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國人的憧憬，大國們的態度，在那些風雨飄搖的歲月里！

所有諸侯們內心對中原都是有著野心的。

大國如齊楚，小國如鄭宋，在數百年間都主動參與過稱霸中原的行動。

鄭莊公、宋襄公等諸侯皆以會盟諸侯來贏取諸侯們的認同，但能真正成為春秋霸主的少之又少，歸根結底還是要看誰的軍力更強。

國家與國家之間的對比始終是要依靠一場戰爭來決定，其間交織著陰謀與內亂、攻擊與幻滅的輪回。

游走在這樣的血雨腥風的篇章里，諸侯們既在享受著戰勝者的輝煌片刻，也同時承受著所有繁華落幕后的悲傷，大多數諸侯們總會回歸到周人的禮儀法制中，用繁復的祭祀儀式來終結戰爭所帶來的死亡與痛苦。

這即是周人的共識，是列國諸侯的共識，也是諸侯列國能夠持續數百年奉周天子為首的核心，“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與祭祀的最高權限皆在天子之手。

魯國人終春秋戰國時期，都沒有主持過任何會盟，魯國只是穿行在各種會盟之中。

因為魯國人執掌周禮最復雜的禮儀程序，便被各等霸主們指定為會盟上的最重要賓客國。

霸主們若是能得到魯國的參與，會盟的正統性往往得到更多認可。齊國人對外征戰的時候要邀請魯國人，晉國人號令群雄的時候也邀請魯國人，就連南方的楚國人北進中原的時候要邀請魯國人，霸主們在推行武力強權而后依然不能忘懷周禮這張遮羞布。

魯國總是在試圖成為這個時代的和解者，出現在魯國的那些人物如孔子、孟子還有墨子，他們用尊尊親親來教育諸侯國君們，用克己復禮來教育臣民，他們行走于江湖，不想安靜卻又安靜的觀察著整個世界，尤其是到后來的三桓時代魯國人便少有規模化對外征戰，更多局限在魯國國內。

作為周天子最為至親的諸侯之國，周王室其實是對魯國人有著相當的憧憬的，希望魯國人能夠在天子的意圖中成為諸侯們的表率。

周圍的諸侯國們對魯國的期望也始終比魯國人對自己的期望更要高，這就注定魯國人的思維模式受制于此，不能更多的參與到諸侯們的稱霸戰爭中。

魯國人是高高在上的，是冠冕堂皇的，諸侯列國不管是多么強的國家，等到國家穩固之時終究還是要派遣使臣到魯國來參學周禮，魯國的命運似乎與周禮同氣連枝。

當年伯禽的“變其俗”其實是在強力的推動國家運轉，可是到春秋戰國時代魯國似乎已經成為區域的引領，其文化影響力甚至遠播千里之外，于是魯國人的強硬轉而變成了溫文爾雅，伯禽當年的國策就像是叛逆的荷爾蒙作祟，回想起來都覺得很不值得。

事實上在魯莊公、魯桓公時期魯國人也嘗試著各種不同和可能，希望重振當年伯禽時代的雄風，甚至把兵峰對準了臨近的齊國，希望賦予魯國更多的角色。

魯莊公甚至參與到齊國的君位之爭中，魯桓公則把郜國的大鼎置于魯國太廟，這種種失禮之舉雖是來自魯國國君的個人行為，可是任意的放縱終歸要付出代價，后來的齊魯之爭大多起始于這個時期。

而魯國在周人心目中地位，其對周禮的繼承，成為魯國邊境的另外一道屏障。齊國人在要攻打魯國的時候，就有朝臣說“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而魯國人自己也認為是“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意思就是禮尚在國不會亡，這種認識的幼稚性讓魯國人的內亂跟諸侯列國都不同，韓趙魏分割晉國，田氏篡奪齊國，三桓卻陪魯國到了最后。

周人對于政治有種傳統叫“存滅繼祀”，就是滅了一個國家不會斷絕其祭祀活動，西周建國的時候分封了很多前朝國家，杞國沿襲了夏人的禮制，宋國沿襲了殷商的禮制，還有康叔分封到衛國時采取的國政是“啟以商政，韁以周索”，康叔到晉國時就是“啟以夏政，韁以戎索”。

衛國最早就是殷商人的地盤，而晉國最早則是夏族人的地盤。最具有純正血統的正是魯國人，魯國人始終不忘“法則周公”，不管是在血緣上、政治上或是經濟社會上，魯國人都是最具周人傳統的。

這既是魯國的優勢，也成其為魯國的發展瓶頸尤其是到后來魯國人的這種態度就導致魯國不可避免的成為保守派諸侯國的根源。