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己的故土流浪

文｜西坡

剛做媒體的時候，領導教了我一個技巧，要在那些批評性的句子里加上限定詞，如“可能”“或許”“涉嫌”“個別地方”“有的官員”等等。一是為了“準確”，二是為了自保，防止被人挑出以偏概全的刺來。熟練掌握之后，我也會把這個技巧傳給新來的同事。

在特定時代從事媒體工作，這是個很重要的生存技巧，但我后來意識到，就普遍意義的寫作而言，這種力求“準確”與“安全”的意識，對寫作者是很大的傷害。嚴格來講，這是一種奴性意識。而寫作者有義務“從自己的血液中擠出最后一點奴性。”

為什么說是奴性意識，因為這些限定詞并不是均勻加在每一個批評對象前面的，對于居高位者、有強力者要特別注意，對于普通人可加可不加，有時對于弱勢群體也要加一點，可那已經帶有施舍的或防止激怒對方的意味。

改以自媒體作為謀生手段之后，我便丟棄了那些媒體寫作技巧。起初很是暢快，接著卻有一種悵然，我一招一式學習到身上的那些技巧，統統歸之無用了嗎？我的武藝可比許多人都更好呢。當然，我很快就想起了魯迅那段有名的話：“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后，還萬分喜歡。”

自媒體也不是想寫什么就能寫什么，但它與媒體那種每句話都要掂量一下、揣摩一下的寫作方式，已經有性質上的不同。我可以把一大塊我想卻不能寫的東西直接切掉，不去碰它，就像砍掉一條胳膊一樣。但我可以終日操練我僅剩的一條胳膊，相信自己有朝一日可以不輸其他地方那些有著兩條胳膊的幸運兒。獨臂與大俠是不沖突的，但一條胳膊做工，一條胳膊討饒，哪怕無人發現，人也會瞧不起自己的。

前幾天跟一位朋友講，我是一個喜歡制造概念的人。我從一個概念跋涉到另一個概念，就像奧德修斯從一個海島流浪到另一個海島。我最近比較得意的一個概念是“在岸離岸”。在岸是一種狀態，離岸是一種動作，將來也可以成為一種狀態，但現在還是一種動作。

另一位朋友，那天看到我的“在岸離岸”，給我分享了一段聊天記錄。他跟他的朋友說：“我最近在想，不如抱有一種新的心態，我估計是我發明的，一種自我放逐心態。當自己是外國游客吧，就不奇怪了，因為這里就是這樣，我既然無法改變也可以當作跟自己沒關系。本土異鄉人，說得文雅一點，native stranger”。我看完之后說，這好像是我的聊天記錄，我們分別獨立地發明了類似的概念，就像牛頓和萊布尼茨分別獨立地發明了微積分。

在無能為力彌漫的時代，發明概念并不純然是自娛自樂，“思維就像奔跑的豆子或攀緣的薔薇，如果給予其自由活動的空間和格柵，它們就能走得更遠。”更重要的是，語言是我們另一個家鄉，從時間意義上是我們更可信賴的家鄉，“語言只顧走自己的路，沒有上面頒下來的敕令指導它，沒有任何一位政客、任何一個學術機構可以阻止它的進化，將它誘導到他們自以為最理想的方向去。”敕令當然是有的，有的敕令還可能改變語言的航道，但語言總會從出人意料的地方出擊，拿回自己的主權和尊嚴。

語言是我們隨身攜帶的世界。語言也是一種行動，可以召喚出我們身上那些已經退化的觸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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