約我黨在河南的發展的需要，就利用湯恩伯，有意識的對他進行縱容，讓其做大，終于尾大不掉，釀成了1944年豫中會戰的慘劇。

客觀地說，湯恩伯由一名抗戰英雄走到敗軍之將這步田地，其中固然有湯恩伯自身的原因在內，但蔣氏的責任更大。

蔣氏在湯恩伯發展過程中扮演的角色類似于“鄭伯克段于鄢”中的鄭莊公，如果不是鄭莊公在發現“段”有不軌企圖的時候不加制止，反而故意縱容，也不會有日后兄弟鬩墻的慘劇。

而蔣氏同樣如此，如果在發現湯恩伯有不軌企圖的時候就嚴加制止，湯恩伯也不會走到日后那個地步。

在這個意義上來說，湯恩伯的凄慘下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蔣氏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