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歲男孩騎行被車碾壓，究竟該不該算“過失殺人”？

一個化名“球球”的11歲男孩，在其父帶領下，跟著自行車隊一起，在雙向公路上騎行，大家走的是機動車道。

這些騎行者穿著統一的隊服，騎車速度很快，有人碼表時速超過了37公里，有人在后面高喊“慢一點”。

一次轉彎時，球球不慎摔倒，半邊身子倒在對面的機動車道上。

恰在此時，對面一輛汽車經過。可憐的球球，被這輛車碾壓致死。

這輛車的司機，被球球的父親和眾多騎行者責罵、毆打，甚至被要求跪在球球面前。

此時引發了很大爭議，很多人都表示，如果我是那位司機，也難免躲不開突然倒地的孩子，

前不久，事態再次升級——那位姜姓司機，以“過失殺人”的罪名被批捕，面臨公訴、判罪。

而一般情況下，這類交通事故即使造成生命損失，只要司機沒有重大過錯，就不會涉及刑責。

但也有人認為，11歲就被汽車軋死的孩子，實在太冤；

也許司機不該被判刑，但其父，以及騎行組織者，都有明顯過錯，比如法律規定未滿12歲者不應在公路上騎車，“更該追責判刑的，是孩子的父親，其次是騎行組織者”。

這些是是非非的爭論，令人想到了法律學者羅翔老師的一本書，《法治的細節》。

“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過失殺人犯”

書中談到，法治的一個重要依據，是普通人的樸素情感。

“比如人人都不愿意被其他人以強力脅迫、霸凌和傷害，因此古往今來，無論任何文化背景，搶劫、綁架、強奸、行兇毆打乃至故意殺人等，都是不可姑息的重罪。”

然而書中也指出，普通人的樸素情感，經常有著難以調和的矛盾。

其中一個典型，就是“人命關天”和“過失致死”的沖突。

“人命關天”，幾乎是所有法律和倫理，最重要的基礎。

除了反對濫殺無辜的正面意義，在很多常人眼里，往往還隱含著這樣的邏輯：

“任何無辜者，如果死于人為因素，無論如何，都需要‘殺人者’為此付出‘與人命尊嚴相匹配’的代價，非此不足以為死者討個公道。”

按照這個理念，在封建王朝時代，即使過失殺人（尤其是地位低下者，因為過失導致地位高者死亡），也可能被判處死刑。

即使不判死刑，過失殺人的刑責，在過去很長時間里，都非常之重，比如漫長的刑期，或者流放到蠻荒之地。

時至今日，依然有不少人，在內心深處，覺得這是天經地義的。

“無論什么原因，動機如何，反正因為你，一個不該死的人死去了。人死不能復生，所以你也應該償命，至少也該‘生不如死’！”

就像球球的父親，一次次拒絕了肇事司機“賠錢，和解”的請求，一心想要將其送上法庭、送進監獄。

對這位父親，羅翔老師在書中通過一些類似案例，表達了理解，但對其做法，則難以茍同。

書中也談到了另一個“和人命關天理念，二水分流、互為制衡的事實”：

人人都可能在毫無惡意的情況下， 淪為“過失殺人犯”。

走在街上不小心撞倒一個人，或者不慎將足球踢在別人身上、將籃球打在別人頭上，而導致對方死亡：這些都是真實存在的事例。

“因為輕微的、通常情況下遠不足以致命的傷害，而導致猝死，這在法醫學界，稱為抑制死。”

再如高空作業的繩子突然斷了，或者飛機失事，一些情況下，根本不存在任何操作過錯。

“通常而言，施工方或者航空公司，要對死者家屬付出高額賠償。他們對這種‘純屬倒霉的’的意外，往往都有事先防范，購買相關的保險。”

“但在當今社會，如果死者家屬非要找個替罪羊，使之承擔刑責，來‘告慰死者’，就未免過分了。”

書中建議，每個人都不妨換位思考，比如球球的父親，不妨設想下：

如果我是那位司機，這種情況下，能夠突然剎住車，確保不軋到孩子嗎？

“如果沒有這樣的換位思考，那就意味著，每個心地善良、根本不具備社會危害性的人，都可能因為一時不慎甚至不可抗力，淪為身陷囹圄的‘殺人犯’……”

“其中每個人，都有一定的過錯！”

針對球球之死，網上也有這樣一種說法：

從肇事司機姜某，到孩子之父，以及騎行組織者，人人都有一定的過錯，甚至都該受懲罰。

只不過，有的人認為，球球爸爸的責任比司機更重，該判刑坐牢的他：

“孩子才11歲，法律規定滿12歲才能騎單車上街。身為父親，‘違法’帶孩子參加騎行，他才是害死孩子的罪魁禍首！”

還有的人，把矛頭指向騎行組織者：

“每個參與者的年齡，你難道沒有事先統計嗎？為什么允許11歲的孩子參加騎行？身為組織者，出了事故應該是第一責任人！”

包括那位司機，也有不是之處。

發生事故的公路，雖然已經修好，但并未正式投入使用。

雖然事實上，已經有不少汽車，從這條路經過，官方也沒有干涉；

但司機在此“非機動車道”行駛，畢竟屬于違規。

——上述爭論，雖然被指責的“罪魁禍首”不同，但都有一個共性：

“只要不完全合法，存在某些違規，那么一旦出了事故，此人無論被怎么重判都不冤。”

羅翔在書中，也談到了類似的情形，但他大概并不贊成上述任何人，當做“罪魁禍首”。

“很多輕微的違規違法，幾乎人人都難免，尤其是，這樣的違規，和發生事故，通常沒有必然關聯。”

比如每個人都曾在馬路左側步行或者騎單車，嚴格說來，這違反了“靠右行”的交通法。

假如父親帶著幼子，逆行走在道路左側，難道孩子意外被車撞了，父親反而要負法律責任？

騎單車，通常而言，是低風險運動。

球球有點胖，爸爸帶他參加騎行，讓孩子運動減肥；

騎行組織者認為11歲的孩子，和12歲沒什么區別，何況每個騎行者都戴好了護具。

而那個肇事司機，和其他眾多司機一樣，可能在這條路上，平安行駛了很多次，從未被干涉。

至于孩子突然在自己面前跌倒，誰也無法事先預見。

何況那個司機，車速并不算快，儀表顯示，每小時52公里——但面對突發情況，依然來不及剎車。

他們所有的人，即使都有過錯，也都沒有超出“人之常情”。

或者說，我們誰都可能多次出現與之類似的過錯。

難道我們人人都是潛在的“壞人”，候補的“罪犯”？豈有此理？！

何不“化復仇，為和解”

針對上述的種種“法治的無解難題”，書中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

將類似以牙還牙、血債血償的“復仇思維”，轉化為往事不可追、未來更重要的“和解思維”。

面臨“故意殺人”罪責的肇事司機，也是個苦命人。

家人患重病，他是全家的經濟支柱，如果講他投入大牢，或許又將是一場“家破人亡”的慘劇。

即使這樣，球球也無法復生 ，其父母依然要面對喪子之痛。

這場慘劇，沒有一個真正的壞人，每個當事人都是普通的不幸者。

彼此之間，何妨多些相互體諒的善意？

包括我輩網上的看客，也無需苛責其中的任何人。

此事尚未塵埃落定，小編期待的最好結果，是司機的“故意殺人罪”不成立，以無罪之人的清白之身，繼續養家過日子；

球球家長，以及所有騎行人員，或許都需要一些心理咨詢、心理干預。

無論如何，但愿每個人都不要留下長久的創傷，再苦再難也要繼續往前走。

對逝者而言，這才是最好的告慰，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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