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男撈女入獄圖鑒——婚戀詐騙案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認定

作者 |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 合伙人律師

“胖貓事件”事實公布后，我接到了不少關于婚戀中財產糾紛的咨詢，大家也知道我只辦刑事案件，來咨詢的朋友基本都圍繞著“如何通過控訴詐騙把對方送進去”和“如何避免對方通過控訴詐騙把自己送進去”發問，希望我能給出有用的信息。

其實這些咨詢除了讓我吃瓜吃個飽，并沒能讓我的職業價值發揮：因為大多數咨詢呈現的事實，只是人與人之間正常的經濟糾紛，沒有上升到刑事犯罪的范疇。

“刑法不懲罰所有的法益侵害行為，只懲罰嚴重的法益侵害行為”這句法學專業生耳熟能詳的話，也在這里可以翻譯成“刑法不懲罰所有的渣男/撈女，刑法只懲罰社會危害性、行為手段惡性達到一定程度的渣男/撈女”。

婚戀詐騙入罪的關鍵在于論證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而論證非法占有目的的本質，就是發掘并證明行為人實施案涉行為的異常性。只有行為人的行為與一般社會大眾所認知的“正常行為”相比有足夠的異常性，且確實存在刑事制裁的必要性，才能構成詐騙罪或其他犯罪。

那么，大眾關心的問題是：道理是圓滿的，但現實里應該怎樣區別罪與非罪呢——“非法占有目的”六個大字，講完都不需要換氣，可有時候卻能直接決定被害人的財產損失能否得到挽回、直接決定當事人是否被刑事追訴，現實中，到底哪些行為可能會被認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呢？

01

“團伙行為”

前文已述，論證非法占有目的的本質，就是發掘并證明行為人實施案涉行為的異常性，當前最常見的“異常行為”之一，便是多人有組織的進行親密關系構建，也即“團伙行為”。

這種做法常見于直播平臺、公會詐騙案，一般是在平臺或公會的組織下，女主播借“戀愛”“約炮”的名義與聯絡男性網友并索要錢財。類似案情往往伴隨“制定話術”“偽造人設”的情形，好讓女主播高效獲取被害人信任。

全國各地均有直播平臺、公會詐騙案發，行為模式大體相似，區別無非在具體組織形式，如平臺、公會、主播三者由誰主導各有不同，但無論何種模式，均與下文要談的“1v1”詐騙不同——可以說，直播平臺、公會上的詐騙是一種流水線性質的詐騙，其社會危害性往往更大。

這類案件里的許多女主播，往往會以“被害人自愿給付”為由申辯，但這種辯解難以獲得認可——因為詐騙犯罪不與“自愿給付”相斥，其本質恰恰是“因受騙而自愿交付財物”，而認定構罪的核心不在于給付行為，而在于團伙行為。團伙行為自有的“組織性”或可推斷出兩個結論，一是行為人在事實行為過程中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行為人對平臺行為的業務邏輯有著清晰的認知，因此若再作出“不知是詐騙”的辯解理由也難得認可。

02

性別謊報

謊報性別是婚戀詐騙案件另一常見手法，也常見于語聊平臺詐騙案件。現如今，AI換臉、換聲技術越來越先進，且對類似技術的法律法規監管有待健全，使得不法分子輕易便能通過技術進行“形象改造”，塑造更有吸引力的形象去實施詐騙。

性別是影響婚戀活動的重要因素，一旦行為人謊報性別，則可認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我國主流社會并未接受“心理性別”的主張，因此所謂“心理性別”的抗辯也無法得到支持。

目前，常見的“謊報性別”詐騙案，多系男性假扮女性，如許多直播平臺詐騙案中，公會雇傭多名客服（含男性）與被害人“網戀”，以此騙取被害人錢財。但實際上，“女扮男”式網戀詐騙案也并非個例。

宣某某詐騙案

重慶市銅梁區

審理法院：重慶市銅梁區人民法院

宣某涉嫌詐騙罪一案中， 被告人宣某某（女）與被害人張某某（女）于2016年通過“QQ”網絡游戲認識，宣某某虛構“陳書陽”男性身份與張某某確立戀愛關系，雙方通過“QQ”進行聯系。 后宣某某虛構陳書陽妹妹周芙嬌，陳書陽朋友喬楠、歐陽、算命奶奶等多人身份，以給陳書陽及其親人買禮物、幫陳書陽還借款等各種理由，在2018年3月至2020年12月期間騙取張某某115210.59元。銅梁法院在審理該案時認為，被告人宣某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實施電信網絡詐騙，虛構事實，設置騙局，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構成詐騙罪。

無論是“男扮女”還是“女扮男”，只要謊報性別并索取錢財，都將被認定“有非法占有目的”，從而構成詐騙罪。

03

虛構身份

本文將虛構身份與謊報性別、虛構職業的情形分開介紹，系因為現實中有不少以虛假姓名與被害人交往，騙取錢財的案例。其中侯青林詐騙案與閆齊齊詐騙案尤為典型。

侯青林詐騙案

山東省煙臺市

一審法院：煙臺經濟技術開發區人民法院

案號：（2018）魯0691刑初234號

二審法院：煙臺市中級人民法院

案號：（2018）魯06刑終429號

侯青林案中，公訴機關指控其在2015年7月至2017年9月間，通過QQ、微信“附近的人”功能先后加7名中年女性為好友，之后冒充軍人與該7名中年女性談戀愛，期間虛構承攬工程需用錢等各種理由共騙取該7名婦女人民幣614400元。

在該案審理過程中，侯青林的辯護律師提出辯護意見，認為針對部分被害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中，有部分與被害人開具欠條，并通微信等方式還款1000-1600元，因此該部分事實不應認定為詐騙，而應認定為民間借貸，相關數額應當從涉案金額總額中扣除。

法院審理認為，該案中侯青林以“王浩”“王文強”名義與被害人談戀愛，并以虛假的名字向被害人出具欠條，案發后雖表明愿意向被害人退還錢款，但并未實際還錢。此外，侯青林多次以虛構的姓名出具借條或欠條，經查實無還款能力，亦無還款行為，具有明顯的主觀故意，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構成詐騙罪而非其辯解的民間借貸。

閆齊齊詐騙案

云南省硯山縣

一審法院：云南省硯山縣人民法院

案號：（2022）云2622刑初111號

二審法院：云南省文山壯族苗族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

閆齊齊案中，公訴機關指控閆齊齊虛構美國留學生、斯坦福大學博士的身份，謊稱“自己的父親是陜西省高官”，與他人戀愛交往，以多種借口（如奶奶死亡、高管父親被抓、生病、朋友賭博資金周轉不開等）騙取戀愛對象及親屬錢財總計141300元。該案一審由云南省硯山縣人民法院審理，判決閆齊齊構成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九個月。

一審判決作出后，閆齊齊以“部分涉案金額屬于朋友借款及生活費用開支”“從被害人郭某處獲得的錢財有借條并且大部分是贈予”為由提起上訴。二審法院審理認為，閆齊齊在索取財物時所稱“奶奶過世、父親被抓”的事實均不存在，且所謂“借款”經調查，每筆轉賬時間間隔較短、數額較大，不符合生活日常開銷數額，此外，閆齊齊所“借”款項均用于個人揮霍，因此認定閆齊齊虛構個人身份，并編造虛假事實作為“借錢”理由實施詐騙行為，構成詐騙罪，并駁回其上訴。

從該案不難看出，詐騙罪的實質，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行為人虛構事實，以虛構的姓名出具借條或欠條，且無還款能力，亦無還款行為，其詐騙的主觀故意明顯，應成立詐騙罪。此外，行為人在前款未償還的情況下繼續多次向同一人以虛假事實進行“借款”，借款得手后用于個人揮霍，且不進行償還的，也將被認定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04

虛構職業

謊報身份、職業的手段也很常見。 大多為男性嫌疑人謊稱自己是領導干部、高干子弟、軍人、警察等具有一定社會地位、影響力的角色，以此騙取女性被害人的信任，謀取不當利益，個別案件也有女性嫌疑人偽造富二代角色，并通過高度美化的個人形象行騙。一旦行為人謊報個人身份，且兼具索取財物的行為，即可認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

需要注意的是，假冒國家工作人員騙取財物既有可能構成詐騙罪，也有可能構成招搖撞騙罪。關于兩罪的適用區別，不同司法機關在實踐中可能有略微不同，目前主流的區分標準是：

1.詐騙罪更關注財產損失，屬于侵財犯罪，而招搖撞騙罪更關注對國家機關公信力和正常活動的破壞，屬于侵害社會秩序犯罪； 2.詐騙罪的成立對數額有要求，招搖撞騙罪沒有數額要求； 3.詐騙罪對手段沒有細化要求，只要符合隱瞞真相或虛構事實的要求即可，而招搖撞騙罪僅限于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身份。

判罰標準：假冒國家工作人員進行詐騙的，以重罪論處。該標準來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詐騙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進行詐騙，同時構成詐騙罪和招搖撞騙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05

以虛假事由索取財物

謊報索財事由也是常見的犯罪手段之一，嫌疑人謊稱“父母生病”“弟妹上學”“家遭變故”等，向被害人索取巨額財物，容易被認定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僅靠“謊報事由”可能不足以完全定罪，還需要結合其他事實，如獲財后迅速轉移、揮霍、隱匿個人行蹤等。

武建詐騙案

鄭州市二七區

審理法院：鄭州市二七區人民法院

案號：（2013）二七刑初字第552號

“謊報事由”往往與其他情形同時出現，以武建詐騙案為例，被告人武建在與被害人接觸過程中，謊稱自己有正式工作、姐姐在國外、父母是高干，塑造與實際情況完全不同的個人形象，與被害人劉女士建立戀愛關系。交往期間，武建謊稱成立一家滅四害產品公司需要資金，向被害人劉女士借錢，通過透支信用卡的方式，從被害人處獲得21萬元，又擅自將被害人名下車輛以低價抵押給鄭州某企業管理有限公司，武建在獲得上述財物后便隱匿自身行蹤，至此本案案發。法院審理認為，武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身份等事實的方法，騙取他人錢財，數額巨大，已構成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零六個月。

近年來，針對老年人的婚戀詐騙時常發生，有的犯罪分子以“補繳社保”“辦理養老統籌”的名義實施詐騙，對此需要引起警惕。

彭某詐騙案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市

辦案單位：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機關

該案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打擊整治養老詐騙違法犯罪十大典型案例之一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公安廳2022年9月發布的打擊整治養老詐騙違法犯罪十大典型案例中，彭某詐騙案便屬于典型的婚戀詐騙案件。根據辦案單位公布的信息，2018年9月至2021年6月期間，被告人彭某通過與多名被害人交朋友、談戀愛的方式降低被害人的心理防范，謊稱自己是人社局退休干部，認識人社局領導、教育廳領導，有能力幫助受害人辦理社保補繳、養老統籌、孩子入學等事項，隨后以幫助打通人脈關系、請領導吃飯為由累計詐騙10名受害人12.58萬元，彭某將詐騙所得財物全部用于日常開銷和揮霍，至案發時詐騙錢財已被彭某揮霍一空。

人民法院審理認為，被告人彭某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數額巨大，其行為構成詐騙罪。鑒于彭某如實供述自身的罪行，且有認罪認罰情節，對彭某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并處罰金2萬元，責令退賠違法所得12.58萬元。此案是一起以辦理“補繳社保、辦理養老統籌”為名實施的養老詐騙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老年人不了解社保政策、希望補繳養老保險、辦理養老保險的心理，謊稱可以找關系為老年人代辦社保、代補養老保險從而詐騙財物，導致被害人遭受財產損失。

06

同時與多人交往

同時與多名異性構建親密關系并索取錢財，也可能被認定存在非法占有目的。司法實踐中，單獨以“同時與多人交往”認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況相對較少，多為輔助認定因素，這大概是因為“同時與多人交往”的行為更多偏向于道德譴責范疇，此外，戀愛中雙方的經濟往來有時并非完全以婚姻為目的，沒有虛假身份等諸多因素疊加，直接以“多線操作”為由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容易不當擴大刑法的打擊。因而單獨以此認定非法占有目的因而入罪或存不妥。

07

總結

通過上文的介紹，我們不難總結出關于婚戀詐騙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幾個特點：

1.因素疊加。行為人在實施詐騙時，往往兼具虛構身份、虛構職業、謊報性別、謊報性別、多線操作等多個因素，大約是因為“一個謊言需要用另外一個謊言去粉飾”，當行為人說出第一個謊言時，第二個謊言便已在醞釀中。

2.關注差異性是本質。本文列舉的六項認定關注因素，本質上是對案涉行為區別于正常婚戀行為的差異性予以重點關注。譬如閆齊齊案件中，被告人辯稱涉案款項系借款及生活費，二審法院便以被告人獲取相關款項的頻次、數額及使用途徑異常綜合認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這種做法本質上還是對異常性的關注與歸納。

3.用款途徑和償債能力是關鍵。行為人對涉案款項的使用（如揮霍、歸還個人債務等），以及有無債務償還能力，往往也是認定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重要因素。不少婚戀詐騙案件的嫌疑人，其實有較強的反偵查意識，會在行騙過程與被害人訂立借款協議或借條，以此將索財行為合法化為民間借貸行為。司法機關往往會通過調查以上兩項因素，綜合判斷案件系屬于民間借貸還是詐騙。

[完]

葉東杭

廣東金橋百信律師事務所合伙人律師、刑事部副主任，高校法學院證據法學課程校外導師。從業期間，葉東杭律師主攻信息網絡犯罪、經濟犯罪、性犯罪辯護，每年經辦大量刑事案件，擁有豐富的信息網絡犯罪、性犯罪案件辯護經驗，曾在經辦的多個案件中取得不起訴（無罪）、無強制措施釋放（無罪）、緩刑、勝訴、二審改判勝訴等成果及偵查階段取保候審、不批捕取保候審的階段性成果。為更好地實現刑事辯護專業化，為客戶提供更優質的刑事辯護服務，自2023年1月1日起，葉東杭律師只承接、承辦刑事犯罪辯護業務、企業刑事合規業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