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余暉：終章

7、

事實證明，伍子胥是正確的，吳國的地理位置和國力、底蘊只適合以中原各諸侯國盟友的身份，做東南地域性大國，根本不適合進取中原稱霸天下。

吳王夫差賜死伍子胥以后的伐齊戰事，《春秋左傳》沒有記載，《史記·伍子胥列傳》只寫了一句：

“吳王既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賊，不勝而去。”

《史記·吳太伯世家》寫道：“齊鮑氏弒齊悼公，吳王聞之，哭于軍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但按照《春秋左傳》的記載，這件事發生在吳王夫差賜死伍子胥前一年，兩者時間完全不一致。

雖然《春秋左傳》和《史記》的記載有出入，但把兩本權威史料結合起來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一個合理的猜測，那就是吳王夫差此次伐齊，戰果不豐，沒有達到預期效果。

這樣的戰果，充分說明吳國的國力不足，兵員和物資投放能力有限，不能憑借硬實力威服中原各諸侯國。

而在這樣的背景下，吳王夫差為了達到最終目的，便以一種狗急跳墻的姿態，北上中原會盟諸侯，謀求中原各諸侯國承認吳國為天下霸主。

結果可想而知，戰場上得不到的東西，談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

公元前483年夏，吳王夫差在橐皋（安徽巢湖）會見魯哀公，然后命太宰伯嚭和魯哀公商議舉行正式會盟的事宜。

但魯哀公命子貢告知伯嚭，魯國拒絕舉行會盟。

隨后，吳王夫差到鄖地（山東莒縣）會見衛出公，再次提出會盟的要求，結果魯哀公、衛出公、宋國大夫皇瑗舉行了一場三國會盟，偏偏避開了吳王夫差。

通過這兩件事，中原各諸侯國的人心向背，已經顯露無疑。

公元前482年夏，吳王夫差抵達黃池（河南封丘），召集中原各諸侯國舉行會盟，但響應號召前來參加會盟的只有單平公、晉定公、魯哀公——

“哀公十三年，夏，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

單平公是周敬王的卿士，代表周朝。

晉國是以前的天下霸主、吳國的宗主國，晉定公代表霸業正統。

魯國是吳國進取中原的必經之路，避無可避。

可以說，這三方響應吳王夫差的號召、前來參加黃池會盟的勢力，都有不得已的苦衷，不能不來，而不是他們心甘情愿的前來參加會盟。

即便如此，吳王夫差也沒有擺平這三方勢力。

臨到舉行會盟的時候，晉國就站出來，和吳國爭奪歃血的先后順序。

因為按照會盟的慣例，第一個歃血的就是會盟的盟主，會盟結束以后，便可名正言順的晉升為天下霸主。

晉國要第一個歃血，其實就是和吳王夫差爭奪天下霸主的地位。

吳王夫差不服，說道：“于周室，我為長”——吳國出自太伯，周朝出自周文王，而太伯是周文王的大伯父，所以吳國的輩分高，應該吳國第一個歃血。

晉定公說：“于姬姓，我為伯”——晉國做天下霸主已經百余年，是所有姬姓諸侯國的總代表，應該晉國第一個歃血。

雙方爭論了整整一天，都沒有爭出結果。

就在這個時候，一個不好的消息傳到黃池——越王勾踐利用吳王夫差北上黃池、吳國國內空虛的時機，親自統兵伐吳，大敗留守的吳軍，俘虜吳國太子友、王孫彌庸、吳國大夫壽於姚。

消息傳到黃池，吳王夫差斬殺七個報信的人，才阻止了消息泄露。

但，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

吳國被越國偷襲、黃池會盟遲遲沒有結果，吳王夫差非常焦慮，臉色很不好看。這種反常的舉動，被隨晉定公前來會盟的大臣看出來了，他們甚至猜出了吳國被偷襲、留守吳國的太子友出事，決定耐心等待——

“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

墨，即臉色陰沉。

肉食者無墨，是因為吳王夫差對吳國大臣封鎖了消息。

吳王有墨，是因為只有吳王夫差明確知道事情的真相。

國勝，即吳國被敵國所勝。

大子死，即吳國太子友死亡，吳國失去法定的繼承人。

這句言簡意賅的分析，足以證明，晉國君臣仍然保持頂級的政治能力，而且一句“夷德輕”，足以說明在晉國君臣看來，吳國仍然是蠻夷之國，沒有資格和中原各諸侯國并肩而立。

就這樣僵持了一段時間，吳王夫差堅持不下去了，向晉國做出讓步，同意晉定公第一個歃血，自己第二個歃血。

這就意味著，吳國沒有取代楚國成為天下第二，更沒有取代晉國成為天下第一，吳王夫差事實上承認晉國是天下霸主，并在黃池會盟上，晉升為霸主陣營排名第二的諸侯國。

僅此而已。

黃池會盟的盟辭中有一句：“好惡同之”，要求晉、吳、魯等諸侯國和周朝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因為吳國僻處東南，基本不可能完成“好惡同之”的使命，那么吳國的“好惡同之”，只能是以盟友的身份，做晉國在東南地區的延申。

兜兜轉轉數十年，吳國的定位，又回到原點。

8、

黃池會盟的失敗，極大影響了吳國的命運。

伐齊的戰果不豐，暴露了吳國國力薄弱的事實，黃池會盟未能成為天下霸主，暴露了中原各諸侯國不擁護吳國的事實。自此以后，做為吳國的生死宿敵，楚國再無顧忌。

公元前480年，楚惠王出兵伐吳，吳軍士氣蹉跎，大敗，楚軍一路追至桐汭（安徽廣德）。

次年，吳王夫差為報復楚國，出兵伐楚，結果被楚國的白公勝擊敗，鎩羽而歸。

白公勝，即楚平王的太子建之子。

隨著楚國兩次擊敗吳國，消耗了大量的吳國有生力量，越王勾踐便不再等待，于公元前478年3月，利用吳國沒有恢復元氣的時機，出兵伐吳，大敗吳軍。

經此一戰，吳國再也不可能恢復往日輝煌了。

公元前475年11月，越王勾踐再接再厲，直接統兵包圍吳國都城姑蘇。

按照黃池會盟的約定，吳國和晉國應該“好惡同之”，但就在吳國生死存亡之際，晉國卻拒絕出兵救援。

就在姑蘇被圍的消息傳到晉國以后，晉國的趙無恤便命使者南下，騙過圍城的越軍，進入姑蘇見到吳王夫差，說了一句：“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

吳國遭難，晉國理應相助，但晉國的能力實在不夠，請您見諒。

吳王夫差嘆息道：“勾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越王勾踐要我的性命，晉國又不出兵救援，我要死無葬身之地了。

圍城整整兩年后，越王勾踐攻破姑蘇，吳國滅亡。

原本越王勾踐希望吳王夫差投降，居住在甬東（浙江定海），和曾經的自己一樣，卑躬屈膝的度過余生，但吳王夫差說：“孤老矣，焉能事君”，說罷自縊而亡。

越王勾踐只能帶著吳王夫差的尸體，返回越國。

伍子胥身死，但他堅持的路線，最后被證明是正確的。

吳王夫差贏得路線斗爭的勝利，但他最后身死國滅。

歷史的冰冷蒼涼，在此刻體現的淋漓盡致。

關于越王勾踐滅吳的事，《史記·吳太伯世家》則寫道：“越王勾踐欲遷吳王夫差于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

太史公用他的刀筆，寫出了吳王夫差的悔意、伍子胥的冤屈，又把吳國滅亡的因果歸于太宰伯嚭一人。

這是太史公對吳國滅亡的蓋棺定論，也是他給吳王夫差、伍子胥留下的最后一絲人文關懷。

那越王勾踐滅亡吳國以后，占有吳國的全部疆土了嗎？

理論上，吳國的疆土都應該納入越王勾踐的治下，但《史記·楚世家》里有一句：“（楚惠王）十六年，越滅吳。四十二年，楚滅蔡。四十四年，楚滅杞，與秦平。是時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

越王勾踐滅亡吳國以后，整整二十八年都不能消化吳國疆土，越國的勢力范圍始終不過長江，于是楚國東征，奪取江淮一帶的廣袤疆土。

吳國受晉國的扶持而崛起，最終做了晉國的棄子。

越國是楚國的聯姻盟友，最終為楚國做了嫁衣裳。

其實哪有什么“吳越爭霸”，吳國和越國廝殺數十年，始終是“晉楚爭霸”的延續而已。

9、

吳國和越國的廝殺結束了，那它們背后的公元前5世紀，又是什么樣的呢？

楚國雖然國力日衰，但奪取的江淮一帶的廣袤疆土，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楚國的頹勢。而且楚國和秦、越維持著盟友關系，極大的緩解了外部壓力。

故而，楚國可以維持大而不倒的架子，進入下一個大時代。

秦國依然被晉國堵在函谷關以西，難以大出于天下，必須和漢江下游的楚國結盟，才能溝通外部世界，在亂世中保留一席之地。

函谷關封閉了秦國，但也保護了秦國，秦國可以把西北視為天然的勢力范圍，靜心等待下一個崛起的機會。

齊國自齊桓公和管仲之后，再無明君強臣能復興齊國，以至于來自陳國的陳氏崛起壯大，先是聯合鮑氏擊敗國氏、高氏，成為齊國實力最強的家族，隨后又在齊國的北部邊境舒州（河北廊坊）誅殺齊簡公，真正奪取了齊國的軍政大權。

受益于齊國的魚鹽之利，以及陳氏做為新興家族帶來的朝氣，老邁的齊國也得以煥發新生。

晉國則是六卿親密合作，誅殺祁氏、羊舌氏等晉國宗室的旁支遠宗，并在祁氏故地設立七縣、羊舌氏故地設立三縣，讓晉國江山徹底改名換姓。隨后，晉國六卿之間爆發戰爭，范氏和中行氏戰敗，晉國權臣只剩下趙、魏、韓、智等四家。

和齊國一樣，留存下來的晉國權臣，即將利用晉國留下來的地理優勢、軍事實力、政治影響力，為自家打江山，戰斗意志和以前不可同日而語。

這四個大諸侯國，各有各的優勢。

鄭國和宋國地處中原，經過數百年的爭霸戰爭，早已民生凋敝，疲憊不堪。

魯國自魯隱公失敗以后，再也沒有振作起來，而侵占魯國國君權力、瓜分魯國江山的三桓，已經安享太平兩百余年，死氣沉沉，毫無生機可言。

衛國、陳國、蔡國、曹國自始至終都是大諸侯國的附庸，天然的實力限制，讓他們從未做過時代的弄潮兒，現在更不可能誕生稱霸天下的雄心。

這些小諸侯國，各有各的劣勢。

公元前5世紀的天下，似乎和以前沒什么不同。

公元前5世紀的天下，又和以前大不相同。

先是魯國實行“初稅畝”，宣布承認田地私有制，并按照田地的數量征稅，稅率大約是畝產的十分之一，人民群眾的生產熱情開始節節高漲，以前那種束縛生產力的井田制逐漸破產。

隨后，鄭國的子產在田地私有制的基礎上，進一步承認人民群眾開墾私有田地的合法性，并向城邑、農村的私有田地征收賦稅，用做鄭國軍隊的軍費。

緊接著，子產把重新修訂的法令刻在大鼎上，做為鄭國舉國上下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晉國隨即效仿，鑄造大鼎，把范宣子士匄的法令刻在鼎上。

最后，魯國修改賦稅制度——“用田賦”，把每畝田地的稅率，提高到畝產的十分之二。

以上這些改革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被各諸侯國接受并推行全國。

這就意味著，各諸侯國的政治基礎，不再局限于數量不多的貴族家族，而是不斷向下延申到基層，極大強化了攫取民間財富的能力、管理城鄉人口的能力、戰爭動員的能力。

當禮崩樂壞的寒氣，從諸侯國國君傳遞到卿大夫階層以后，天下事就不是一家一姓能操控的，更不是諸侯國國君互相會盟、妥協就能輕松解決的。

天下事，必須由天下人共同解決。

而各諸侯國的英雄豪杰，在禮崩樂壞的亂世總結出來的改革成果，則為天下人解決天下事，提供了強有力的制度保障。

那么，下一個大時代必然是逐鹿天下的時代、殺人盈野的時代、思想與智慧激烈碰撞的時代。

這個大時代，后人稱為——戰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