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對待被告人供述辯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辯解是辯護律師可以了解到筆錄內和筆錄外所有內容的證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訊問筆錄外、庭審筆錄外向辯護律師講述的，與筆錄內的供述和辯解，往往有出入。筆錄內的供述和辯解并非都不屬實，筆錄外的供述和辯解也并非都屬實。辯護律師不能盲目地全盤接受己方當事人的辯解。對于己方當事人的辯解，辯護律師需要理性審查，避免將無效的辯解理由當作案件事實，更不要將無效的辯解理由當作辯護意見的基礎事實，否則可能導致辯護效果大打折扣。

01

理性分析被告人的辯解

絕大多數被刑事調查的當事人都實施了一些違法違規的事情，其中大部分可能確實實施了案涉犯罪行為。但他們面對辯護律師時容易將辯解代替事實，對案件事實真相遮遮掩掩，希望律師能夠肯定他們的辯解，幫助他們繼續辯解下去。所以，辯護律師不能盲目信任被告人的辯解，要理性分析，對案件事實形成自己的判斷。

部分辯護律師有時會完全聽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解，根據他的辯解重構其被冤枉的事實，據此撰寫辯護意見，向辦案機關提交。這樣的辯護意見，其實還屬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辯解，辯護作用有限。

而且，由于辯護律師的“加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其辯解更加自信，對案件事實真相更加隱晦不言。既高估了他們辯解的效果，也低估了辦案人員的偵查能力、裁判者還原事實的能力，導致案件很可能走向非常糟糕的地步。這種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牽著鼻子走的辯護方式，很難發揮效果。

更重要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覺得他自己想出來的辯解理由，甚至能完全說服專業的刑事辯護律師，可能會變得自信、盲目傲慢，對辯護律師及其意見可能不屑一顧。甚至會認為辯護律師并沒有給他提供幫助，只是聽了他的意見，然后相信了他的意見，辯護律師并沒有提出建設性的意見。既然這么好糊弄，那何必花律師費請這樣的律師。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不會信賴他的律師。長此以往，如果案件變得更糟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會隨時解除委托，甚至歸咎于辯護律師的“無能”。

其實，對辯護起到更大作用的是，聽取犯罪嫌疑人的辯解，與他們溝通過程中了解案件事實真相，并向他們仔細分析辦案機關的偵查方向、預測可能的偵查結果，建議他在這種不利結果的基礎上做最充分的準備和努力。并且，在充分考慮辦案機關的偵查方向、可能得到的偵查結果基礎上，有選擇地吸收犯罪嫌疑人的辯解，提出有建設性的應對方案和辯護意見。

案例：陳某涉嫌職務侵占罪案

陳某被控告侵占公司1000萬元，面臨刑事指控，公安機關已經刑事立案，隨時可能將他抓獲歸案。他在與辯護律師洽談過程中，始終將辯解當作事實，給出很多自認為站得住腳的辯解。

陳某認為，這些錢都是自己的個人賬戶支出的，但純屬私賬公用，所有賬號都是公司保管，所有資金都是為了公司業務而支出的。每一筆支出都有付款申請書，付款申請書都有公司蓋章、法人簽名，他按照付款申請書將款項付出去，如果說侵占這1000萬元，那也是法人侵占，而不是他侵占，他只是按照付款申請書，操作了付款行為，有憑有據，沒有問題，責任不在他。

細致分析發現，陳某跟辯護律師陳述的并非案件事實經過，全部是他的辯解。而且，他的辯解不合情理，肯定隱瞞了其中重要的細節。于是，律師一步步挖掘相關的案件細節。最后，陳某才透露了一小部分實情，“其實，坦白說，這里面有200多萬元是我為公司，拿給了一些領導，我這里也沒有證據”。由此可以猜測，大部分錢款可能與陳某有關。辯護律師需要理性判斷他的辯解，耐心挖掘真實案件過程，在此基礎上才能給出更好的辯護方案。

02

獨立判斷案件事實真相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個性不同，他們對待事實真相的態度也不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出現隱瞞事實、避重就輕的情況是非常普遍的，但是，他們對辯護律師陳述的應當盡量是真實的案件事實，不然辯護律師也認為他們的供述不合理、不可信，自然很難說服裁判者，判決結果很可能不理想。

不是所有的當事人都愿意向辯護律師透露全部案件真相。辦案時可以發現，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意跟辯護律師講述案件的事實真相，但是全案的疑點又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導致公安民警、檢察官、法官都認為他在撒謊，都選擇了一種對他非常不利的法律真相和法律定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對辯護律師隱瞞真相，甚至誤導辯護律師，就很容易導致辯護律師誤判，后果不可控。

辯護律師能看到的疑點、能推測到的真相，公安民警、檢察官、法官等辦案人員也基本都能夠看到、猜測到。因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對案件疑點作出合理的解釋和回應，結果將非常不理想。面對這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辯護律師應當說服他們告知真相，或者自行猜測判斷案件真相，在了解真相的基礎上，辯護律師才能幫助他們解釋各種疑點，才能提出有效的應對方案。

案例：曾某涉嫌故意殺人罪案

曾某與被害人是男女朋友關系，共同居住在學校某宿舍。曾某被指控兩人感情糾紛過程中，將被害人推下樓，導致被害人墜地當場死亡（經法醫鑒定，被害人系因高處墜落致重度顱腦損傷合并失血性休克引起死亡）。

本案是自殺、相約自殺、協助自殺、還是謀殺？沒有人知道真相，沒有證據能夠直接證明真相。所有案件事實都發生在僅有曾某和被害人兩個人在場的私密空間，而且沒有監控錄像、沒有提取到有效的聊天記錄，沒有目擊證人，被害人的家屬、朋友等人，也都不清楚究竟發生了什么。曾某幾乎否認全部的事實細節，認為自己當天都沒有碰到過被害人，被害人自己墜樓的。

在當前司法環境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既沒有給出真相、也沒有解釋疑點及回應各種猜想，結果大概率是相當不樂觀的。曾某對事實真相完全隱瞞，但是面對眾多的疑點他卻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曾某的供述和辯解，辯護律師都認為不合理、不可信，如何能讓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辦案人員相信。結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法院都在猜測，各自都認定了一種對曾某不利的犯罪事實真相。辯護律師處理該案，最重要的是在了解事實真相的基礎上，幫助他對這些疑點作出合理解釋，對各種真相的猜想給出有針對性的合理回應。

本案的事實真相究竟如何？面對辯護律師，曾某依然沒有如實告知。對于案發現場留下的足跡、指紋、生物成分，他要么矢口否認，要么認為不知道、無法解釋，總之對事實真相緘默不言。辯護律師只能靠猜測，在與曾某會見過程中，通過各種方式溝通發問、聽取他的答案、觀察他的肢體語言，猜測最有可能的真相。

本案的事實真相，究竟是曾某將被害人直接推下樓墜亡、糾纏逼迫被害人墜亡、相約自殺還是被害人自己輕生，抑或是其他真相，只有辯護律師形成相對準確的獨立判斷后，才能確定是否調取微信聊天記錄、郵件往來記錄、網絡云盤資料、U盤資料等證據，避免造成錯誤判斷、確定錯誤的辯護策略，甚至弄巧成拙。

03

溝通充分給予法律支持

辯護律師與己方當事人溝通過程中，要充分理解他們的行為，他的舉動都是有原因的，充分理解并獲得他們的信任，才能順利開展辯護工作。在充分溝通的基礎上，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意說的細節，辯護律師也需要進行猜測，然后給予相對應的法律分析支持。

案例：陳某涉嫌放火罪案

辯護律師會見了解到，事發前一天晚上，陳某想要利用煤氣罐自殺，于是擰開了煤氣罐。半夜醒來發現沒有死成，于是就起來關掉煤氣，不想死了。第二天起來繼續辦公（居住和辦公一體），工作兩個多小時之后，就玩了一下打火機，然后瞬間爆炸。他被重度燒傷70%，消防人員經過努力將大火撲滅。后來，公司給他墊付了醫藥費，他也向保險公司理賠，獲得幾十萬元醫藥費。《火災事故責任認定書》出來之后，公安機關將他刑事拘留，指控他涉嫌放火罪。

辯護律師會見時，明顯感覺到陳某沒有意識到事情的嚴重性，認為自己想要自殺，沒有造成嚴重傷害，沒有其他人員傷亡，也沒有燒毀什么東西，涉案那個房子也已經恢復原狀，才花了2萬多元裝修費而已，不是什么大事，辦案人員也跟他講這不是什么大事，配合調查把事情說清楚就好。顯然，如果不是缺少法律知識，那就是他的自我安慰。但我們也比較溫和地和陳某分析法律后果，沒有當面“澆一頭冷水”，理解、尊重并給予法律支持。

如果陳某被認定為是放火罪，法定刑是3年以上10年以下，公司很可能會開除他，沒有撫恤金、沒有補償；已經理賠的商業保險理賠款可能要被追回去；保險公司可能以編造虛假事故的理由控告他保險詐騙罪。如此一來，所有的醫藥費可能都要自己承擔。而如果構成失火罪，不屬于故意犯罪，公司可能不會開除陳某，保險公司也不能追回保險理賠款，也不會控告他保險詐騙罪，工傷也可以認定并獲得相關補償費用。如何解釋這個事情發生的經過，定性為是失火還是放火，對陳某、他的家庭來說，絕對是天堂與地獄的差別。

因此，辯護律師把不同定性的法律后果給陳某解釋清楚，他就會好好思考要怎么解釋案件發生的事實經過、怎么辯護了。這個提供法律支持的過程，其實已經提供了辯護策略。讓陳某明白事情的嚴重性，明白自己要怎么辯護，辯護律師與他的溝通就比較充分了。

04

辯護與挖掘真相的關系

厘清辯護與挖掘真相之間的關系，辯護律師才能在確定辯護策略時，有所取舍，避免在辯護過程中因為律師的失誤，造成負面的辯護效果。尤其是在事實真相不明朗的情況下，辯護律師更加需要慎重把握辯護與挖掘真相之間的關系。

案例：許某涉嫌交通肇事罪案

交警部門出具的《事故責任認定書》認定許某承擔交通事故的全部責任。后偵查機關委托法醫司法鑒定中心對被害人周某的死因進行鑒定，司法鑒定機構出具了《法醫鑒定意見》。該鑒定意見認定被害人死亡原因是重度顱腦損傷，且“頭皮損傷僅見于右側頂枕，符合當天（××××年××月××日）早上發生交通事故時造成，不符合回到家中后造成”。

控方指控被告人許某構成交通肇事罪的關鍵證據，就是《事故責任認定書》和《法醫鑒定意見》，前者認定許某負事故全部責任，后者認定許某的行為與被害人死亡之間存在直接因果關系。

表面上看，本案已經沒有回旋余地，但是本案關鍵證據為辯護提供了重要辯點。在事故發生后，被害人到醫院檢查做的CT報告顯示，被害人胸部肋骨沒有骨折癥狀。然而，法醫尸檢報告顯示，被害人胸部有多根肋骨骨折。

辯護律師提出辯護意見認為，被害人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后，可能又發生了其他傷害或者意外，且該傷害或者意外導致死亡結果發生，在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性的情況下，犯罪嫌疑人許某不宜對被害人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指控的罪名不成立。

對于本案事實真相，辯護律師內心很清楚，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無非兩種：

第一種可能是被害人在發生交通事故之后確實又發生了其他傷害或者意外，且該傷害或者意外導致死亡結果發生，犯罪嫌疑人許某確實不應為被害人死亡結果承擔刑事責任。

第二種可能是醫生誤診，醫生對CT掃描的結果解讀錯誤，導致出具了錯誤的CT檢查報告，而CT底片是顯示存在肋骨骨折的。

如果要查找真相，核實究竟是哪一種原因，則需要調取醫院的CT掃描底片，讓醫生對該CT底片再次進行檢查，組織專家對被害人的CT掃描底片進行會診，確認被害人入院檢查的結果究竟是否存在肋骨骨折現象，醫生是否存在對CT掃描結果的錯誤解讀。

然而，公安機關、檢察院、法院都沒有調取被害人的CT掃描底片，沒有讓醫生對該CT底片進行檢查確認。那么，辯護律師需不需要窮追真相，向辦案機關申請調取該CT底片，查清楚醫生有無誤診呢？辯護律師需要仔細斟酌窮追真相對辯護的影響，需要考慮辯護與挖掘真相的關系。

這里就要談一談刑事辯護的“梅森陷阱”了，所謂“梅森陷阱”指的是辯護律師開始著手查找真正的兇手，開始了檢察官的工作，立足于“因為是其他人干的，所以，被告人是無辜的”，但是，辯護人沒有能力履行查找真兇的證明責任，當辯護人這么做時，被告人就遭殃了。通過消除真偽不明這一合理懷疑的狀態來辯護并不明智，因為“試圖消除的真偽不明狀態——合理懷疑——恰恰是被告人最好的辯護理由”。

律師的辯護與挖掘案件事實真相的關系，其實就要考慮是否陷入“梅森陷阱”的窘境。探究真相雖然是辯護律師履行辯護職責、做到更好的辯護必不可少的工作，辯護律師應該去探究案件事實真相，但是，必須牢記、辯護律師沒有揭露案件事實真相的義務。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屬需要的，往往并不是案件事實真相，也不是正義，而是對他們有利的、無罪或者輕判的辯護結果。辯護律師可以挖掘案件事實真相，但必須衡量案件事實真相是否有礙于辯護，如果挖掘辯護真相的過程或者披露了案件事實真相，導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實被證實，甚至遭致比指控更重的刑罰，這顯然是辯護律師的失職。

在許某這個案件中，辯護律師如果申請調取被害人的CT掃描底片、對醫生是否誤診進行調查，此舉對辯護的影響無非兩種：

第一種影響：確認系醫生誤診，被害人在事故發生之后就有骨折，醫院的病歷與法醫鑒定報告沒有矛盾，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許某的行為與被害人的死亡之間存在的因果關系確定，需要為被害人的死亡承擔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許某的罪名確定成立。該影響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是最壞的結果。

第二種影響：確認不是醫生誤診，被害人在事故發生之后就沒有骨折，醫院的病歷和法醫鑒定意見確實存在矛盾，則驗證辯護意見成立，稍微能夠增強辯護意見的可信度。該影響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是有一點點好處的結果。

對比之下，辯護律師窮追真相可能帶來一點點好處，也可能給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帶來最糟糕的結果，那辯護律師還窮追真相嗎？還申請查證病歷與法醫鑒定意見矛盾的原因嗎？顯然需要慎重考慮、權衡，避免因辯護律師的舉動導致負面的辯護效果。

賴建東律師

宋氏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重大刑事部部長

一直專注于刑事案件的辯護與研究。

代表作：《全流程辯護》、《全方位質證》、《刑事控告實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